现代民族志的美学转向及其特征初探

于启立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西宁 810007）

现代民族志的美学转向及其特征初探

于启立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西宁 810007）

概述了民族志的写作范式从“文化的记述”到“文化科学”再到“文化的解释”三次转向，认为这些变革并没能完全解决民族志写作中的所有疑问和矛盾，尤其是在民族志的真实性上存在的疑问。提出并初步论证民族志的美学转向有可能成为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新追求。

民族志;美学转向;真实;人生意味;直觉;召唤结构

一、从“文化的记述”到“文化的解释”

“民族学”从诞生开始，就与文化的记述密不可分。从最初的诗人、传教士、商人、探险家、记者以诗歌（如《荷马史诗》）、游记（如《马可·波罗游记》）和口述成书（如《大唐西域记》）等方式对异地文化、风俗和趣闻的记述开始，“文化的记述”成为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此时的记述，多数还只是简单资料的收集、记录，还存在着大量的回忆、想像和夸张的特征，但这些记述也为后人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由摩尔根对易洛魁人进行调查，到马林诺夫斯基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民族志写作范式的出现，人类学和民族学从最初简单的资料收集转向了文化整体观，从想像、夸张转向了客观真实。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建立了以“田野工作”“文化整体观”和“功能主义科学文化理论”为特征的“文化科学”民族志写作范式，流行一时。

但是，马氏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文化科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甚至他自己所著的《作为严格词义上的日记》，也成了对“价值无涉原则”的背叛。在这本书中，他表达了对当地环境的失望和对当地土著人的厌恶和反感的情绪［1］。因此，田野作业中最为重要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真实性成了最易被怀疑的因素。之后陆续有许多实验民族志问世，如影视民族志，对民族志写作范式的反思仍然继续着。在众多反思者中，真正引起民族志范式变革和转向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

格尔茨将解释学理论引入到民族志写作当中，在他看来，文化是人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解释的科学”［2］5－6。在这里，格尔茨强调人文理解与科学理解的区别，即科学记录事情的客观事实，人文寻求事物存在的意义。他提出“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两个概念，并从民族志方法和民族志文本两个方面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强调自身角色的特殊性和自身的文化限度。他认为人类学家就是作家，在民族志写作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策略，必定会体现主观性、艺术性等个人的风格。他在《著述与生活:人类学家作为作家》一文中，对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理查德等4位倾向于“文化科学”写范式的人类学家的作品进行了分析，着力说明个人的身份、文化背景对民族志写作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格尔茨不仅对马氏的民族志写作范式进行了反思，还建立了新的“文化的解释”的写作范式。

但是，这一新的民族志的写作范式成了温森特·克拉潘扎诺批评的靶子。他在《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一文中写道:“尽管格尔茨用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伪装，但其实在‘深度游戏’中并不存在从当地人视界出发的对当地人的理解。有的只是对建构出来的当地人建构出来的理解。他关于建构的建构看来都不过是臆测，或者至少是把他的视角、他的主观性与本地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建构出来的本地人——的视角和主观性混为一谈。”［3］此外，温森特·克拉潘扎诺对格尔茨的《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一文也提出疑问:难道运用大量的夸张、想像和联想也是对异地文化记述时所达到客观真实的方法之一种吗?“谁告诉格尔茨了?”［3］

由此可见，即便我们将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茨提出的两种不同的民族志范式只认为是两种不同理论上的差异，也不能避免田野调查过程中文字记录是否真实的担心。因此，如何消除这种担心，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志美学转向的特征

细读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我们可以发现该书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论和新的叙述方式的展示，而且已经开始了美学的思考和尝试。因此，美学转向有可能成为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新追求。本文仅以探讨的方式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叙述真实

造成民族志写作范式转向的根本原因，是美学观念的转向。19世纪以前，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客观反映论”认为，人类的创造成果可以反映客观真实，并把反映和揭示本质和规律，即“合规律性（真）”作为它的美学观。而19世纪末兴起的新美学观，则是反叛性、叙述性，甚至是荒诞性的。这一新的美学观不关心是否能反映客观真实，而是关心“叙述真实”，即是由语言叙述而使读者感到的一种真实，即“合目的性（善）”。因“叙述本身就表达了一种生命和时间的内在绵延的特征”［4］4，因此，它会比客观真实更让人感到真实，并且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一美感所体现的就是作为作家的独特的个体性。罗兰·巴尔特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纹，别人无法冒充，风格绝对是个人化的。它能将客观真实从封闭和静止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如格尔茨在对民族志特点的描述中所说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2］32，使人有一种生命的真实体验。

“叙述真实”并不是从简单的现象描述到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分析的过程，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描述，或者说，描述这件事本身也变的复杂起来。这是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分不开的。单从社会层面上看，有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兴起和挫折、第三世界的民族觉醒和独立以及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从人的内在层面看，有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的存在，荣格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存在主义发现在了生存的荒诞性和非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的“物化”和“异化”本质、全球化过程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文明现状，而叙述手法和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的关系也正是人类经验的内在与外在图景的同构与融合［4］5，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最形象、最自觉的表现手法，当然也是最复杂的表现手法。即使是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当地文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样会给研究者最为精细和复杂的感受。因此，记录的语言必然会变得更具有想像性、暗示性、间接性、甚或混乱性，以适应自己想到表达的意思，而难以平铺直叙了。

另外，文字的真实性面临的一次最大的挑战和冲击的外部原因，就是影视技术的迅速发展。因为，就真实性而言，影视肯定比文字的记述更真实。因此，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将影视引入民族志中，出现了影视民族志。多角度的影视拍摄自然比单一角度的记述更全面，更真实。

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文字作品体现的美学观自然地从“客观真实”转向了“叙述真实”。我们可以从格尔茨的《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一文中表现出的夸张、想像和联想中，感受到一种比客观记述更为真实的真实感。这就是“叙述真实”所带来的魅力。

2.人生（生命）意味

任何一部民族志，都不应该成为仅仅让读者知道其中所记述的故事，让读者记住有关异地文化分析的结果和结论的文字载体。民族志是一部作品，是一部作者与异地文化之间的或开放或自足的精神对话，是一种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生命体验，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生命的意味，而那些记述的事件、故事及分析的结果和结论，也只能作为人生（生命）意味的承载物。所以，直觉形式（事件、故事等）和“叙述真实”的手法也是为了能更好的体现生命意味。我们的重心应该从知识转向人生（生命）意味。人生（生命）意味是文化的集中和归宿，文化人要做的并不是说出生硬的文化命题，而是应该将文化命题人生化。这也应当成为民族志写作的追求。

如何才能做到文化命题人生化?传统民族志写作范式中，仅以“文化整体观”的观念是没办法做到的，应该从宏观里展现微观，在群体中表现个体。关于微观与宏观、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美学关系，余秋雨认为，社会、制度、事件等本身都应该成为背景，在这个背景前面要展现的就是人生，因此，通过展现的人生，先把宏观历史人生化，之后在前台展现的人生与人生化了的历史之间就会产生深刻对应的美感。在这一点上，格尔茨有着同样的看法，格尔茨在对“深描”一词的解释中说到:“文化不是一种引起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2］17－18在这里，文化整体性地成为了展现人生的舞台，而这“舞台”同样被人生化了。

由此可见，民族志不仅是对异地文化的记述、描摩和分析，更是一种文化背景下的生命展现。因此，并不是先以“价值无涉”的心态进入异地文化，而是以人生（生命）意味的体现（对当地人的人生和生命的敬畏之情）而达到“价值无涉”。可以说，对人生（生命）意味的追求——即对美的追求，应当成为民族志写作的追求。

3.直觉

文字作品（一切的创造成果），就是一种以感性直觉为基础的构成形态，或者说，首先就是一种表现形式，民族志也是一样。那么，这种外在形式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任何一件吸引人的事物，首先在于它有直觉形式，这是人们接受与否的第一步。语言的选择、文字的运用、故事的构架等等，都会成为一部作品首要被读者审视的方面。优美的文字、精彩的故事，必定比粗糙的文字、无聊的故事更为吸引人。格尔茨的《深度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一文，在文字的运用、故事的叙述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吸引人。

但是，直觉必定是随意、偶然，甚至是草率的，它具有本能性，那么，重视直觉是否有必要?柏格森认为，“直觉是指一种挣脱了理性分析而能直捷、整体、本能地把握世界精神和人类意识的能力”［5］114，因此，忽略了直觉，就忽略了把握精神和人类意识的能力。如果让理论分析代替直觉，这是一种“倒逆”［5］116。

除了能够使读者情愿的进入作品之外，对文本的分析同样需要直觉的引领。“直觉是真正与对象化成一体、打成一片的，而分析则只是借助于一些人所共知的普遍因素的组合来‘包围’对象，而实际上并不能抵达对象”［5］115“直觉能使我们抓住智力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并指出提供这东西的方法。”［5］120黑格尔的“知性不能掌握美”的深刻观点，同样说明了直觉对分析的引领作用。一位理性的分析者，会由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从何处着手分析，直觉成为了一个人的分析特征。

直觉形式，是进入美的开始，并贯穿于审美的始终。直觉不仅是一种表现，也是内容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6］29，即不是由形式向内容积淀，而是由内容向形式积淀。这“有意味的形式”是“目的性和规律性相统一，是人类生存、发展史中的最大事件”［6］29。因此，民族志写作要重视直觉形式。

4.召唤结构

在传统民族志的写作过程中，尽管作者（记述者）会对异地文化的各方面有所观察和记述，而记述的文字或写成的作品，则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封闭或自足的实录”［7］。这种文体不仅封闭，而且也无法使民族志真正完成，因为，真正的完成是在文本之外，是阅读者以开放而不是封闭的方式完成。

达到开放，是以接受作为基准的。接受美学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伊瑟尔提出“召唤结构”［5］190的概念，认为“文本应该存在一种召唤读者进入的结构机制”［5］190，使读者能够真正的进入作品，积极参与对作品中的记述、描写和分析的思考，它不会束缚读者，而是向读者开放，使存在于作品中的、形式化的异地文化，通过这种召唤机制鲜活起来，并成为读者愿意思考或愿意接受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但这并不代表任何一种文化的生命力都是旺盛的。有些文化只是在它自身内部比较有活力，还有些文化已经处于消亡的边缘，因此，通过接受美学提供的召唤机制，让接受者进入某种文化气氛中，可以让文化在文本之外产生一种奇特的生命力。这种奇特的生命力在于，把凝固在历史中的具体事件、细微行为，转成一种面对人们的、开放的文化对话。当人们面对巴厘岛人们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巴厘岛人的存在方式可能是格尔茨所描述的存在方式，而当其他人以别的方式重新定义巴厘岛人的存在方式时，人们对巴厘岛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就不会是单一的，如果再有第三、第四个人再以其他的方式来定义巴厘岛人的存在方式，那么，理解就变的多重和开放。而这种多重和开放也是对文明复杂性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无法以一种结论式的状态出现。

如何实现召唤结构呢?有研究认为，作品无法离开接受者而独立完成，因此，作品不应该呈现为完成状态，而应该保留让接受者进入的空间，埋伏一系列故意留下的空缺。这种非完成状态或空缺，并不是指文本本身，而是一种思考的空间，即民族志对文化的记述和解释，不能以规定的方式固定结论，而是要向读者开放，留出让读者思考和再评价的空间［5］191。这种开放就是自由。其实，不仅是文本，文化的建设和创造过程，也同样需要有一种召唤式结构。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马林诺夫斯基来说，“民族志学者旨在以记述的方式来记录和分析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8］，而不是“解释历史”，但是对格尔茨来说，恰恰相反，因为在解释学看来“一切解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把握的应用”［8］。事实上，记述本身也只是解释的一种形式。

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是“以记述作为解释”，它追求客观真实的单一性，具有合规律性（真），那么格尔茨则是“以解释作为记述”，它具有可被多角度理解的多重性，具有合目的性（善）。——从“反映”到“解释”，从“单一”到“多重”，从“合规律性”到“合目的性”，这种转变正是与不同时代的不同美学观相呼应。但是，真正的美，首先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活动与过程”［6］282－283，所以，美的追求，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茨的统一也就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美或进入美的境界。

［1］胡鸿保，张丽梅.“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J］.世界民族，2010（1）:39.

［2］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07.

［4］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0世界的小说和小说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5］余秋雨.艺术创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6］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学四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7］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139.

［8］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8.

Aesthetic Turn of Modern Ethnograph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YU Qi－l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ning Qinghai 810007，China）

An overview of the ethnographic writing paradigm from the‘account of culture’to‘culture of science’，and then to‘cultural interpretation’is provided.It is argued that these changes have not completely answered all ethnographic writing questions and dealt with all contradictions;especially doubts about ethnographic authenticity.It is proposed and preliminarily proved that the aesthetic turn of ethnography may become a new pursuit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paradigm.

ethnography;aesthetic turn;authenticity;meaning of life;intuition;appeal structure

C95－05

A

1009－315X（2012）02－0120－04

2011－07－12;最后

2011－09－16

于启立（1981－），男，山东荣城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