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建：论“学科规训”视域的大学精神问题

郑建钟

一、“学科规训”之意蕴

著名的教育家杨叔子先生曾将当前我国大学教育的特点归纳为“五精五荒”和“五重五轻”，即：“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和“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 ”［1］因此，他认为“非常有必要强调人文教育，必须把人文教育作为现代大学的基础”［1］。杨先生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弊端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中所存在的诸多精神文化问题，“学科规训”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与制度的源头。

“学科规训”是“学科”与“规训”的综合，作为系统学习之科目的指称词——“学科”最初源自古希腊语的didasko(教)和拉丁语 disco（学）的综合，在古拉丁文中“disciplina”兼具有教学、训练、基于命令的遵从之意［2］，因此“学科”一语兼具知识与权力之义，且与实习和练习相关联，被用以描述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新学科。20世纪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知识社会学研究中发掘并率先使用“规训”概念于哲学场域，“学科规训”问题才引起世人的重视。

在福柯看来，现代的学校系统是社会的教育“规训机构”，这种“规训”方式是一种建立在以知识传授和开发的基础上的权力技术，同时，教育也是建立在以学科分类为基本原则的训练模式。美国著名学者霍斯金发展了福柯 “知识—权力”内在相通的思想，指出：“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力，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这些变化从18世纪后期就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