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判牍案例研究
——以拐骗妇人案件为例

刘猛

明清徽州判牍案例研究
——以拐骗妇人案件为例

刘猛

明清徽州拐骗案件案件较多，妇女深受其害。当地士绅、宗族与官府，开展了合作，遏制拐骗事件的发生。守徽官员公正审批，颁布禁令，严保甲，设乡约。拐骗案件出现拐骗者血缘化、不重视被拐妇人的出路、对拐骗者处罚不严厉等现象。关键词：徽州；判牍；拐骗；妇人

明清时期的徽州，“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1］然而对照其他文献，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远非上述记载的那样安定与和谐，其社会内部出现了不少问题。本文仅以明清时期的判牍，探讨徽州拐骗案件［2］。

一

徽州“傍山依谷，东连严衢，南通遂安，西接江右。一切奸黠出没无常，动于交界地方，开张饭店，窝人惯盗，及打降拐带之徒，不时□卖妇女丁口于异方”［3］422，出现了“养女之家，或衣食不足，贪得身价以倖一时之保暖，每以及笄之女，卖与行路之人，或携入川，或带入省，一去永诀，咸所弗顾。亦有孀妇改适，稍棍止求媒金之厚实，不问买娶为何人，甚至有夫之妇，忽而生离”［4］178-179的悲惨情形，其中以拐骗最为突出。 如“黄黑、张阔拐骗案件”：

黄黑、张阔父母兄弟，皆以拐骗为生。黑父文助，吴氏之仆，阔母乳黑，称兄弟焉。村民罗毛酗酒无赖，妻吴氏反目剪发，为夫所弃。黑诡称阔亲弟，串媒春老嫂，称阔为张廷诏，欲娶吴氏，和诱窝藏程思泉家，将携景德镇略贩，吴氏不从，阔打伤其手足……［5］129

在傅岩的记载中，该案出现了两次，一方面说明该案件拐卖者与被拐者，拐卖者与拐卖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说明该案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使得傅岩不得不对该案一再审问，以达到结案的目的。

晚清时期，拐骗案件却依然存在。在清歙县人方文光的禀批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据汪吴氏，以该民人诱拐卷逃，恋奸抗匿等情，来府具控，声明于上年五月十八日，控县批饬提究。该民如果凭媒价买，执有婚据，何不早为呈验，挺身投讯，案延一载，始行出诉。谓非设法装点，希图抵制，其何能信。察核抄据情节不符，讯供又极支离，着即押发收讯，以成信谳，而遏刁风［6］519-520。

这时期发生的案件又有了变化，拐卖者以配婚为名而展开，使得该类案件有了新的借口，案件更加复杂。

二

面对频繁发生的拐骗案件，徽州的士绅、宗族与官府开展了合作。总的来讲，其处理方式有以下两种形式：

首先是内部处理，即希望把事件的影响消除在宗族内部，甚至是家庭内部：

立甘约人：王长魁，缘自不合，串仝张广林，捊张方氏拐骗，卖在浮邑。□殊广避匿无踪。身被查获綑责，身知理亏，跪求再四，蒙恩宽恕轻释。当自改过自新，决不敢再行入村，如再仍蹈前辙，任凭送官处死。是身甘愿，恐口无凭，立此甘约为据。

同治元年十二日

立甘约人 王长魁（押）

亲笔甘愿［7］12

其次是将事件鸣官，由县官主持公道。在内部处理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徽人也将事件鸣官，以便官员主持公道。如《清乾隆五十年九月投状人戴治平转卖奸贩间离骨血》：

十八都一图具投状人：戴治平，投为转卖奸贩间离骨血恳并报究事，余由再申。

乾隆五十年九月 日具投状戴治平（押）被投 吴次周 违例作恶人被辱 戴兴弟 受辱害陷人

据 现产存见女贵图保尊大人 施行［8］183

官府受理案件之后，即进入审判程序。如上文提及的“黄黑、张阔拐骗案件”，其审判结果是：奉本府宪提，里族俱有公鸣……吴氏一案，黑、阔二犯罪岂胜诛，姑薄杖。其余如程思全之窝囤，文助、春老嫂、潘应忠之党恶，各责惩，免拟［5］147-148。

面对拐卖的恶习，徽州地方官对此也极为重视。康熙年间知徽的吴宏就认为：大抵非穷汉自鬻，即奸徒拐卖。过客利其便捷，交银之日，随即挟之而去，朝为故夫职爨，暮随新主戒途，见者伤心，闻之酸鼻。更有绅士大户蓄婢居奇，原非自己所生，不关离别之惨，往往高价远售。无怪乎本处妇女日少，而贫民之无妻者日多也。民多鳏旷，则不能长其子孙。人稀地废，日渐荒残［4］179。

守徽官员对这类案件也能及时审批，“传原告人等到案，调查婚据，验明真伪，分别究断，报覆察夺。 ”［6］519-520在明了事件之后，对拐骗事件“除已经一面出示严禁外，但嗣后若有汉属别州县违禁买去者，卑职尚可移关追回”［4］178-179。

守徽官员为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便颁布禁令。如吴宏《禁稍贩妇女出境》：嗣后凡有女之家，如系自幼许配与邻近地多，媒聘有凭，书帖有据者，仍许照常嫁娶外，其一切未经许配之女，务于本处择婿，不许与外境之人通媒议娶。民间孀妇，或招夫入堂，或改醮与人，亦止许与本处人成婚，不许稍棍簧诱嫁与境外。至于有夫之妇，其平日不相和谐者，或离或合，许其依律告官酌断。如有本夫私鬻，或奸徒用计买休，图奸图利，嫁卖出境者，本夫、拐犯各遵律例尽法重处。绅士大户所蓄婢女，非嫁为农妇，即配与仆人，亦不许潜卖出境。

徽州地方官也常以行政手段来控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尤以建立保甲、乡约最具代表性：

拾家为甲，拾甲为保，择材能诚实者为长甲，置牌架器械，遇盗鸣锣，传知救捕。平日逐户挨查赌博非为，呈首究治。其无籍流棍，技术流娼，游食僧道，严行驱逐，地方宁谧［5］55。

为使保甲能有效运行，府县制定了十家牌制度。掌握各地人口的具体状况，控制人口流动。光绪十年休宁县十家牌就是一例：

钦加同知衔特授休宁县正堂水为给发十家门牌事。现奉臬、宪札发章程，饬即督率董保人等，清查户口，举办保甲，按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责成逐户挨查，以清盗源，合行给发总门牌。为此牌，仰该牌长收执，嗣后务须常川稽察，各户内有犯种种不法等事，即行出首，毋得容隐，亦不许诬捏。如有迁徙、生故、婚嫁、增减及除外佣工贸易，随时由牌甲各长，告知董保人等，于门牌同图册内，一律改正，以凭抽查。倘有隐漏，察出干咎（下略）［7］165。

休宁将各牌人口登记在册，以便查察。歙县《十家甲长总牌》中亦是如此。歙县对各牌人口，“开列各户姓名、籍贯、年齿、生理”，并“悬挂门首，周年更换稽查”，“将文成公牌法一本，每日稽查，晓谕化导，后开各家人户一□，互相惩成。”［7］38

乡约在宣讲之中，宣传节妇烈女，以正风化，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

乡约。宣讲圣谕，稽查善恶，为化民成俗首务。翻刻乡约全书，附以修备赘言，遍给各乡于保甲。乡兵讲武之法，兼行农隙，每月定期举行，询报善恶［5］55。

在徽州各县，不仅要建立保甲、乡约制度。而且在保甲基础上，严禁各种非法的行为。其中“拐抢妇女、和诱略卖”的行为，即徽州地方官严禁的非法行为之一。

三

在现存的判读中，众多有关拐骗案件。虽然在徽州社会予以强烈的抵制和惩罚，然而揆诸判牍中，拐骗案件依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

其一，拐骗者出现了地方化，甚至是亲族化、血缘化。不再是外地来徽拐骗，而是本地人进行拐骗。康熙年间，吴宏对这种现象有比较明确的记载：非穷汉自鬻，即奸徒拐卖。过客利其便捷，交银之日，随即挟之而去，朝为故夫职爨暮随新主戒途，见者伤心，闻之酸鼻……有汉属别州县违禁买去者，卑职尚可移关追回。诚恐四川兴安、湖广等处稍贩恶棍，多方略诱，违禁买去，远飏境外。 若非仰请宪令，不能禁遏［4］178-179。

“过客”往往挟妇而去，到达“四川兴安、湖广等处”，说明被拐者大都是被外来者所拐卖。但在上文所见的王长魁和黄黑、张阔两案，犯罪分子已出现了地方化的倾向。王长魁“缘自不合，串仝张广林，捊张方氏拐骗，卖在浮邑”，从这句话中可知王长魁是被拐妇女的同村人，不然不会轻易的得逞。而黄黑、张阔案中主犯黄黑、张阔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黑父文助，吴氏之仆，阔母乳黑，称兄弟焉。”两者与吴氏亦是主仆关系。这说明拐骗者的地方化、血缘化已经很明显了。

其二，拐骗案件事发后，不论是私下解决还是鸣官处理，史料中关于被拐妇人的出路都没有具体的记载。

在众多的案件中，不论是内部解决，还是鸣官，对于犯罪分子的处理是有着明确的记载。如上文所讲的王长魁，他就是被要求“改过自新，决不敢再行入村，如再仍蹈前辙，任凭送官处死。”［7］12黄黑、张阔等人也都获得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从这些文字记载中，我们无法窥探出当时的徽州妇女，尤其是被拐骗妇女的出路。她们是被归还原郡，抑或是留居被拐骗的地方？我们都无从得知。这不仅说明当时对妇女被拐骗善后行为的不重视，也说明徽州妇女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可以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妇女的社会地位。

其三，徽州社会虽然大力打击拐骗妇人，但对于事发的拐卖者的处罚并不严厉。在案件的处理中，不论是内部处理还是鸣官，对于拐骗者的处理都不严厉。在内部处理的王常魁案件中，宗族只是立下甘约了事，让其“自改过自新，决不敢再行入村，如再仍蹈前辙，任凭送官处死。是身甘愿，恐口无凭，立此甘约为据”［7］12而已。

在鸣官的处理中依然，上述的“黄黑、张阔案”，只是给予以下的判决：“吴氏一案，黑、阔二犯罪岂胜诛，姑薄杖。其余如程思全之窝囤，文助、春老嫂、潘应忠之党恶，各责惩，免拟。”［5］147-148

上文中的方文光案件，更是“薄惩”了。刘汝骥只有以下的批示：“仰歙县即传原告人等到案，调查婚据，验明真伪，分别究断，报覆察夺。毋稍瞻徇，切切。禀粘并发，仍缴违式斥。”［6］519-520案件的审判结果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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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卞利.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J].历史研究,2000(1)；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梅立乔.从《歙纪》看明末歙县委派经纪人购粮赈灾措施[M]//吴春梅.安大史学·第2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3]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两江总制傅、安徽抚院江详文[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七辑·第28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4]吴宏.纸上经纶·卷二·禁稍贩妇女出境[M]//郭成伟、田涛.明清公牍秘本五种[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傅岩.歙纪·卷之九·纪谳语[M].陈春秀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7.

[6]刘汝骥.陶甓公牍·卷七·歙县民人方文光禀批[M]//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十册[Z].合肥:黄山书社,1997.

[7]王钰欣,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卷)·卷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8]周向华.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D929.49

A

1673-1999（2012）04-0050-03

刘猛(1985-)，男，安徽阜南人，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2)历史与社会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201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