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学传播中的矛盾载体

刘姗姗

影视：文学传播中的矛盾载体

刘姗姗

文学的特有魅力是借助于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姿态存活于不同的空间。影视传播却是作为一种矛盾载体而存在于文学传播历史中。首先，基于其“再现”（Representation）功能，影视改编要忠于原作，承袭原作的精华及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其次，在提炼了原著主旨的同时，影视为文学作品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发展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二战后，人文领域的核心理念发生的变化令人惊讶。影视也逐渐放弃其“再现”（Representation）功能，呈现“再生产”功能（Reproduction）。在忠于原作和注入新时代元素的过程中，矛盾不可避免，这也必然不同程度地曲解了文学作品。影视和文本构成“互文性”，作为矛盾载体的影视，为二者共同发展寻找新的“阿基米德支点”。关键字：文学；影视；矛盾载体；协调

一、文学与影视的不解之缘

媒介性是文学的属性之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强调了文学媒介的重要性，他是较早关注媒介重要性的哲人之一。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从来就没有超越媒介的文学。文学的“媒介性”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诗学问题。媒介的重要性首先表现为对文学的载负。在现代社会，影视以其特有的属性承担着对文学的载负。

“1900年，梅里爱将民间传说《灰姑娘》搬上银幕，这是将文学改编成为电影的开始。”［2］27-28这次改编的成功，给梅里爱以极大的鼓舞。1902年，他又将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改编成电影。这之后的百余年间，众多经典原作被搬上荧屏。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先后被法、智和德三个国家的电影艺术家们搬上银幕，连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里西斯》也曾经被改编成电影。从此，电影和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相互对话，彼此都深刻地影响了对方。本文将着重讨论的是影视改编和经典文学之间的关系。

二、忠于原作的改编

忠于原作的影视改编，体现的是“再现”（Representation）功能，即模仿文艺的功能，再现真实的文学作品。忠于原作就承袭了原作的精华及核心理念，在这种模式下，“力求在思想内涵，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尽可能与文学原著保持一致…不是对原著毫无改动，也不是忽视电视艺术的独特规律……”［4］72-73旧版《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被认为是忠于原作的改编，在提炼了原著主旨的同时，用更简洁的电影语言来叙事。

影视延续原著的风格，设计出各种鲜明的人物行为和心理对比，增强了文学意义和戏剧效果。在众多情况下，电影没有使用画外音的方式再现原著中的心理描写，而是采用细腻的人物表情、细微的动作和音乐背景等元素来烘托主题。影视的独特性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空间，它借助其视听文化特征和图像优先，感性优先原则转换文学形式，使文学在另一种空间生存。1996年和2002年的漫画版《巴黎圣母院》借助卡通漫画的幽默、幻想等主要特征，生动地再现了原著所要表达的内涵。虽相隔几百年，莎剧中的经典人物依然存活于书评、书籍、漫画以及影视等各种不同的媒介中，并逐渐成长、丰满乃至成熟。影视同时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一个更便捷地接触文学的平台，打破了传统文学只能由读书人来分享的惯例，实现了文学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目的，具有重大意义。

影视编剧朱苏进说，影视是很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影响力奇大，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与它比拟。文学经改编后，在媒介权利的扩张与提携下，大为轰动，从而使小说的召唤力与亲和力增强。《乱世佳人》为多层面的观众提供平台来接触原著《飘》，而至今不衰的历史剧“帝王热”，受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被改编后奇高的收视率的影响颇多。

莱斯特·阿斯梅姆说过，“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中总是最有希望获得金像奖。”［5］3-4这说明了文学原著的恒久魅力。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影视接触并了解文学原著，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

三、新时代元素的增添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文领域中原有的理念和价值观随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影视改编与时俱进，吸纳了主流的时代因素，因而它反映的是其所处时代的伦理观、审美观和价值观。

接受美学创始人姚斯说：“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应，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8］26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不仅仅需要发扬其精华，同时要能吸纳百川，扩充生命张力。因此，唯有不断吸收不同时代的先进元素，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获取新的阐释和新的生命力。以莎剧《威尼斯商人》《奥赛罗》两部戏剧为例，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犹太人夏洛克的偏见和黑人奥赛罗的歧视问题被提上日程。张邦卫认为正是这种不断“变形”与“增值”过程，才是文学的魅力所在［3］35-37。 美国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说，“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7］144这里所强调的“延伸”，就是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它不仅仅是文化意识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对文化价值的重新评判。

经典小说是影视剧本的来源。拥有不同文化底蕴的民族、国家对原著的不同解读，必然加入自己民族自己时代的特有元素。电影增加了迎合观众趣味的元素，增加浪漫符号来渲染气氛和环境，如《莎翁情史》寄托了人们对莎剧的美好祝福；影视《红字》的结局，主人公一家三口离开，迎合观众对于美好爱情故事的期望；《吸血鬼也疯狂》加入了幽默元素，使一步恐怖影片笑声连连。现代社会的众多问题也被加入影视剧本中，《夜访吸血鬼》就加入了血腥、暴力、谋杀、贪婪、欲望等一些社会弊端。

四、矛盾冲突

忠于原作和注入新元素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避免对原著的核心价值观相冲突，注入新元素应注意度的衡量和把握。改编如果离纯文学艺术越来越远，就会造成对文学经典的误读。

文学的商品性和功利性越来越多地成为现代社会为影视注入的因素之一。二战是一个转折点，受到二战前后人文领域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急剧变化的影响，影视也逐渐放弃了其“再现”功能（Representation），而显示其“再生产”功能(Reproduction)。 影视逐渐建构起自己的绝对影响力，影视的改编也从局部的“偷梁换柱”走向群体的“偷天换日”。经典名著的改编不再是为了文学而影视，而是为了影视而文学，浓厚的功利性和归附性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原著虽在场，实际上不在场。

金庸先生给他的武侠影视打分总是不及格，而古龙先生的武侠影视更是失去了原作大部分的韵味，影视《红字》改写了小说的结局，新版的《红楼梦》《西游记》不再是加入过多元素的问题，而是彻底的“改头换面”，《夜访吸血鬼》这部影视加入了太多的血腥元素只是为了吸引观众，殊不知这本小说本是探讨人性的哲学著作，电影《莎翁情史》使我们不禁思考一个道德问题——婚外恋，影片中的赞同态度似乎违反了不同时代的共同禁忌。

媒介的话语权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话语权、政治话语权和经济话语权。发言的永远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著名导演刘恒说，作家辛辛苦苦写的小说可能只有10个人看，而导演清唱一声，听众就能达到万人。影视凭借文学的优势攀上霸主的宝座，而影视的改编不是对原著进行挖掘和深化，而是以知名的原著为幌子，促销自己的影视作品，这就是所谓的“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且不论利益的丰厚之说，这样的影视作品流毒深远，从而导致对文学作品的远离。美国作家戴安娜·克兰说：“在今天的后现代社会中，为文化设立标准和塑造大众趣味的是这个文化场所，而不是高雅文化。”［1］6这个文化场所指的是由影视所主导的大众文化场所。

在影视改编过程中，我们所丢失的是文学内在的审美之维和精神之维。1935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知名代表人物本雅明清晰地论述了以平版印刷、摄影和电影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成批的机械复制而把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审美特质——“灵韵”（Aura）排挤掉了［6］78-81。影视时代作品失去了独特性，以其摹本性取代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这样的影视改编浅化了原著的深度，淡化了原作的意义，从而使艺术的权威性消失殆尽，直至落入单纯娱乐大众的俗套。

任何一种媒介的的作用区域都是有限的。电影是感性的，电影顾及不了原著的次要人物，展示当时社会情境和“世道”方面也不如原著完整，无法诠释原著的全部意义。而小说的理性带给人们的思考是无限的。

五、调和方案

文学场只是“权力场中文学场”，在权力场中居于从属位置。但是政治场、经济场只有通过文学场的重新塑形才有可能对文学场的起到作用。这里我们借用学者张邦卫的的两个观点：媒介“偷火”——文学性的外流和他用；媒介“消火——深度或意义的丧失”。也就是说，媒介在逐渐消解文学的权威和中心地位，然而媒介的“消火”并非“灭火”，它事实上是一种“分火”与“续火”。

影视传播内容有限、信息量小、生命力短暂。比如当年引领亚洲影视界的香港影视走已走进了瓶颈之地，四处寻求发展契机。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说过：“书本要比世界这场景更为广阔，因为，它在事实之上还要加上思想。”影视要取得持久的发展，必须转向文学，汲取文学浓厚的文化底蕴。二者呈现一种“杂体互渗”的关系。一方面，影视以文学原著为改编基础，借文学的肩膀攀上霸主的宝座；另一方面，文学要借影视改编而重整旗鼓。影视改编吸引大批观众，进而促使这些“观众”成为“读者”。这个循环模式是双向的，影视反响不好，进而失去大批读者；原作读者反响不好，进而失去大批观众。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二者关系密切。影视若是只借用文学的名头而行事，则犹如无根之浮萍，生命力短暂，它需要吸收文学精华再加之以影视自身的优点，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二者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需要一个维系二者平衡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

[1]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M].赵国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

[2]刘易斯·雅各布斯.美国电影的兴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3]张邦卫.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盘剑.走向泛文学——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学化生存[J].文艺评论,2002(6).

[5]乔治·布鲁斯东.从电影到小说[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6]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7]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8]姚斯.走向接受美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26.

J904

A

1673-1999（2012）04-0113-03

刘姗姗（1983-），女，河南原阳，西南大学（重庆400715）外国语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201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