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和期盼
——论《莫瑞斯》中的同性恋主题

文蓉

困惑和期盼
——论《莫瑞斯》中的同性恋主题

文蓉

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莫瑞斯》是其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被评论家称为“政治小说”。小说反映出福斯特的同性恋伦理观，即对同性恋的困惑、理解和关注。

福斯特；《莫瑞斯》；同性恋

一

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是 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大部分研究者都将目光投向他生前发表的五部作品，论述也往往集中于当中的“联结”主题、“发育不良的心”及其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等方面，而对其故后发表的以同性恋为鲜明题材的《莫瑞斯》（Maurice）的关注则较少。本文通过对这部半自传体小说《莫瑞斯》的解读，深入探讨福斯特的同性恋伦理观，以此更好地了解这位“当代英国文坛最令人费解的人物”［1］。

《莫瑞斯》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莫瑞斯所经历的同性恋恋情。作者福斯特本人是一位同性恋者。“E.M.福斯特是现代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同性恋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福斯特总具有爱德华七世时代作家的特点，正如他所说自己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晚期’的人物，但是福斯特比自己同时代任何其他具有想象力的作家更好地表征了现代同性恋解放的观点。”［2］福斯特本人经历了两次相持时间并不是很长的同性恋恋情，并终身未婚。而福斯特另一部作品《最漫长的旅程》中的主人公里基的一句话，也是对作者本人的真实写照，即“你从未属于那个庞大的一族”。“庞大的一族”是指被众多人认为是正常恋情的异性恋。在福斯特看来，同性恋恋情“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福斯特将这种情绪真实地融入进了《莫瑞斯》中，表达了他对同性恋的理解和思考，并以此希冀主流社会能宽容理性地对待同性恋者。

《莫瑞斯》是以福斯特所崇拜的爱德华·卡朋特为原型的。卡朋特是“英国第一位描写性的现代作家”［3］，并且是一位倡导“纯朴生活与具有高尚情操同性恋的先知”［4］1。在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中，跟福斯特本人一样，主人公莫瑞斯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幼年丧父，经过了私立预备学校、公学以及剑桥大学的求学经历；在传统中产阶级模式培养下的莫瑞斯，却背弃了传统的道德束缚和性取向，接受了中产阶级道德所排斥的同性恋。

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是一个禁区，无法公开表现。19世纪著名的唯美主义文学家奥斯卡·王尔德因他的同性恋倾向而以“有伤风化罪”被判入狱。福斯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时，正是在“王尔德同性恋事件后笼罩英国的压制同性恋的极端时期和其自我意识觉醒时期”［2］。而福斯特本人也深知这点，认为“直到我去世，英国灭亡”，这本书也是出版不了的。但作者福斯特相信同性恋是“美好的”。在他看来，倘若同性恋遭到歧视，则不是同性恋者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福斯特将这种美好的愿望寄托在 《莫瑞斯》中，反映出主人公莫瑞斯对同性爱的渴求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部小说中，同性恋被福斯特刻画成了美好的爱情。

二

莫瑞斯“从记事以来”就具有同性恋倾向。幼年时小园丁乔治的突然辞工让他非常痛苦。而内心深处，他竟然会想起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仆人。但这个时期，莫瑞斯为自己心头这种古怪的想法感到惧怕，那种懵懂的意识在他看来是个 “鬼怪”。其次在两场梦里，也能显现出他的同性恋倾向。第一场梦中的人物是小园丁乔治，在梦中两人“刚刚抓住对方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强烈的失望使他惊醒”。而在第二场梦中，莫瑞斯虽然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但却有个声音告诉他，“这是你的朋友。”［4］17莫瑞斯起初说服自己梦中的朋友“可能是耶稣，之后他认为可能是希腊的神，但他最终相信这个朋友很可能是仅仅是个男人”［5］99。他会为这位朋友“就是赴死，也在所不惜”，并且不把“世俗放在眼中”。

与异性恋相反，莫瑞斯一直将“某个少年当做一心追求的目标”［4］19。而同性恋倾向也使他厌恶女性并对异性恋婚姻有所反感。在公学的年度颁奖日上，起初莫瑞斯觉得舍监太太是一位“俏丽”的女人。而之后巴里大夫告诉他男性是为“女人而生的”，为了人类的延续，男性“必须与女人同步而行”，莫瑞斯再次凝视着舍监太太的背影，却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由此可以看出莫瑞斯内心深处对女性的厌恶。

剑桥被称为英国上层社会同性恋的温床。从公学毕业后莫瑞斯进入剑桥大学，遇到了认可同性恋恋情的同学克莱夫。克莱夫从年少时就领悟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为此而感到恐惧，但他从古希腊文化中得到了慰藉，通过阅读《会饮篇》，他得知“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有那样一种倾向。把它省略了，就等于省略了雅典社会的主流”。他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充满激情却又有节制的爱，只有气质典雅者才能理解”［4］101。克莱夫引导莫瑞斯认识了真实的自己，并认同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在性心理学中，同性恋被简洁地定义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受到同性的吸引，并且对异性不感兴趣。与克莱夫在一起，莫瑞斯总想引起他的瞩目，喜欢抚摸克莱夫的头发，并认为跟他在一起，“宗教和亲属就消失了踪影”［4］42。然而，在一个对同性恋充满敌意和不解的社会，同性恋要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制，也要经受内心中来自传统伦理道德的压力。莫瑞斯为自己潜意识中的同性恋倾向苦恼，他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了”。他深知，倘若他“原形毕露”，他就会“被驱逐出这个世界”。所以当克莱夫向莫瑞斯坦白，告诉莫瑞斯“我爱你”时，因惧怕中产阶级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莫瑞斯抑制住自己的情感，认为这是一种“可鄙的非分之想”。

而正是由于克莱夫的告白和引导，莫瑞斯意识到了自己的虚伪。他决定不再装出一副对女人感兴趣的样子来，他大胆地承认“自己爱的是男人，一向如此”［4］61。他终于克服了心中的恐惧，摆脱俗世的制约，决定与克莱夫在一起。

三

起初，莫瑞斯认为他与克莱夫能够“毫不妥协”地过一辈子。然而克莱夫的希腊之行使他“不由自主地变得正常了”。事实上，并不是希腊之行使克莱夫成为一个异性恋。在去希腊之前，克莱夫“生了一场病”，他已经就“有点儿不对头”。为了使自己的地位和仕途不受影响，克莱夫采取了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做法——与安妮结婚。

克莱夫的突然转变使莫瑞斯深受打击，在他看来，“生活是一出蹩脚透顶的戏”。与此同时他也深受道德上的负疚感，在传统伦理道德与内心欲望之间挣扎。莫瑞斯偶然间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他看上去是个何等稳健的年轻市民啊——安详、体面、成功、毫不庸俗。英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4］166出于对其家族和社会地位的顾虑，莫瑞斯决定去看医生。他需要非常谨慎地选择一位能为他保守秘密的医生。他想到了巴里大夫。然而巴里大夫的回答却是“胡说八道”。在巴里大夫看来，那是“邪恶的幻觉，来自魔鬼的诱惑”。莫瑞斯无法忍受凄凉，认为自己无法突破社会的传统和宗教的教诲，“倘若能够结婚，与社会和法律达成共识，该是何等愉快啊。”［4］174

莫瑞斯深知社会舆论对于同性恋的不齿与排斥，同性恋被列为属于“精神病”范畴的问题。于是他试图从精神病医生那里寻求治疗同性恋的药方。可即便如此，莫瑞斯明白他从精神病医生手中寻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安逸”。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但为了迎合传统的伦理道德，他要像克莱夫那样娶妻结婚，以掩盖自己真实的性取向。然而精神病医生的催眠术没有起效，他又一次梦到了少年时所做过的梦，“这是你的朋友”。

莫瑞斯在传统伦理道德与内心欲望之间挣扎，他被旁人看来“非正常”的性取向注定了他是孤独的。他的这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结识克莱夫家的猎场看守者阿列克。与莫瑞斯的中产阶级身份相反，阿列克是一位具有男性气质的下层人民，同时他的名字暗含着“帮助”之意［5］98。 莫瑞斯遇到阿列克时，周围的环境非常阴郁。“淋雨害得它们在泥水中拖脏了，有的生了黑腐病，有的蓓蕾开不成花朵……他从车窗探出身去，想看看究竟有没有一样差强人意的东西，径直进入视线的是一个小伙子那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的眼睛［4］196。这里恶劣的天气不仅仅指“英国夏天的天气情况，同时也暗指同性恋当时的状况，很多花蕾开不成花，犹如许多生命不完整一般”。而阿列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如莫瑞斯所寻找的那朵“完美的花”［6］185。 当他在灌木丛再次邂逅阿列克并且离开时，莫瑞斯“产生了一种健康、幸福的感觉”［4］209。阿列克唤醒了莫瑞斯渴望爱与被爱的内心，实现和满足了他对男性的欲求。他相信阿列克就是他经常在梦中梦见的那个可以为彼此做出牺牲的朋友。莫瑞斯突破了社会习俗的限制，他坚信跟阿列克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对抗全世界”，即使“全世界都与咱们为敌，咱们得同心协力”［4］253，并因此而迈出了个人成长中最关键的一步。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同性恋者奥斯卡·王尔德 “对福斯特文学创作有比较深远的影响”，王尔德“对社会的厌恶”以及“他希冀从大自然中找到慰藉”的观点也反映在了《莫瑞斯》中［5］96。 小说的最后，莫瑞斯和阿列克打破了阶级的畛域，并通过努力将感情超越了社会关系和金钱，最终找到了共同的归宿：隐居绿林，永不分离。

隐居绿林的做法不仅表达了福斯特对他所生活时代的彻底的批判，也表达了他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阿列克不仅仅是“下层社会的一员，他同时代表着工业化前以及反都市的生活方式，即大地的生活”［7］121。在福斯特看来，“英国一向不愿意承认人性”［4］233， 那里的空气是“肮脏的”，但阿列克如同一股清新的空气，也是“森林中未开化者之子”：纯朴、自然、阳刚、毫不做作。莫瑞斯正是从阿列克身上找到了冲破社会伦理限制的勇气。莫瑞斯是在中产阶级模式中培养长大的，他身上也有着福斯特所提出的“发育不良的心”的典型特征：“冷漠顽固，谨小慎微，求全责备，市侩实际，缺少幻想，虚假伪善”［8］。但莫瑞斯最终受到来自下层社会阿列克的影响，打破了传统习俗对个人成长的压制，摆脱了中产阶级伪善道德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英国的空气和天空是属于他们的，却不属于好几百万个胆小鬼。那些人拥有空气混浊的小室，但从未有过自己的灵魂。”［4］264克莱夫就属于“胆小鬼”中的一员。他妥协于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极力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情感。在莫瑞斯看来，克莱夫如同一堆“花瓣儿犹如余烬似的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4］174。

钱乘旦先生在《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中指出，英国民族历来有着“向上流社会看齐”［9］的社会心态。在公开场合，英国的中产阶级不会跟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说话，以免降低自己的身份。莫瑞斯与阿列克在一起，不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实现了对真正自我的追求，也使他改变了对下层阶级人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并且与阿列克在一起后，莫瑞斯要求家人尊重仆人，因为在他看来，“仆人也跟咱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

“福斯特的成功在于他不仅仅是小说家，也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不仅仅是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道德影响人物。”［5］31福斯特一生所追求的是人性的完美和建构和谐的世界秩序。《莫瑞斯》这部小说凸显了其道德主题。费尔班克（P.N.Furbank）指出，小说中的道德主题在于对同性恋恋情的肯定，“个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态’，那是社会的反常，它荒谬地对人类遗传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认。”［4］3小说的最后，莫瑞斯与自己的同性恋恋人幸福地在一起。

同性恋者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一个边缘群体。在福斯特所生活的时代，同性恋是一个禁忌。面对传统道德观念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福斯特本人的内心中也充满了困惑，他只能将同性恋人之间“幸福的结局”安排在小说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我决意无论如何要使两个男人相爱，并在小说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的爱情永远延续下去。”同时，作为一名自由人文主义者作家，福斯特希望这种美好的结局能给同性恋这个弱势群体带来某种期盼。当然，福斯特本人并不是旨在宣扬同性恋，他希冀主流社会能够宽厚地认可同性恋恋情，“并给自原始时代就存在的这种感情以存在空间。”［4］285

[1]艾·阿·理查兹.通往福斯特的路：对一个小家的看法[M]//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福斯特评论文集.恩格伍德·克利夫斯，N.J.1966.

[2]Summers,Claude J.Gay Fictions:Wilde to Stonewall[M].New York: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1990:78.

[3]Hynes,Samuel.The Edwardian Turn of Mind[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4]爱·摩·福斯特.莫瑞斯[M].文杰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Wilde,Alan.Critical Essays on E.M.Forster.Boston:G.K.Hall&Co.,1985.

[6]Bradshaw,Davi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For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7]Page,Norman.E.M.Forster.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7.

[8]E.M.Forster.Abinger Harvest and England’s Pleasant Land.Ed.Elizabeth Heine.London:Andre Deutsch,1996.

[9]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8.

I106.4

A

1673-1999（2012）04-0121-03

文蓉(1982-)，女，青海乐都人，嘉应学院（广东梅州514015）外国语学院讲师。

2011-11-29

嘉应学院育苗工程项目“学到东西的感觉”——福斯特小说的伦理主题研究（2011SKM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