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观浅谈

吴小芳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观浅谈

吴小芳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一中国谚语，不仅描述的是一种心态，而且是一种处事策略，用在翻译中，就是一种翻译（研究）策略。这种翻译（研究）策略在中西两千年的翻译史中少有见之，却在多元系统翻译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退一步”翻译（研究）策略；传统翻译理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

“退一步，海阔天空”是中国自古以来常用的一句谚语，它描述的不仅是一种心态，而且是一种处事方法，用在翻译中，就是一种翻译（研究）策略。当译者遨游在文字的海洋里，苦苦寻求某词某句的准确意义时，绞尽脑汁地搜索此意的表达词而又苦于其无法达意时，译者是否会从茫茫文字海洋中抬起头来，欣赏欣赏四周风景，以驱解先前的苦闷，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在抬头观赏四周之际，实际上是译者思绪的转移，从而达到精神的解脱，进而精神饱满地从更广阔的空间里去寻求答案，这就是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一、传统翻译理论

纵观两千年的翻译历史长河，少有译者采用了“退一步”的翻译（研究）策略，大多数都是在文字的沼泽里苦苦寻求，却忽视了更加重要的起决策性作用的宏观因素。在中国，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种不翻，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在原文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并提出的翻译理论或方法。在西方，从西赛罗的“演说家”式的翻译观，到波伊提乌的重形式的翻译观，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从偏重原文语言到偏重译文语言的转移，到洪堡的语言学翻译观、德来顿的词译释译拟译的翻译三分法，再到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费道罗夫等的较为系统的语言学翻译观，以及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文艺学理论，都是在文本范围内语言层面上讨论翻译。

然而，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把翻译（研究）策略局限在文本研究上而不考虑影响翻译研究的宏观因素的话，翻译研究终将陷入“无路可走”之境地。张南峰（2004）认为，翻译的语言学派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企图以机械化的手段达到最大限度的翻译对等，却回避了语言学应付不来的文化差异、翻译动机、译文用途等重要问题。Holmes﹑Snell-Hornby等不少理论家认为语言学翻译研究已经走进了 “死胡同”［1］。翻译的文学派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张南峰（2004）认为，由于文学派把原文的地位看作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把忠实于原文看作天经地义的、至高无上的标准，并且把这个标准套在其他一切类型的翻译上面，因此他们也忽视了文化差异、翻译动机、译文用途这些可能令译文偏离原文的因素，同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为了解决“无路可走”这一困境，20世纪70年代西方以Even-Zohar和Toury为代表的学者跳出传统的翻译模式，从更广阔的领域中去研究翻译，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观，开拓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领域。他们采用“退一步”的研究策略，从社会文化、经济状况、政治等更广阔的宏观因素来研究翻译是有其历史基础的。纵观翻译历史长河，宏观因素对翻译一直产生着影响，其发展一直受制于相关社会文化的需要与发展［3］，只是鲜有学者把此现象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在翻译研究走入“死胡同”之际，Even-Zohar和Toury等学者扭转了翻译研究的命运，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

二、多元系统理论及其翻译观

多元系统理论是Itamar Even-Zohar在早期翻译研究派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是对早期翻译研究派的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翻译思维方向上。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译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与原文对等的译本可影响某一具体社会的文学标准和文化准则。而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则与之刚好相反，认为译入语文化的社会准则和文学标准控制着译者的美学假设，从而进一步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

Even-Zohar认为，多元系统指的是一个系统网络，即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包括文学内和文学外系统。文学内系统是一个多元系统，指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它包括了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4］。 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Even-Zohar于1977年修改了自己的多元系统假设，使文学外系统明朗化，让人们能更好地了解特定文化中的社会经济力量与文学系统的关系。他认为，赞助人、历史条件、经济状况、社会制度等文学外因素会影响译作的选择以及译作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他指出，译者在实践中采用的规范会随着翻译在多元系统里的位置而变化，“什么是翻译”这一基本问题，也要先看当时的历史现实、社会背景才能回答［1］。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Toury通过田野研究验证了Even-Zohar的多元系统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模式，即在翻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语言学和美学理论知识，美学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无法解释明显影响翻译结果的多种因素。社会文学环境不同，译作也会不同。译作这种多重身份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控制决策过程的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政治状况﹑社会条件等。Toury的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多级系统。在此系统中，各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都影响着翻译作品最终的成形。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就是Toury所称的“翻译准则”，包括准备期、初期和操作期中的翻译准则。准备期是指多元系统中决定选择哪种文本进行翻译和采取哪种翻译总策略的因素；初期指译者个人的决策要么受原文本及其文本关系和准则的制约，要么受到目的语文化中的语言和文学准则的约束，或者受两者的共同影响；操作性准则指翻译过程中所作的翻译决策，如增词减词、语言风格的选择、文体的选择等等。原文本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中心－边缘）会影响译者对原文的态度以及在翻译操作过程中所作的所有决策。

Toury的翻译准则体现了“退一步”的翻译研究策略，概括了从文本的选择到译本的最终成形的整个过程。先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分析原文本的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目的语文化准则和翻译政策、意识形态等都对原文的选择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之所以大规模翻译佛经，是因为佛教所宣扬的人生极苦、涅槃罪乐、因果报应以及人的悲欢离合皆因前世所定等既迎合当时统治阶级和劳苦小民企盼宗教的心态，又符合“天人合一”、“富贵有命”等中国人已普遍接受的儒教、道教思想，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佛教自然受到欢迎［3］。而清朝末年选择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等以及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也是受到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清朝末年的另一翻译现象就是大量翻译某一外国作者的作品，如对拜伦作品的大量翻译，因为拜伦的作品正好迎合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反叛心理。鲁迅曾经分析说：“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另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6］再从中间层次即文本自身和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学准则里分析译者个人的选择。显然，这一环节会受到第一环节的影响。因为译者所译之作多是为了出版或有商家约稿，因此译者所采用的语言风格或者翻译决策会受到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如安徒生的作品，本是适合各种年龄层的读物，但是译成中文，由于赞助人的要求，就译成了儿童读物。翻译的最后一个环节，可以说是从微观角度来分析翻译的具体过程，这是一个译者不断作出决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往往会迷失方向，是最需要采取“退一步”翻译策略的过程，即在前两个阶段中去寻找解决第三阶段问题的方法，确定最终的词或意义。

例如，岑参的诗句“双袖龙钟泪不干”（《逢入京侠》），很多译者在翻译时把它译为“我老了，眼泪沾湿了袖子”或“我衰老的手臂在发抖，袖子沾满了眼泪”等［7］。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琢磨不透的句子或词时，采取“退一步”的翻译策略，去了解当时的情景、社会历史背景等，就不会把“龙钟”译成“衰老”或与“老”相关的词了。而另一些译者就采取了“退一步”的翻译策略，充分了解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天宝八载（749年），岑参远赴西域，充西安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他告别长安的妻子，跨马登上漫漫征途，途中恰遇相识，立马而谈，顿生托其捎家书之念，该诗就描写了这一情景［7］。所以，“龙钟”一词的准确翻译是：

I look east for my family far away and beyond;

Tears trickling from eyes and trenching my sleeves to the ground［7］.

三、实例分析

殷夫于1929年翻译了匈牙利革命爱国诗人裴多菲·多陀尔的诗歌“Love and Freedom”原文是：Life is dear；Love is dearer；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不难看出，殷夫选择翻译此诗的历史背景，即中国共产党处在不成熟时期。本来不大的一只队伍，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其实力愈发显得势单力薄。此社会文化背景赋予了翻译界要翻译些令人振奋的文本的任务。为此，殷夫选择翻译裴多菲·多陀尔的这首诗，以鼓舞大家为了党的革命事业的胜利和解放劳苦大众坚持到底，并确定语言风格要铿锵有力和有感召力。因此，殷夫选择中国古诗体的五言绝句诗体，因为此诗体句式简短，读起来琅琅上口而又铿锵有力。然后便是具体操作阶段。对此诗的翻译关键是“dear”的理解。“dear”的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为“贵的”和“亲爱的”，理解为哪一种含义就会决定译者的选词。在此首诗里，理解成这两种意思都可以。此时，译者就应该采取“退一步”的翻译策略，退到译前阶段去找答案。当时，不少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把党的革命事业和解放劳苦大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珍贵。因此，殷夫采用了“贵的”这一意思，译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四、结束语

在“退一步”翻译研究策略的指导下，翻译过程分为三个过程：（1）译前准备阶段：包括对社会历史背景、翻译政策、赞助人的要求等的了解；（2）译者初步选择阶段：包括文本、语言风格、文体等的选择；（3）具体翻译操作阶段：包括理解、表达、校对三个过程。三过程环环相扣，前两个过程与后者是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在第三过程中，译者所作的选择以前两个过程为准则。当理解无路、表达无门时，译者可退一步回到第二阶段或退两步回到第一阶段去探求解决之道，将会海阔天空，柳暗花明，译路顺畅。

[1]张南峰.中国西学批判[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J].中国翻译,2000(2).

[4]谢天震.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5]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7]顾正阳.古诗英译中的背景问题[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

H315.9

A

1673-1999（2012）04-0133-02

吴小芳(1982-)，女，湖南花垣人，滁州学院（安徽滁州239000）外国语学院教师。

201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