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与中国文人的隐逸意识

杜高琴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442002)

“沧浪之水”与中国文人的隐逸意识

杜高琴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湖北十堰442002)

沧浪之水因孔子听到“孺子歌”而留名，因屈原流放的事迹和他的《渔父》而获得象征意义，“沧浪·渔父”的组合成为后世文人隐逸意识的文化符号，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它要素，在元代完成了从楚辞中的客体形象，向代表中国文人主体人格精神的象征性艺术形象的转变。汉水流域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之一。

沧浪之水;渔父;隐士

一、孺子歌中的“沧浪”与楚辞中的“渔父”

丹江口市古为武当县、均州，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丹江口水库所在地。库区深处是一片烟波浩渺的人工海洋，称为“小太平洋”。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沧浪湖。

《尚书·禹贡》:“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水经注》二十八:“沔水又东北流，又屈东南，过武当县东北。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1］沧浪，这个颇富诗意的古老名字，是对汉水清澈翠绿本色的最好赞美，而《沧浪歌》就是在这古楚地流传的古老歌谣。

《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这是孔子怀抱他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进入楚国之地时，听到的孺子的“沧浪歌”声。相隔约二百年，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屈原带着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一腔愤懑和忧国忧民的满怀愁绪，被流放到汉北，又听到了渔父的“沧浪歌”。

渔父知他是三闾大夫时，问他为什么缘故落到这么田地时，屈原发出了千古绝唱的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当渔父以“圣人不固执于什么东西，所以能够以世俗为转移”的道理，劝他隐退自全时，屈原再次发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随波逐流而玷污清白的誓言。渔父遂以“沧浪歌”留给屈原富有意味的暗示而去。

关于屈原和渔父的传说，荆楚旧地，江汉之域，流传很广很多，载于湖广旧志以及湖南湖北省县地方志书的，难以屈指计算。从古至今的许多文人学者(如明王应麟，清王夫之，今郭沫若、陈子展等)都指出，后来传说的所谓沧浪水都是后人命名，并非古沧浪水、汉水。但是从沧浪地名之多足见屈原在人民的心里影响之深远。

二、“沧浪·渔父”作为中国文化符号之一的演进概略

“沧浪·渔父”作为具有深刻含义指向的文化符号，经过历代文人引用和表现的历史演变过程，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中的“隐逸意识”。渔父是隐逸的主体，常常为作者自喻，或者指代隐士，而沧浪则代表隐逸的理想去所，其本色是“清”，与现世的“浊”相互对立;其本质是追求生命和精神的自由。隐逸意识的思想基础是老庄哲学，其现实诱因是社会的动荡，政治黑暗，战争频仍等。

东汉隐士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名姓，隐身不见，……披羊裘钓泽中。”光武帝再三盛邀，不愿出仕，“年八十终于家”。“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2］“钓叟”日后亦演绎为渔父的另一个版本。

魏晋之际，一个政治、军事风云际会的时代，加上文人五言诗的兴盛，以“沧浪·渔父”典故入诗逐渐出现。如阮籍的“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八十二首》)，左思的《咏史八首》中“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之句。

陶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起为州祭酒，到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弃彭泽令归田，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终认清在到处是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官场风气极为腐败、谄上骄下的社会中，一个正直的士人根本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他放弃幻想，彻底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这不仅是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亦是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归隐意识的创作高峰。

他在清贫的乡居生活中，“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但是不忘“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归田园居五首》)。并写下了《桃花源诗并记》，把“沧浪·渔父”中的归隐意识和归隐的环境，以具体、形象、生动的社会图景展现出来，表达了人类美好的社会理想，成为千古不朽的佳作。［3］

进入诗歌空前繁荣的唐朝，以“沧浪·渔父”表现隐逸意识也更为流行，比如:

一谢沧浪水，安知有逸人。(骆宾王)/君问渔人意，沧浪自有歌。(刘长卿)/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李白)/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杜甫)/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白居易)……等等［4］

在这些诗歌中，以杜甫运用此典故数量最多，这大概和他受到的理想挫折及现实生活的磨难比他人更多有关。唐诗中渔父的形象有所发展，常常为“钓叟”所取代。其中，柳宗元《江雪》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独蓑篱翁，独钓寒江雪”的诗意，把“钓叟”的内心世界——个人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世俗的不容，“众人皆醉我独醒”时个体生存极度的孤寂状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渔父”进入词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形象更加具体、生动。敦煌曲子词《浣溪纱》写道:“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渔杆。棹向碧波深处，几重滩。”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词意:“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5］作者将渔父及其生活情景具体化、诗意化，对以后的宋词和元曲中的渔父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州园林中，沧浪亭名声卓著。它是北宋文豪苏舜卿所置，其意取自“沧浪·渔父”之典故。园中还有“濯缨亭”。文集用“沧浪”的，如严羽的《沧浪诗话》，其本人亦号“沧浪逋客”。宋人苏辙有调啸词·渔父，朱敦儒曾作渔父词六首等。陆游《鹊桥仙》:“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夫。”［6］(P707)

元代艺术家对渔父的偏爱更化为“渔父”之情，元代散曲圣手白朴有《沉醉东风·渔夫》，元曲大家乔吉一人作《渔父词》二十首。汪元亨写下了《朝天子·归隐》二十首。且看一位“无名氏”的“［南吕］一枝花·渔隐”这样写道:“不沽朝野名，自守烟波分。……相看着绿水悠悠，回避了红尘滚滚。……本是个虚飘飘天地闲人，乐陶陶江汉逸民。”(注意“江汉”二字与屈原事迹的对应)。他“有时……笑采青蘋，有时……闲看晚云，有时……独步斜曛，有时满身衣襟爽透荷香润”;酒醉中“高歌细和沧浪韵”;生活中“但得年年生意好，武陵何用访秦人”;心境中“想王侯大勋，博渔樵一哂，争似我一叶江湖钓船稳!”［7］(P1169－1170)“笑采”、“闲看”、“独步”、“爽透”是何等传神地表达出主人公闲适自得的心态意趣，而“高歌细和沧浪韵”和“武陵何用访秦人”又把屈原的“沧浪·渔父”、陶渊明的“桃花源”二者的意境融合在一起，把自在的渔隐生活完全理想化、诗意化了。在元曲里，一个个不屑名利荣辱、远离红尘的渔父，内在的全是文人的高致雅量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他们似乎永远在讴歌，永远在寻找，他们的讴歌超越了隐逸本身，传达着一种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在沧浪烟波之间自由翱翔!而这时的渔父也在两千多年历史长河的砺练中，业已完成了从楚辞中那个主客对答的客体——一个本真性的渔父，向代表中国文人的主体人格精神——一个象征性性形象转变的发展历程。

三、“沧浪·渔父”的文化价值

有趣的是，当初屈原并没有听从渔父的婉劝，后人却倾向于渔父，这对於屈原的伟大崇高无损于毫末。后人不过以归隐的方式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人格与精神，进则为儒，退则为道，进退不失其志，所谓殊途同归，亦合孔子“和而不同”之境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精神结构，如果说老庄哲学是涵育了第二重结构的思想源泉，那么“沧浪·渔父”则是他们表现隐逸意识的经典艺术形象，也是中国文人隐逸意识的文化符号。因为屈原和“沧浪·渔父”的故事，汉水的那份澄澈和明净不仅是大自然所展现的魅力，也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的沧桑与瑰丽。

近年一些学者发现古称“武陵”的竹山县境内作为汉水支流的堵河某地，即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不是湖南常德，并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加以论证。果真如此，陶渊明记下的这个武陵人的故事就是在同一块土地，在相隔700年的时间隧道里，和屈原“沧浪·渔父”的精神做的一次精彩对话了。作为《渔父》、《桃花源记》故事的产生地，有两个伟人留下的篇章和他们自己精彩的人生，还有汉水流域广布的道教文化的影响，具有“沧浪”美名的汉水及其浸润的这片土地，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之一。

［1］(北魏)郦道元．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见《后汉书·逸民传》

［3］(晋)陶渊明．王瑶编注．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5］黄进德．唐五代词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贺新辉．宋词鉴赏辞典［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7］蒋星煜，等．元曲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I206．2

A

1003-8078(2012)04-0059-03

2012-04-09

10．3969/j．issn．1003-8078．2012．04．22

杜高琴(1961－)，女，湖北丹江口人，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张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