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本理论的特征

○黄光伟

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曾勾勒出结构主义的路线图，即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这其实也是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路线图，这三处理论驿站之间意味着学术思想的紧密联系。我们论述的法国文本理论的诞生地就是巴黎。法国结构—解构主义，承继布拉格学派、俄国形式主义的某些思想传统，在更广阔的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为世人所瞩目。法国文本理论并非布拉格学派、俄国形式主义的简单翻版，而是有着自己鲜明而独特的法兰西民族文化特色，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是独树一帜的。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结构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结构、符号、文本、“互文性”等新潮思想学术术语风靡一时，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法国文本理论是结构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流脉，它是以符号学、语言学等为其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基础的思想运动，它的杰出代表分别是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罗兰·巴特、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等，他们的理论构建横跨各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各门艺术科学，它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思想文化层面深入西方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国文本理论呈现出鲜明的法兰西民族的思想文化特征，它的不断反思与创新精神，它的深沉的人文忧思，它的鲜明而突出的“文学性”，它的注重实证科学的态度，它的新鲜活泼的理论术语，它的开阔的知识视野等等都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法国文本理论为20世纪的西方世界思想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与勃勃生机，它不仅深化了哲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主题，拓展了哲学、文学理论的思考范围，而且还促成并增进了其与英美哲学、文学理论的对话与争鸣，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的互渗、交汇、融合。历史无可避讳。法国文本理论在1968年激进反叛的“学潮”之后，随着罗兰·巴特等人的去世，渐渐悄无声息，渐渐偃旗息鼓，渐渐成为一种难忘的历史记忆。但是，其理论建树与成就却铸成了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非凡时刻。比较而言，俄国形式主义也是在风云激荡的年代中诞生的，但是，他们的思想主题是文学而不是跨学科的理论探索。俄国形式主义的生命周期与法国文本理论一样是短暂的，但是俄国形式主义主要是迫于政治高压与文化围剿才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法国文本理论多少是由于自身的理论偏激与局限才走向穷途末路的。

一、法国文本理论的语言学、符号学方向。法国文本理论的语言学方向是与哲学方向、逻辑学方向、自然科学方向相对而言的，其理论基础是结构语言学，这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奠定的，60年代之后又有本土的理论资源的融入，如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思想。这一学术方向经过雅克布森和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深刻影响了法国文本理论运动。法国文本理论的语言学方向有三方面的含义。首先，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法国语言学家，如本维尼斯特、马丁内、吉罗等语言学理论均成为法国文本理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其次，法国一般文本理论家，如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都是按照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基本理论建构文本理论的。再次，法国文本理论还广泛参照了其他语言学流派，如美国当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法国文本理论被称为是结构主义方向的，主要因其是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建构的。

二、法国文本理论的反叛姿态与创新性。与当代德国哲学相比，法国文本理论具有更加鲜明而突出的理论创新性，敢于挑战传统，自创新说，如“从作品到文本”、“作者之死”、“互文性”等新的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索。法国人学术视野开阔、思想新锐、认识超前，总能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甚至新的理论术语，以超越某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与思想家,如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对结构主义方法与理论的反叛与超越。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吸收了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的新思想、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文本理论建设开拓了新的天地。20世纪60年代以来，具有法国思想学术风向标意义的刊物《泰凯尔》、《批评》等，聚集了一批新潮、敏锐、富于进取精神的法国思想精英，索莱尔斯、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在咖啡馆展开热烈的思想学术争论，符号学、陈述理论、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的新观念、马克思的新解读等话题，使人精神振奋、耳目一新，他们不断地发表文风迥异、个性鲜明、思想新锐的文章，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思想学术热潮。对此，克里斯蒂娃充满激情与想象的思想家肖像《武士们》有精彩的描述。

三、法国文本理论的跨学科性。法国文本理论思想家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不拘泥于某一专业知识领域，而是雄心勃勃地开展跨学科的理论探索。法国文本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巴特、克里斯蒂娃等人非常重视符号学从语言领域向非语言的广阔文化领域的拓展，巴特不仅运用文本理论的新方法开展文学批评实践如《S/Z》、《文之悦》等，还将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运用到时装、广告等时尚文化批评的实践，同样，克里斯蒂娃的文化批评实践也丰富多彩，从法国小说到电影、从精神分析到政治批评。克里斯蒂娃和《泰凯尔》杂志的一班人雄心勃勃地开展跨学科的思想学术实践，给法国的学术思想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创造了一批新的思想学术成果，为法国哲学、文化理论、文学批评、符号学等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中的跨学科的特点，李幼蒸指出：“克莉思特娃企图在现代语言学、现代数学和科学以及哲学史基础上，构造她的符号学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文化与文艺批评。在她看来，当代符号学运动最有生命力的表现是所谓记号的意指性实践，即研究文化中记号系统的能指方式。”①赵一凡也指出：“从学科分布看，结构主义辐射广大。我们知道，现象学原本是一场哲学改造，西马擅长政治文化批判。唯有结构主义，横跨人文学科方方面面：从哲学、语言、政治，直到社会、心理、历史。”②

对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运动中跨学科性现象，阿尔都塞、德里达有着不同于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批判性反思，他们特别强调哲学学科的独立性。阿尔都塞甚至讽刺地说，所谓跨学科的理论话语与实践就像大众聚在一起开“圆桌会议”，各方各派强调自己的立场，而难能获得一致性的意见。这使得跨学科的理论旅行方式具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关于文本理论的跨学科性的是与非、意义与价值、现实与前景，李幼蒸关于符号学跨学科性的思考很有意味，值得我们注意，“……‘跨学科’本身不是一种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学术实践技术性策略。在认识论上，符号学跨学科立场暗含着与阿尔都塞哲学独断论的对立性：人文科学理论史应被视为，在人类未来漫长探索中，只具有阶段性价值的成果，因此各学科的理论构成也只具有相对价值”。③因此，我们对于文本理论跨学科问题也应有一种警惕，也应采取一种冷静的反思态度与立场。

四、法国文本理论的“文学性”与“哲学性”。法国文本理论首先是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展开理论运思的，罗兰·巴特、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等许多人最初都运用符号学、语言学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的工作。进一步说，法国文本理论主要是按照文学符号学策略展开理论建构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都是以文学符号学为基础的。文学分析的理论范式成为一般文本理论的模型，罗兰·巴特的理论文本与文学叙事的双重变奏《S/Z》、托多洛夫的文学修辞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中的文学式的神话分析、克里斯蒂娃的文化意识形态论中的文学符号学阐释等等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把法国的文本理论视作广阔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会看到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本理论与哲学、文学艺术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时很难分清彼此的身份、面貌、特征，套用流行文论的一句术语，它们彼此是“互文性”的。法兰西民族文化个性中的深沉哲思与浪漫情怀是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的。法国近代以来的哲学与文学有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彼此互渗、包容、支持，共同创造了法兰西文化的辉煌与灿烂。法国哲学为法国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乃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与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法国文学的巨大成就中融会着哲学的深刻影响；同样，法国文学也为激励法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为法国哲学的传播提供着大显身手的舞台。酷爱自由的法国人钟情于文学的自由表达，这是宝贵的精神传统。对文本理论的建设做出过较大贡献的学者、批评家、理论家都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而且他们许多人本身就是优秀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深深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文学理论的思想建设。罗兰·巴特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的《S/Z》、《文之悦》、《恋人絮语》既是思维缜密的文本理论读本，也是散发着浪漫情思、引人入胜的散文作品。

德里达的哲学文本是精彩的哲学与文学的双重变奏。德里达采取游走于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姿态，是出于迥异于他人的对哲学、文学的一种看法，德里达以为，首先是哲学，仅仅是一种书写，如果说它有什么特殊性，是因为那是西方人表达对真理认识的一种手段，一种本没有什么神圣性与庄严性的书写方式，这同文学的自由表达、自由书写没有什么不同。德里达质疑逻各斯中心主义既语音中心主义，给予文字、书写以特别的地位，希望以此解构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开启新的哲学意义之门。德里达为何钟情于文学？他说：“的确，从一开始我的工作就一直受到文学经验的吸引。而且，从一开始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书写是什么？更确切地说是：书写是如何变成文学写作的？书写中发生了什么才导致文学？……文学不简单地是一般书写的艺术，或者说不仅仅是诗学。”④德里达认为，首先文学是一种书写形式；其次文学中蕴藏着比“某些哲学作品更有哲学思想的东西”，如马拉美、阿尔托、巴塔耶、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再次尽管欧洲近代以来形成了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文学仍然是作家有权自由言说、自由表达的思想空间；复次文学是葆有某种宗教神圣性的现代制度，是捍卫人的尊严与权力的思想武器。因此，德里达认为，文学对解构至关重要，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在《哲学的边缘》中，德里达甚至盛赞法国诗人瓦莱里的一个惊人观点，即：哲学是文学的分支。德里达认为，哲学是一种“竭力掩饰自身文字特征”的特殊写作。一旦剥去它表述真理的外衣，哲学将被文学吸纳。“我想找到一个非哲学的基点，据此对哲学发出质询。这并非一种哲学的立场。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哲学如何才能表明它是不同于自身的东西？”⑤

在文学与哲学的选择问题上，德里达坚持中间立场，坚持走中间道路，不屑于学科的归属，而宁愿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边缘立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里达开启了西方哲学祛魅的思想运动，这一倾向已经演变为西方思想学术的后现代转向：即放弃最高价值，开放学术实验，多方探索真理生成与瓦解的各种条件。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深入考察了德里达的哲学思想发展线索后，不无讽刺地指出，后期的德里达更像一个脾气古怪的先锋派作家，“他像海德格尔那样，乐于探索知识的不确定性。从《丧钟》开始，他更以后现代作家的高超手段，将超验哲学系统，一一变成了私人笑话”。德里达将神圣崇高的黑格尔与法国颓废文人热奈并列，将柏拉图的庄严与马拉美的戏谑混搭，颠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传统，构成了耐人寻味、启人深思的后现代文化思想的文本。⑥

法兰西民族独特历史文化土壤孕育出的文本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朵奇葩，描述其发生、发展的生命旅程，分析其理论构成，考察其利弊得失，对于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当代文论无疑大有裨益。

①③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9页，第688页。

②⑥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0页，第380—381页。

④德里达《访谈代序》，自《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20页。

⑤Derrida,Jacques:MarginsofPhilosoph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Press,1986,p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