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词真伪考论

徐拥军

(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李白词从明代王世贞、胡应麟等人提出质疑以后，曾引起不少人的争论，迄今没有定论。现代的主流学者皆认同李白有词，以《全唐五代词》的编篡为例，张璋主编的认定李白词有17首之多，林昭岷主编的认定为13首。至于其他学者论定李白作有《菩萨蛮》、《忆秦娥》、《清平乐》等词的人更是大有人在。总结起来，他们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宋人未曾提出怀疑、见于《尊前集》、非李白不能、李白有供奉翰林撰乐词的经历等，而其中尤以《尊前集》为最为有力的证据。但笔者认为李白的存词大可商榷。

一、《尊前集》不应作为考证李白词的证据

《尊前集》成书年代较早，故每被用作考证词作的有力证据。《尊前集》今传最早之本为明初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所收一卷本，及明万历十年(1582)顾梧芳重刻二卷本。那么此书到底成于什么时候?今人蒋哲伦在《〈尊前集〉校点说明》中列举了前人对于此书编著时间的四种说法：“一曰：唐(人)《尊前集》，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五和张炎《词源》下卷;二曰：吕鹏《尊前集》，见王奕清《历代诗余》卷一一二引《古今词话》;三曰：旧本失传，明顾梧芳‘采录名篇，釐为二卷’，见毛晋《尊前集跋》;四曰：宋初人编，见朱彝尊《书尊前集后》。”因集中五代人占了大半，故他认为宋人提到的唐人乃泛指集中作者为唐五代人，而非专指编集者，又吕鹏据《花庵词选》是唐人故可排除，至于毛晋则是因为没看到吴纳的一卷本，所以认为朱彝尊提到的宋初编定比较可信。〔1〕(P103)其实，从宋人的称引看，如王灼《碧鸡漫志》云：“唐《尊前集》载和凝麦秀两岐一曲，与今曲不类。”《苕溪渔隐丛话》引《古今乐府》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首。”罗泌跋欧阳修《近体乐府》云：“今观延巳之词，往往与唐《花间集》、《尊前集》相混。”张炎《词源》：“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其中的唐或唐人，是难以理解为是指集中作品为唐五代人作，其实宋人可泛指集中作者是唐人，自然也可泛指编著作者为唐人。不过从集中称李煜为李王，而李后主又是卒于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并追封为李王来看，又当为北宋人语。〔2〕(P283)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来看，我们认为唐人，应理解为唐五代人编著，成书以后滥入了一部分词作。那么，唐五代人编篡的这部词籍，到底收了哪些题为李白的词作呢?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看看王灼《碧鸡漫志》卷五论“清平乐”调的一段话：

清平乐，《松窗录》云：“……白承诏赋词，龟年以进，上命梨园弟子约格调，抚丝竹，促龟年歌。太真妃笑领歌意甚厚。”张君房《脞说》，指此为清平乐曲。按明皇宣白进清平调词，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盖古乐取声律高下合为三，曰清调、平调、侧调，此之谓三调。明皇止令就择上两调，偶不乐侧调故也。况白词七字绝句，与今曲不类。而《尊前集》亦载此三绝句，止目曰《清平词》。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绝句耳。此曲在越调，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钟宫、黄钟商两音者，欧阳炯称，白有应制《清平乐》四首，往往是也。〔3〕(P112－113)

王灼此语，意在说明李白的三绝句《清平调》非《清平乐》词，欧阳炯《花间集序》里提到的李白的《清平乐》四首应另有其词。这里王灼虽然与大多数宋人一样认可李白《清平乐》应制词的存在，但他的一番话却正说明唐人《尊前集》只录有《清平调》三首，并没有录《清平乐》应制词四首。何以如此?第一，从引文中看，王灼为辨明此《清平调》非彼《清平乐》，采用了《尊前集》和《花间集序》作证据，说明王灼本人是见过《尊前集》的，如果《尊前集》收有李白的《清平乐》词，王灼只须举《尊前集》有李白《清平乐》词来反证张君房《脞说》所谓的《松窗录》提到的《清平调》是《清平乐》词是错误的，那么还有必要绕那么大弯子去辩明他们之间的不同，去津津乐道《清平乐》非绝句体的《清平调》么?而恰恰明本《尊前集》既收了李白绝句体的《清平调》词，也收了杂言体的《清平乐》词。第二、宋人承认李白有应制《清平乐》，往往是以《花间集序》提到的李白应制词四首来说明，而唯有《花庵词选》提到吕鹏的《遏云集》里载有李白《清平乐》应制词四首，而无人言及《尊前集》收有《清平乐》，所以可以断定北宋人看到的《尊前集》绝无收有李白《清平乐》词的可能。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王灼的《观堂词》里有注明是“填太白应制词”的《清平乐》，那么他这里“填太白应制词”又是从哪里得见呢?从王灼上面辩说《清平乐》与《清平调》来看，宋代对于李白是否有《清平乐》词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肯定李白有此词，如王灼等;另一种是认为清平乐就是清平调，故王灼特予以辩明。其实，在这之前，清平乐已是常用之调，柳永等人皆有此词调、王观曾注明作《清平乐》为“拟太白应制”。从王灼的态度看，对李白有《清平乐》一词是深信不疑的，他对张君房《脞说》认为所谓《清平调》即《清平乐》甚为不满，并在著作中予以考辩。故而在其本人作《清平乐》词故意强调是“填太白应制词”，因清平乐在宋时已是常见之词，也有可能是受了王观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衍误主要是由李白的应制《清平调》，变成李白应制《清平乐》，因词牌中没有《清平调》，故而将清平调改成《清平乐》，而将晚唐五代无名氏的词误题成李白而成。始作俑者可能是那部《遏云集》的作者吕鹏。不管这种推测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人所见《尊前集》并未收《清平乐》词。甚至也并没有收《菩萨蛮》等其他词作，也正因如此，才会有宋人对于李白《菩萨蛮》的模棱两可之说。

我们知道，《尊前集》记载传为李白的《菩萨蛮》有三首，其中一首已考定是韦庄的词作，而争议最大的为下面这首：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接短亭。(《菩萨蛮》)

这首词的出现很有意思，虽然此词最早见于《尊前集》，但是凡亲言见过《尊前集》的宋人皆不曾肯定此词为李白词。如王灼引用过《尊前集》，但是却对这首词只字未提，更耐人寻思的是，他竟然在考证《菩萨蛮》曲时引用《南部新书》及《杜阳杂编》认为是“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缨络被体，号菩萨蛮队，遂制此曲。”且不论此种说法是否成立，但至少说明他没有看到《尊前集》载有李白的《菩萨蛮》，也不认同李白此词的存在，否则他的考证便不攻自破。撇开《尊前集》不谈，这首词最早是由宋人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据其耳闻记载：“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4〕(P1395)首先，从《湘山野录》看，此词来源堪疑，李白的此词曾载于某《古集》，但释文莹没有亲见，而是从魏泰(道辅)那儿间接听到，而魏泰又是从子宣内翰那儿看到，但魏泰本人著作如《临汉隐居诗话》、《东轩笔录》等皆未著录此事。文中提到的子宣内翰是曾巩的弟弟曾布，而曾巩与宋敏求堪称当时研究李白的著名专家，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就在差不多同时，宋代有名的学者宋敏求收集了当时各种版本的李白集子，包括李阳冰的《草堂集》，乐史的《李翰林集》、《别集》，魏万的《李白诗集》，王文献藏《李白集》、《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等等，编成了当时堪称最为完备的《李太白诗集》。曾布的哥哥曾巩为宋敏求所辑‘考其先后而次弟子。’”〔5〕(P2)作为一个以搜集李白诗歌为己任的学者，如若知道李白有诗或词在某《古集》里，而这个集子的拥有者又与他的合作伙伴是亲兄弟关系，对此不引起关注似乎不合常理，但同样宋敏求与曾巩在这本《李大白诗集》和他们的其他著作中皆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一个词已登上大雅之堂的北宋后期，确实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其次，宋人并非不曾致疑，不过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而已。如高承《事物纪原》卷二引杨绘《本事曲》云：“近传一阙，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信其自白始也。”〔6〕(P91)文中先已点明是传为李白所作，再进而以“非白不能及”来推论，也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是李白所作。杨绘作《本事曲》已是北宋中后期，宋人推尊词体之风颇盛，以李白有词而推尊之，亦是合情合理之事。“其词非白不能及，信其自白始也”，这种“莫须有”的推断，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其实释文莹所谓：“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已颇说明问题，应是无名氏题于鼎州沧水驿楼，其题写时间应距宋不远，否则如为李白所题，岂有一驿楼能保持数百年之长久。

二、从词本身来看，李白不可能是这些词的作者

从宋人所见《尊前集》来看，并未没收录李白词，那么从传为李白的这些词本身来看，有否有可能是李白或那个时代的人所作呢?

首先，李白《清平乐》为应制之说不成立。最早关于李白作词是从宫廷应制开始的。《松窗杂录》云玄宗召李白作《清平调》三首，宋人王灼已辩明清平调并非词调，而是从清、平调中制辞，据《唐会要》载唐人乐调中有清调、平调，王灼此语应当与事实相符。故知此《清平调》为三首绝句，而非后来长短句意义上的词。另外，《国史补》、《唐摭言》皆言及李白撰乐辞，其实李白对音乐之事并不擅长，这一点，《本事诗》记载得很清楚：“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其所制十余首云云并非是词而是诗。但是因为史料记载李白有应制制乐辞的经历，所以当唐人说李白有应制《清平乐》四首，后人大都深信不疑。但从这些传为李白的《清平乐》所反应的内容看，也不可能为应制之作。先看下面这首：

鸾衾凤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银台红蜡烛，学妾泪珠相续。花貌些子时光，抛人远泛潇湘。欹枕悔听寒漏，声声滴断愁肠。(《清平乐》)

词写女子夜夜独宿，时常如以泪洗面，自己虽有如花般的美貌，但所爱的人却远泛潇湘，只能悔却自己放走情郎，空听寒漏之声，滴断人肠。此词上阕虽与宫女身份切合，但下阕说所爱远泛潇湘，恐使人怀疑宫女与外人有染。这样的词作显然不适合应制献给皇上，应制之作当切合宫廷情景，多为祝颂之作。再如，另外一首《清平乐》词中写“夜夜长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程伊川说晏几道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是鬼语〔4〕(P1958)，此词中所写亦类似，不当为应制之语。如果，硬要说是献给唐玄宗的作品，这种心境也只能是马嵬兵变赐死杨贵妃之后，但更不可能是李白所作。如果说前面两首写得是男女爱恋之情，那么下面这首，则有讽刺皇帝恣意行乐的嫌疑：

禁闱清夜。月探金窗罅。玉帐鸳鸯喷兰麝。时落银灯香灺。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谁边。(《清平乐》)

此词上阕写寂寞宫女所居住的环境，从而引出下阕宫女难以为君王受宠的幽怨。下阕大意是解释宫女孤眠的原因，意思是说有后宫粉黛三千个个都是一笑百媚生的绝色女子，哪里就一定轮到自己被宠幸呢?这首词显然为宫怨题材，有讽刺君王享乐的含义，实不符合应制词口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引用一则词话来印证，《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王观学士尝应制撰《清平乐》词：‘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高太后以为媟渎神宗，翌日罢职，世遂有‘逐客’之号。”〔3〕(P143)据考这个王观应当为王仲甫，王仲甫这首应制之作，从语言到词意皆本自传为李白的《清平乐》“禁庭春昼”和“禁闱清夜”，如“折旋舞彻《伊州》”化用“御前闲舞霓裳”和“折旋笑得君王”，“六宫多少人愁”化用“六宫罗绮三千”和“宸衷教在谁边。”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那么王仲甫很有可能是受了这几首传为李白应制词的误导。王仲甫以为李白可以献给玄宗，那他也可以献给神宗，然而事实却是得了个“媟渎神宗，翌日罢职”的结果。从这则词话说明，这种词是不大可能是应制时献给皇帝的。其实，应制词与应制诗一样，都是奉帝王、太子及王侯之命所作，其诗旨和功能上都是“朝野同欢，是为美事。”试想，就算是李白再有个性，也不致于讽刺皇帝后妃众多，甚至影射这些宫女与外人有染。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从李白用韵情况来印证《尊前集》所收的李白词为伪作。如下面这首词，是紧挨着上面两首《清平乐》词的同调之作：

烟深水阔。音信无由达。帷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尽日感事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夜夜长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清平乐》)

此词下半阙“怀”字在《广韵》中属佳韵，“开”和“来”属灰韵。但从李白近体诗用韵情况看，佳和灰韵皆单用，〔10〕04然此处却同用，不符合李白的用韵规则，所以也可作为此词非李白词的有力旁证。

其次，从用语来看，不可能出现在李白供奉翰林的那段时间。如另一首《清平乐》云：“御前闲舞霓裳”。我们知道，李白曾与天宝元年(742)应诏入京，供奉翰林，但至天宝三载(744)即被玄宗赐金放还。因此，此二词若为李白作最有可能是作于742年至744年之间。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是因为词中所出现的语词与李白创作此词的时间龃龉不合。问题出在“御前闲舞霓裳”一句。“霓裳”二字，从前面的修饰语以及后文“谁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等来看，应是指跳霓裳羽衣舞，而不仅仅是指穿着的衣饰。我们知道，《霓裳羽衣曲》为开元时西凉节度使创制。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杨氏创声君造谱”句自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杨敬述造。”杨敬述此人在《新唐书》、《旧唐书》之《玄宗纪上》、《突厥传》，以及《资治通鉴》等书皆有记载，可知白居易所言不虚。〔11〕不过，此曲原本不叫《霓裳羽衣曲》而是“婆罗门”，《唐会要》卷三三诸乐条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黄钟商号越调下云：“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12〕又杜佑《道理要诀》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中使辅璆琳宣进旨，令于太常寺刊石，内黄钟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由此可知，天宝十三载之前，尚未有《霓裳羽衣曲》一名，如此，则李白在天宝三载之前所作之词岂能出现“御前闲舞霓裳”一语?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名之前，唐玄宗已经创作出此曲，此处改名只不过是将两曲名合为一名。〔14〕(P4)但据谢守灏《混元圣纪》卷八载：“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帝制《霓裳羽衣曲》、《紫薇八卦舞》以荐于太清宫，贵异于九庙也。”此语出自唐代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不过时间在开元中(开元十三年东封之前)。〔16〕(P9716)与中唐刘禹锡“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昔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子，归作《霓裳羽衣曲》”诗所云作于开元间相符。不管具体时间如何，从“贵异于九庙”可知此曲是用于祭祀的道曲无疑。王昆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云：“道曲的燕飨功能，主要在天宝年间(公元745年—755年)表现出来的，……开元年间的道曲多为宫、观祭祀乐曲，而到天宝年间，便出现了道曲与俗曲合流的局面——一方面是大批胡俗乐舞进入道曲，另一方面是大批神仙题材的曲调进入教坊。”而《宋会要》所载的改诸乐正是这种俗乐与雅乐合流的体现。乐史《杨妃外传》云：“天宝四载，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18〕135可见此时的霓裳羽衣曲尚为道曲，因贵妃的太真宫道士身份，故而适宜演奏此曲。这至少说明，在李白赐金放还之时，此曲尚未由成为与婆罗门合一的舞曲，否则在册妃之时庄重典雅之时奏俗乐，显得不伦不类，有失礼仪。既然如此，那么宫女也是不可能闲舞此曲以作娱乐之用的。

从上面我们基本可以断定，王灼所见《尊前集》不可能收录李白《清平乐》，也不可能收录李白《菩萨蛮》一词，而且从词作本身看，这些词也不太可能是李白所作。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灼根本没看到《尊前集》，而是转引前人所言，那时唐本《尊前集》已经失传，这一点也不无可能，因为，宋代收录词籍较多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都未见收录。至于为何更晚的张炎《词源》却说“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则可能是根据前人所言引用，未必真见到真本《尊前集》，唯有如此才能解释王灼《碧鸡漫志》中前后矛盾，以及《直斋书录解题》录有《花间集》，而性质相似、成书年代相当的《尊前》却不见载录的现象。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明代所见《尊前集》便有可能是明人重新编集的本子。这也就能解释为何罗泌校欧阳修《近体乐府》提及《尊前集》有无名氏《长相思》三首，而今本却没有的问题。不管这种设想是否正确，有一点基本上可以断定，宋人所见《尊前集》既没有载李白的应制《清平乐》词，也没有载其《菩萨蛮》词，因此，不能用明本的《尊前集》来证明宋人的观点。至于另一首《菩萨蛮》(举头忽见)，决非李白所作，因其除《尊前集》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白的作品，而应从明嘉靖年间杨金刻本《草堂诗余前集》卷下、《草堂诗余续集》卷上、《花草粹编》卷三作宋末陈达叟词。至于《连理枝》词，同样最早见之于明人《尊前集》刻本，不应当作李白词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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