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范畴研究的考察与分析

李小贝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范畴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举凡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基本都是借助于范畴加以言说的。可以说，范畴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凸显出民族文学理论的根本特色。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自体性得以确立的一种重要标志，范畴研究在上世纪初就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如今，范畴研究虽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学者对此的讨论热情并没有丝毫减弱，每年出版和发表的关于范畴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依然数量可观。特别是近三年来，范畴研究更是走向了细致化与全面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很多学者就范畴的某一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除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多部对于范畴史的整理和研究著作;特别是由蔡锺翔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第二辑的完整出版，更是将范畴研究推向了高潮。这些研究成果都为今后的范畴研究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下笔者将对这些研究成果做出较为详细的归纳与梳理。

一、具体范畴研究

对具体范畴的研究历来都是学者探讨的重点，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郭绍虞就在《小说月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对“神”、“气”等具体范畴进行过讨论，之后学者们对一些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的具体范畴继续进行挖掘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近年来，关于具体范畴研究，不管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在整个范畴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勾画出一幅具体范畴研究的“万马图”。

(一)对单个范畴的研究

以近三年的范畴研究来看，一些经典范畴概念——如味、兴、趣、意、境、清、韵、气、虚实、含蓄等——继续得到了学界的重视，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一些新的具体范畴进行了研究，如闲、观、化、艳、涩、机、通、才、声色、胸襟等。

在经典范畴研究方面，邵鸿雁的博士论文《中国美学“味”范畴新论》(2011年吉林大学博士论文①)是近年来对“味”范畴研究较为新颖、深入和全面的一篇。在该文中，作者厘清了感官味觉和美学的关系问题，分析了“味美”之“美”与审美之“美”的不同，同时还对味觉之味参与到审美中的两种主要表现，即通感作用和以味喻诗等也提出了较前人不同的观点，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味”范畴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周德波的博士论文《“意”范畴衍生中的三个向度》(2009年辽宁大学博士论文)以“‘意’范畴衍生中的理论状态，及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所承载的理论价值”为主要内容，厘清了这一范畴在生成过程中与文化心理与哲学观念的密切关系，对“意”的误读和难点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圣静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清”的研究》(2009年复旦大学硕士论文)和赵玲玲的《古代文论中的“清”范畴探析》(《当代文坛》2011年03期)两篇文章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清”的历史发展和美学内涵进行了宏观把握。薛显超《中国古典美学“游”范畴探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03期)和生岩岩《中国古典审美活动“游”范畴通论》(2010年山东大学硕士论文)分别从“游”的原始来源和美学思想出发，对于这一具有独特性的审美活动范畴进行了剖析。此外，杨梅英《“韵”之生命精神》(《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祁建立《试论“丑”在审美范畴中的表现》(《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05期)、闫月珍《意境：一个范畴的现代旅行踪迹——以王国维、宗白华与李泽厚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等，都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追根溯源，或深度阐发，或另辟新意，为范畴史和范畴体系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除了对这些经典范畴的继续阐释与研究外，研究者还另辟蹊径，发掘出了一些以往很少引起学界注意的新的具体范畴。如汪涌豪的《“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主体论范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一文，对“才”在魏晋时期的发端、唐时期的发展以及宋时期的精细化做了详细论述，对借由“才”分别耦合成的“才情”、“才气”、“才思”、“才调”等新名词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在《涩：对诗词创作另类别趣的范畴指谓》(《文学遗产》2010年06期)一文中，汪涌豪对这一从“被视为创作的一大避忌”到“渐渐被论者标举为一种创作上的另类别趣”的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声色”范畴的意义内涵与逻辑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对这一指称文本构成形态和基本性状理论范畴的基础层面、深层内涵以及逻辑定位等问题做出了阐发。除汪涌豪外，对一些新颖范畴的开掘中，还有一些比较好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如，郭守运《古典美学“机”范畴探微 》(《文学评论》2010年02期)一文提出，由机趣、机理、机兆、机变、天机、事机等组成的蔚为大观的“机”范畴家族，是一个动态发展且开放的系统结构，具有中国诗性文化特有的情感性、意味性和奇异性。程晶晶《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中的“尖新”范畴》(《兰州学刊》2011年10期)对“尖新”正负两方面的审美内涵和批评价值进行了分析，如它在消极意义上体现为风格上尖利寒瘦、佻巧浅俗，技法上逐险斗巧、蹇涩冷僻，因而为正统批评家所不取;而在肯定意义上，其又体现为风格上天然清新、生机盎然，技法上突破陈规、创新立奇，美感上惊喜绚烂、耳目一新，因此常为革新派所使用。另外，章建文的《古典文论范畴“洁”的文化考察》(《江淮论坛》2009年03期)也颇有新意，该文不仅考察了“洁”在语义学上的起源和内涵，还对这一范畴在文学、哲学和史学上的意义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其它如张振谦的《古代诗学视阈内的“野”范畴》(《北方论丛》2011年01期)、苏状的《“闲”子范畴群的审美意义研究》(《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余群《胸襟：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04期)等对相关范畴的阐述也颇为独到。

(二)专题或个案研究

近年来对范畴专题或个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不再像过去一样专注于对某个范畴的整个历史发展流变或美学内涵进行整体性关照，而是侧重于以某一文体、某一时期、某一著作或某一文学家或批评家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或多个范畴为研究对象。

1、以某一文体中的范畴为研究对象。从笔者所搜集到的论文来看，近三年对词和小说这两种文体中的范畴的研究较为突出。首先，关于词学范畴研究。毛文琦的《中国古代词学范畴举隅 》(2011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是对词学范畴的整体研究，此文对几种重要的或者几乎未进行过阐述的范畴作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曹明升的《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学术探索》2010年02期)对词的这一单个范畴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从乾嘉开始，清人多用“厚”这一范畴品评宋词，并将“厚”分为宋词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两大指向，而“厚”的最高境界则是由主体温厚之性情与词体深婉之特性相交融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整体之厚。其次，关于小说范畴的研究。李金善、陈心浩《“奇”解——明清小说评点范畴例释》(《河北学刊》2009年03期)通过举例分析得到结论，认为明清小说理论中“尚奇”的审美趋向经历了从“以幻为奇”到“不奇之奇”的发展阶段;陈心浩的《明清小说评点范畴研究》(2010年河北大学博士论文)一文，在细读明清小说评点文本及借鉴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拈出了“画”、“纪传”、“声口”、“间架”、“笔”、“幻”、“真”、“奇”、“韵”、“诗”、“妙”共十一个范畴，并把它们分成“小说的人物描写”、“小说的叙事情节”、“小说的艺术魅力”和“小说艺术的极诣”四个板块逐一进行了考评，提出了一些新颖的看法。

2、以某一时期的范畴为研究对象。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美学范畴，在近些年的范畴研究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文论范畴研究得比较多。张克锋《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北方论丛》2009年05期)、张立军《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范畴——“自然”》(2009年辽宁大学硕士论文)以及王桂丽《魏晋玄学美学中“性”范畴蕴含的生命意识》(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4期)等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文论范畴进行了研讨。在明清文论范畴研究方面，胡建次《清代文论对“格”范畴的阐说》(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2期)一文从“对‘格’作为文学审美之本的标树;对‘格’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对格调之论的反思与消解”三个维度对“格”范畴进行了阐说，为更好地把握这一范畴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此外，陈桂梅的《晚明及清“生”美学思想研究》(2009年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对“生”范畴的演变过程、美学内涵、形成原因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3、以某一文学家或批评家为中心的范畴研究。蒋寅的《王渔洋“神韵”概念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一文，通过追溯神韵的语源和广泛考查历代文献，发现在元代神韵已用于诗文评，其审美内涵到明代中叶基本定型，至迟在胡直的诗论中已有较成熟的理论概括。这一结论澄清了学界认为胡应麟始用神韵论诗的不正确之说。此外，作者还考察了王渔洋早年创作和批评中使用神韵概念的情况。欧阳泱的《毛宗岗小说评点范畴研究》(2011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通过分析毛宗岗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所使用的各种审美范畴，构建出了毛宗岗的小说理论范畴体系，还原出了毛宗岗时代需要面对的小说理论问题。齐安瑾的《论王船山的余情范畴》(《理论月刊》2011年01期)不仅分析了王夫之将“惉滞”与“余情”对举、提出“余情无惉滞”的理论贡献，还对中、日余情均追求言外之韵味，诗外之情感等相同点，以及中国的余情饱满充实，日本的余情则哀婉凄迷等不同点进行了讨论。对某一批评家进行研究的文章还有：黄志浩《论周济词论范畴对举的建构特色》(《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颜翔林《可信与可爱：王国维美学范畴之诠释》(《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04期)以及熊沛军《王世贞诗论中的“格调”范畴》(《名作欣赏》2010年02期)等。

此外，以古代单本诗学著作中的范畴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也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李冰雁《〈文心雕龙〉中“神思”范畴的理论渊源与内涵》(《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和杨星映《〈文心雕龙〉的“象”范畴》(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6期)两文，就分别研究了《文心雕龙》在“神思”和“象”范畴的丰富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三)范畴之间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历来是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总体来看，在范畴研究中，近些年学者们主要是从古代文论中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范畴概念的比较研究、中外理论中意义相近的范畴概念的比较研究、不同批评家的范畴概念的比较研究三方面着手。汪涌豪《文学批评中的“老”与“嫩”——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札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认为，“老”与“嫩”这一对对待性范畴不仅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伤肤、雅不落巧的的创作追求，而且适切地传达了后经典时代中国人独特的文学经验与审美趣尚的理论特点。周建萍的《“趣”与“寂”——中日古典审美范畴之比较》(《国外文学》2010年03期)一文，从中日两国两个比较重要的审美范畴——“趣”与“寂”出发，阐述了二者在艺术价值上的相近点及在审美内涵上存在的差异。另外，在中中或中西不同文论家的范畴概念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较好的文章，如：杨艾璐的《在“有待”与“无待”之间——荀子、庄子“道”范畴的比较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高琼的《“媚美与眩惑”——对于叔本华与王国维美学范畴的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0期)、古屿鑫、宋妍霖的《康德的“崇高”与孟子的“大”的美学范畴比较——超越与回归》(《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02期)等。

二、范畴理论研究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对于范畴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研究者，都会倾向于以某一个具体的范畴作为研究对象。这不仅因为在浩瀚的中国古代文论史中，有着众多的有待于继续深度阐释以及亟待发掘认识的概念范畴，它们的存在给学者们留下了较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同时也在于以单个范畴切入研究，不管是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或理论的阐释上都更容易把握。相较之下，有关范畴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复杂和困难，它不仅考察着作者对整个古代文论史的整体把握能力，更考验着作者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眼光，因此这一部分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有限的关于范畴理论的研究论文中，却饱含着范畴研究的重点和精华，对完善和推动范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叶朗《中国的审美范畴》(《艺术百家》2009年05期)一文，立足于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基本理论，提炼出了三个可以纳入美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审美范畴：沉郁、飘逸、空灵。“沉郁”概括了以儒家文化为内涵、以杜甫为代表的审美意象的大风格;“飘逸”概括了以道家文化为内涵、以李白为代表的审美意象的大风格;“空灵”则概括了以禅宗文化为内涵、以王维为代表的审美意象的大风格。在此文中，作者对这三个中国传统的审美范畴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作了详细的分析。与叶朗对中国范畴概念传统性的重视不同，李振声《中西文论范畴概念融合的探讨》(《传奇·传记文学选刊》〔理论研究〕2009年01期)则侧重探讨中西文论范畴概念的互照互识与互省互补。作者提出，中西文论概念和范畴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重新审视这种差异性的意义在于：站在中西文明汇通的辽阔前景上，了解中国文论在适应现代世界性文学经验图景上的长处和弱点，从而进行现代调整，开掘并发展中国文论范畴概念中聚集着的智慧性内容，使之有可能成为对整个世界文论的一种重要贡献。李振声对中西文论互补所作探讨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还有待商榷，但他对中国文论“进行现代调整”的基本思路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韩德民的《“美学”建构与传统范畴现代性的开发》(《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1年01期)以宗白华从传统范畴出发建构现代性美学体系的探索发端，探讨了叶朗、张世英等人发挥中国传统本身的某些范畴要素，以进行范畴的现代性体系建构的尝试与努力。此外，寸悟《和谐的审美之维——中国古代文艺学范畴的现代转换》(《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03期)一文从和谐的现代转换、以意逆志的再阐释以及对二十世纪陆机文学思想阐释的反思三个方面出发，探讨了古代文论在当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不管是侧重立足传统还是强调当代建构，以上文章都体现出了作者对古代文论继承和发展的良苦用心。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范畴的本质属性与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黄雪敏《中国古典诗学范畴的人本构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一文，从形体、感觉和精神三个维度具体分析了中国诗学范畴体系的人本建构。作者在“形体称名与文论范畴”一节中认为，明清论者或用“头脑”、“主脑”隐指作品的关键，或用“胸襟”、“胆”等范畴指涉诗人的性格、气质、修养等。这种建立在人体“小宇宙”基础上去体验、比拟自然大宇宙的思维模式，不仅使得诗学审美范畴的建立具有家族性、连绵性和表现性，也确立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博大深邃的象征性思维及其诗性智慧。吕逸新、盖光的《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生命精神》(《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对中国诗学范畴的生命本质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具有“泛生命化”的特征，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以生命为核心形成了众多富有生命感的范畴，如气韵、气势、气象、生气、生动、神韵等，“气韵生动”是最具生命感的诗学范畴。与以上两文的出发点不同，金永兵在《范畴研究：文学理论科学性的一种建构策略》(《云梦学刊》2011年04期)中则提出了“文学理论学科科学化”的建议，作者认为，“科学性”要做到以下几点：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对象相匹配的研究方法、独特的基本问题系统、基于“理论家共同体”所取得的客观性或主体间性、面对文艺现实的阐释效力和建构功能等。在文学理论研究“以学术为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建立独特的文学理论概念系统，越来越成为文学理论科学性建构的一个必要前提。

对于范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和难点，以及范畴研究下一步的发展和出路，汪涌豪在《近百年来中国学界古文论范畴研究述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一文中做了精彩的讲述。作者认为，近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中，学界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范畴可否确证、有无体系和能否转换三个方面，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范畴研究成果迭出的同时，也有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作者认为，将要到来的范畴研究的合理生态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范畴性质的界定;其次是范畴分布的了解;第三是范畴序列的清理;第四是范畴指域的判明;第五是范畴层级的确定;最后是范畴体系的凸显。汪涌豪的这篇文章不仅对于我们了解近百年来的范畴研究状况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范畴研究今后的发展和出路也提出了富有启发的建议。

三、范畴研究专著

近年来，以专著形式对范畴进行研究的学者也颇多，这些研究专著使范畴研究更加系统、深入与细致。

对范畴史的研究在近三年内受到了重视，分别出现了对范畴的整体史、断代史以及发生史的研究著作。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三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版)是国内第一部中国美学范畴史著作，全书共分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自先秦至秦汉)、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自魏晋至隋唐)、中国美学范畴的完成(自宋元至明清)三卷，该丛书较为完整地构建了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与人文风貌。赵建军的《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齐鲁书社，2011年第1版)是一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范畴问题的著作，作者以孕育、生成中国美学范畴的原生性知识形态为基础，对魏晋时期的美学与玄学、佛学、道学、儒学的交遇和融合给予了深刻的阐发。此外，由刘金波、王杰泓、高文强合编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一书共有三册，分为老子卷、庄子卷和礼记卷。此丛书在率先打破中国文论范畴研究“以西释中”传统模式的同时，对《礼记》、《老子》、《庄子》文论范畴进行了溯源寻根式整理和固本举要式研究，重新建构了中国文论范畴研究的“发生史”范式。

除了对范畴史的研究外，一些专著也以一些具体范畴为对象进行研究。如汪涌豪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除了对范畴的质性与特点、内在联系、显性与隐性诸问题的研究外，还对“涩”、“老与嫰”、“闲”、“躁”、“淡”、“风骨”等范畴进行了精微解读。胡学春的《真：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版)从“真”的美学内涵的五个层次，即人生境界论之生命真境、本体论之日用真理、方法论之率性修道、主体论之真心真人和认识论之情事真实等五个层次分头掘进，揭示出泰州学派与中晚明求真思潮的学理联系，从理论上解决了泰州学派与中晚明求真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李旭的《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版)以“道”、“风骨”、“文气”、“意境”、“格调”、“意象”、“古雅”、“寄托”、“禅意”、“趣”等具体范畴为研究对象，也有不少鞭辟入里的论述与创见。

此外，要特别一说的是，蔡锺翔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是范畴研究上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对于出版此丛书的最初设想，蔡锺翔曾在其《美在自然》一书中详细谈说过：“由于对个别范畴还未研究深透，重建整个中国美学理论体系的条件就没有完全成熟。于是我们萌发了一个构想，就是编辑一套《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每一种(或一对)范畴列一专题，写成一本专著，对其美学内涵作详尽的现代诠释，并尽量收全在其自身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代表性用法和代表性阐述，力争通过历史的评析揭示各范畴内涵逻辑地展开的过程。”〔1〕(P4)2008年初，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第一辑(共10本)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全部推出，包括：《美在自然》(蔡锺翔)、《文质彬彬》(陈良运)、《原创在气》(涂光社)、《因动成势》(涂光社)、《和：审美理想之维》(袁济喜)、《兴：艺术生命的激活》(袁济喜)、《风骨的意味》(汪涌豪)、《意象范畴的流变》(胡雪冈)、《意境探微》(古风)、《雄浑与沉郁》(曹顺庆、王南)。2009年至今，此丛书的第二辑(共10本)也陆续出版，包括：陈良运《美的考索》、胡家祥《志情理：艺术的基元》、刘文忠《正变·通变·新变》、郁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张晶《神思：艺术的精灵》、朱良志《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张方《虚实掩映之间》、韩经太《清淡美论辨析》、曹顺庆、李天道《雅论与雅俗之辨》、陶礼天《艺味说》。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是迄今为止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以范畴为专题，以文论为核心，统合多个艺术门类的丛书，此套丛书的全部出版，正如蔡锺翔所说，“将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的史的研究和体系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1〕(P5)

四、余论：对范畴研究的一点看法

综合来看，近些年的范畴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延续以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不再“扎堆”于一些核心范畴的研究上，开始关注文论史或美学史中一些较为偏疏、未曾受到前人足够重视的次要范畴的研究，如对闲、观、化、艳、涩、机、通、才、尖新、胸襟等范畴的关注;其次，对具体范畴的研究更为细致和深化，很多年轻学者选择某一范畴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出现了大批对某一范畴进行充分解说的研究成果;再次，范畴体系日益完备和明朗化，近些年，不仅出版了有关范畴的整体史、断代史、发生史的研究专著，而且两辑“中国美学范畴丛书”的出版，囊括了大量美学和文论的元范畴和核心范畴，这些著作使我们对范畴的历史发展、体系结构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当然，范畴研究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范畴的层级分辨不清，范畴间的关系认识不明，对范畴概念的解说往往以偏概全，以及对与诗有关的范畴研究较多而对词、小说等其它文体的范畴研究较少等。针对范畴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做到“六多六少”。

第一，多一些讨论争鸣，少些各说各话。通观近三年的范畴研究，没有关于范畴的专题研讨会或对某一共同问题的成组讨论文章，学者们大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发表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太抬头关注他人的研究动向，这样就容易导致重复研究或对同一问题的意见难有定解。因此，应该适当的多一些讨论和争鸣，这样可以帮助学者发现自身的理论缺陷，了解其他学者的研究进展，从而取长补短，推动学术研究走向良性发展。

第二，多一些科学归纳，少一些笼统概括。中国的文论研究虽然向来以“感性”、“领悟”、“不舍象”等为特点，但笔者认为，在文论研究，特别在是范畴研究中适当融入科学思维，使范畴研究规范化、体系化，不仅可以改善目前范畴体系、层级混乱的局面，还可以在这种较为明晰的综合中实现对学科知识的有效积累和进一步拓展。

第三，多一些辨析比较，少一些人云亦云。近年的范畴研究较为注重对单个具体范畴的详细解读和释例，而对一些意义相近或对立的成组范畴的比较、辨别则很少。若能加强对这些相邻、相近或相反范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见出异同，在比较中咀嚼领悟，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范畴的内在本质。

第四，多一些纵横贯通，少一些细枝末节。“纵向贯通”是指对范畴史的整体梳理或对某一具体范畴的历史发展流变的整理，“横向贯通”是指不只关注某一范畴在文学上的内涵和特征，同时也关注此范畴在同时期的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门类上的表现，这样史、论结合，才能更为深刻地挖掘范畴的理论内涵。

第五，多一些体系探讨，少一些个案研究。从本文的综述就可看出，大多数学者都关注于单个具体范畴的探讨，而对其在整个范畴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元范畴、核心范畴还是衍生范畴?是属于作家论、创作论、风格论还是批评论等都涉及不多，而这些讨论其实在整个范畴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六，多一些明白阐释，少一些以故释古。“以故释古”是指一些学者在对单个范畴进行诠释时，并没有用现代语言解释清楚，而摘用很多古人的话语作为自己的例证。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整体上虽然接近原意，但现代人依然对此不甚了了，这样的研究在成果上也就大打折扣。如何在深刻领悟范畴本义的基础上用现代语言明白无误地阐释清楚，虽然是一项较为困难的工作，却是每位学者都应该追求的目标。

［注释］

①本文所提到的学位论文均源于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相关数据资料。

〔1〕蔡锺翔．美在自然·总序〔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