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勇敢探索：朱立元的文艺理论研究

刘文斌 罗 曼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朱立元教授以美学研究、特别是西方美学研究的骄人业绩著称。其实，他的文艺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他的专题论文集《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被同行专家视为新时期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①他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得到教育部专家评审组的“好评”。②研读朱先生的著作，不仅为其新颖深刻的论点所折服，也为其独立思考、勇敢探索的学术品格所感动。

一

1980年代初，学界开始讨论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问题，而由此引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论争，则成为新时期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探讨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无体系的论争，这在我国新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上，“是一次相当重要的理论论争”。〔1〕有论者武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不过是些“断简残章”，“不成体系”;有人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美学纯属杜撰”;也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科学完整的体系。朱立元持后一种观点。他较早指出:“衡量一位理论家的思想观点的有无系统性，其主要尺度不在于他有无大部头的专著，而在于他的有关思想是否有内在结构和思路上的关联性、逻辑性、完整性。”〔2〕(P2)他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哲学基础、内在结构及逻辑关系的分析，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文艺学思想虽然没有形成体系性的专著，但它在理论上却有着内在系统性和有机整体性”〔2〕(P5)。不仅如此，朱立元还认为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美学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的现状，与世界文艺学、美学的新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起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新体系。他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这个文艺学体系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必须是当代的，而不是过去的;必须成为一个严整的体系，而不是零碎的拼接”。〔2〕(P99)明确标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仅有体系，而且对中国当代文艺学有着重大影响。

在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过程中，不能不首先谈到方法与范畴这两个核心命题。朱立元断言“就文艺学而言，一定的范畴、概念系统是我们认识并说明艺术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掌握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并予以辩证解释的逻辑基础和单位。”〔2〕(P75)作为设立范畴体系的基本要求，首先应当寻找一个逻辑推演的基点和始原点。朱立元认为，“物质生产”范畴“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都可以而且应当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真正起点。”〔2〕(P26)其次，在设立范畴群时，应重点抓住艺术生产和消费不同于其他物质、精神生产和消费的独特之处，抓住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特殊矛盾。具体来说，应当着重解释艺术的审美特质。再次，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畴系统的设立，不能不顾及中国特色的问题。最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范畴系统，应自觉地朝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向努力。以上四点，是朱立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范畴系统的总体设想。

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另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是方法论的问题。朱立元坦称“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确立正确的研究方法”。〔2〕(P18)原则上，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方法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但是，在如何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上，却是见仁见智了。朱立元坚持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彻到全部研究中去。如果在不同程度上忘记或背离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会不仅在方法论上、而且在世界观上不同程度地偏离马克思主义。”〔2〕(P19)就这一问题，朱立元联系当时文坛现实，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

第一，“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方法论上，不仅要坚持一般的唯物主义原则，更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2〕(P20)在朱立元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至少有两点根本性的意义。首先是对一切文艺现象产生和变化的终极原因的研究，不应只从文艺本身去寻找，甚至也不应只从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部门去寻找，而应从它们之外的、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基于此，他对一度颇为流行的刘再复等人所谓“外部关系”、“外部规律”说提出批评，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因为唯物史观所阐明的文艺同生活、文艺同人民、文艺同政治等的关系都是最基本的“内部关系”和“内部规律”〔2〕(P20)。他还指出，“文艺非意识形态化”论片面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同样不符合唯物史观”〔2〕(P22)。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在研究文艺学问题时，应当注重文艺的特殊矛盾和规律，应当与美学的方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方法论上讲，这也就是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这也就是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能作为建构整个文艺学体系的基础，在设计理论框架、明确基本思路、设定逻辑起点、理顺逻辑推演和展开的线索、探讨艺术生产的根本来源与性质等基础性问题时，加以应用，并贯彻、渗透到各个环节中去，而不是越俎代庖，取消或代替美学方法。

第二，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依朱立元之见，“迄今为止，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任何其它方法都不可能否定或代替它。”〔2〕(P114)在1985年的方法论大讨论中，有人把引进的西方文艺批评新方法，特别是把系统方法在文艺学中的运用，说成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又一次伟大变革”，还有人把西方文艺批评方法看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论平起平坐的东西，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贬低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和指导地位”〔2〕(P114)。朱立元还批评某些人“把热力学第二定理中的‘熵’和化学中的‘临界点’等概念轻率地搬到‘性格组合论’中来，……其实都是望文生义。在对自然科学方法和概念本身尚未弄明白的情况下，就急于吸收、应用、‘移植’，焉能不闹笑话?”〔2〕(P112)。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是固定的框框和条条，而是实践的指南。因为文艺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动、更新之中，研究文艺的运动形式和规律的文艺学，它的原理、观念、范畴和方法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变动、更新。朱立元指出，无论是表现主义、直觉主义、还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不无可取之处，因为它们都从某一侧面揭示了文艺的某些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应当勇于对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批判和扬弃，吸收其中哪怕是点滴的合理因素，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方法论系统。“在这里，任何‘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纯洁性’，而视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流派、学术为畏途，不敢接触，生怕‘传染’上资产阶级痼疾的观点和做法，都会适得其反”，“这恰恰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2〕(P23)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体系、方法、范畴等理论问题，陆梅林先生等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朱立元的贡献，在于他结合对当时文坛较为流行的错误说法的辨析，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这些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论述，从使这些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得到了深化。正是在朱立元及其同道们的共同努力下，“断章残简”、“不成体系”、“外部规律”等错误说法才渐渐销声匿迹，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指导地位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二

现实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和积极面对的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及与其相关的两个重要范畴——典型与典型化，是朱立元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界就曾发生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论争热潮，论争围绕着什么是现实主义、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的实质这样两大主题进行，并产生了以刘大杰为代表的认为现实主义是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最有力和最先进的创作方法的观点、和以茅盾为代表的以社会的阶级的观点来看待现实主义的理论见解。这次论争开启了新中国关于“现实主义”论争的序幕，反映了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认识中国文学的良好愿望。1982—1983年，正值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和毛泽东诞辰90周年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马克思主义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再一次被热情探讨，现实主义理论如典型与典型化、“写真实”与文艺的真实性等重新获得关注。至8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断受到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挑战，现实主义、典型理论等也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威胁，至此，中国文论界再次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在对现实主义的界定上有了新的认识。

朱立元在分析了对现实主义的诸多不同理解后认为，这其中许多意见并非有根本的分歧，而是对现实主义本身理解上的不同。因此，他选择从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溯源、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和现实主义的含义等三个方面入手加以分析和整合，进而综观历史上相关的现实主义理论，评判其中的优劣、是非。乍看起来，这三个方面似乎并无关联，然而细细评断之后才发现，三者实质上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从现实主义的历史根源入手寻找到现实主义的根本，进而分析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奠定现实主义理论的基调，从而最终形成对现实主义内涵的界定。只有这样从宏观和微观各个角度来辩证分析现实主义的做法，其得出的结论也才更能令人信服。

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朱立元选择了从历史反思入手进行研究。反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作为文学创作思潮和运动的现实主义发展历史的回顾;二是对作为这一创作思潮和运动的美学总结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由此，朱立元首先选取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在历史发展的流程中辩证地看待现实主义的发展。在回顾了现实主义的漫长路途后，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作为现实主义史上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它对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促进、指导作用，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其不可逾越的重要地位。”〔3〕(P119)而且尤为重要的是，“马、恩的现实主义虽然在性质上是政治化、革命化了，但就他们的本意和他们深厚的美学、艺术修养来看，他们并无意否定或削弱文学的审美和艺术性质，他们自始至终力图对现实主义从政治和美学的结合上加以把握，虽然这种努力遇到某些难以克服的矛盾。就是说，他们从未走到用政治吞没或取代艺术的极端。”〔3〕(PP119－120)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澄清之后，问题扑面而来，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怎么认识现实主义?而这也是历次现实主义论争当中的核心问题。在经过种种辨析后，朱立元提出“现实主义是历史范畴，而不是社会阶段、阶级和思想倾向的范畴。”〔3〕(P128)“现实主义是美学范畴，而不是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范畴。”〔3〕(P130)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既不是直观反映论或能动反映论，也不是单纯的实践论或单纯的存在论或单纯的主体论，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存在论”。〔3〕(P127)这也就是说，所谓现实主义就是以实践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历史的、美学的范畴。这就否定了现实主义是社会发展阶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或阶级的范畴，强调了现实主义不是永恒的、超时空的范畴而是历史的范畴，否定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积极与消极、革命与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之分，从而强调了现实主义无论从思潮、流派还是从创作倾向、特征上都应是美学原则和范畴的特征。

在现实主义的诸多范畴中，“典型”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建国以来关于典型问题(主要是典型人物)的讨论也是几经周折而历久不衰。在经历过文革期间的“三突出”的典型人物论后，1980年代以来，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探讨日益成为学界的热点。朱立元对典型问题的探讨遵循人的性格的复杂性——艺术典型的复杂性——典型的审美价值这一线索进行。

众所周知，在对典型性格的论争中，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一文引起较大反响。该文把文学典型本质的探讨从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转移到典型性格内在结构的剖析，从而揭示了典型复杂性的结构机制及其审美价值，为探讨典型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然而，刘再复认为任何性格、任何心理状态，都是由两极内容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的表现。性格的二重组合，就是性格两极的排列组合。对此，朱立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武器，分析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指出“二重组合原理”存在理论上简单化、模式化、片面化的失误〔3〕(P279)。其原因在于未能把主客体的交互作用看成性格的根本原因，未能把性格与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考察，未能把这种系统整体观点贯彻到“原理”的各个部分。在朱立元看来，人的性格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自调控功能的信息储存加工系统，是稳态与动态高度统一的自控系统，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性格与环境构成一个整体系统。朱立元认为，艺术典型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同时，典型的复杂性是艺术家、作品本体、鉴赏者三个环节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种艺术信息传递与反馈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因此，典型的复杂性就首先体现在“典型性格的组合构成上”，“大凡复杂的典型，其性格总是呈多向度、多侧面、多层次的复合结构”;〔3〕(P295)典型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性格运动的剧烈动荡与巨大变异上”;〔3〕(P296)“典型的复杂性除了在性格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中显示出来，还体现在比较深层的内涵意蕴上”。〔3〕(P296)故而，典型的复杂性就应该体现为包涵深广意蕴的动态的“多重组合”。这样看来，刘再复的“二重组合”理论将性格中两级要素的一元化排列组合就显得简单化了。

既然典型如此复杂，那是不是意味着越复杂的东西越典型?典型性就等于复杂性?“二重组合”最复杂审美价值最高?刘再复的确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博得了一些人的喝彩。受其影响，一些作家不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塑造形象，而是用高倍放大镜去寻觅侵略者、汉奸身上“人性的光辉”，去发现英雄、模范人物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时间，“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充斥文坛艺苑，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观受到严重干扰。朱立元认真思考后指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本身并不构成审美价值，它只是一种‘中性’质素，只有当复杂性同其他一些审美价值尺度联系起来时，它才获得审美的意义。”“按照现实主义的审美观，这些价值尺度主要是真、活、深广”。〔3〕(P300)由此可见，典型性并不等于复杂性，典型的审美价值标准也不是复杂，而是艺术的真实性，形象的独特性和栩栩如生以及典型形象所概括的社会历史内涵的程度等三个现实主义尺度。“这些尺度是‘二重组合’原理所包括不了，也代替不了的”。〔3〕(P53)

朱立元的现实主义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于回应西方文论的冲击，对于来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典型理论的质疑，都起到了较好的驳难作用。现实主义和典型是文艺理论中比较复杂的问题。朱立元关于现实主义及典型等的看法正确与否还可以讨论，特别是他将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说成是“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存在论”，可能会引发质疑，因为学界对“实践”、“存在”这些概念的理解就是歧义丛生的。但无论如何，从朱立元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他是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严肃地、认真地思考和探索文艺学、美学的规律，这种科学研究的态度理应得到肯定与尊重。

三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传播和推广，必须首先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作为建立在西方哲学体系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然有其独有的精神理念和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地方，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中国，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过程，就成为当代学者们的理论归宿和奋斗目标了。朱立元大声疾呼:“密切关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文艺问题，有的放矢，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为之做出科学的回答和创造性的阐释，我认为，这将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推向深入、提升到新高度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4〕在朱立元的学术视野中，中国主动接受、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其根本目的不是研究，而是加以改造和运用，以解决中国文艺发展的问题。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朱立元进一步指出应当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选择、激活、对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应该从解决有关文艺、文论的“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出发，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相关的基本原理或观点，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尽力加以富有时代意义和当代色彩的新阐释，通过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经典、历史文献中的相关思想、观点、理论，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经典作家相关思想与“中国问题”的无缝对接，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在这种对接中，一方面使产生于过去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当代的意义和形态，另一方面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适合于当代中国人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5〕

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朱立元还对学界出现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似是而非的说法，进行了辨析。20世纪90年代，学界一度弥漫着一种忧伤的情绪，这就是对中国文论如何发展的担忧，对21世纪西方文论话语霸权的担忧，有学者甚至称之为“失语症”。论者对当代中国文论所作出的诊断是:丧失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话语能力，甚至言说方式，失去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论概念、范畴、理论、尺度，所言所说的全是西方文论的话语，因而在当今世界文论的大格局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6〕(P317)此论一出，得到学界不少人的响应，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界的学者，反应尤为强烈。面对这种“危机”应该如何应对?有学者提出，应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来建设中国文论”。〔7〕

朱立元没有随波逐流，在他看来，所谓的“失语”以及将我国文艺学发展的过程视为带着“现代性的焦虑”的“全盘西化”过程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看一种理论(话语)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危机，首先只能从现实的需要和语境出发加以衡量，至于有无自己的独特话语方式和话语系统倒在其次。因此，“失语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缺陷和危机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它只就中国文论话语系统较多吸纳西方文论话语的某些表面现象而推断中国当代文论缺少自己的话语，进而认为‘失语’是其最根本的危机。它完全没有顾及当代中国文论与现实的关系，没有分析它是否贴近当今现实，是否能回答新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即是否适合现实语境”。〔8〕据此，朱立元提出“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论的问题或危机不在话语系统内部，不在所谓‘失语’，而在同文艺发展现实语境的某些疏离或脱节，即在某种程度上与文艺发展现实不相适应。”〔8〕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或者说当前文艺学学科存在的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在朱立元看来，文艺学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而且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隔膜。虽然对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络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已经有一些研究，但还远不够。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造成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局部危机的，主要是与文学现实相对疏离，即理论落后于现实”。〔8〕

基于这种判断，朱立元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也不予认同。以他之见，中国古代文论固然有很多优秀的遗产可以继承，然而，“现在我们面前的传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19世纪前的古代文化、文论旧传统;一个是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一个传统，而无视或轻视后一个传统。”〔8〕并且，当代人与新、旧两个传统之间发生的关系是不同的，一是时空的距离关系，一是影响的直接、间接关系。由此可见，当代中国人直接所处的是现当代文化的新传统，这里不存在时空的距离，传统与当今现实紧密交融，而古代文化传统则与当代人之间有着百年以上的时间距离和社会生活、环境、制度和精神文化氛围的变迁所形成的空间距离，这种时空距离造成当代人与古代传统之间的陌生感与隔膜。所以，“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毫无疑问应当首先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由此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这个百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就是我们发展新文论的根”。〔8〕这就是说，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向来拯救中国文论的路就并非完全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以此为路也并非最好的方案了。

在理清了上述问题后，朱立元明确提出了21世纪的中国文论(文艺学)如何建设的方案，那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指导下，立足于经过百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吸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两大理论资源，用以应对、回答、解释、解决文学的新现实和新问题，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逐渐结合过程中综合创新，努力使古今、中西相融合，从而使新世纪文艺学一方面具备源源不断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在理论建构上能够不断破旧立新，在创新中逐步完善，在动态建构中取得与文学现实和实践的相对平衡，进而使文艺学的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新的活力。”〔11〕他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述后指出，所有这些汇成一句话就是，“走自己的路:立足当代，今古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8〕

应当说，朱立元对明显言过其实的“失语”论和颇具“文革”中流行的“空白”论、“扫荡”论味道的“重建”论的批评，可谓深中肯綮，他提出的关于21世纪中国文论建设方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必经之路，值得予以重视。

面对困境，还有学者提出用文化研究来改造和重建文艺学的主张，即“文化研究转向”论。对此，朱立元给予了合理分析并最终批评了此种观点。在朱立元看来，文化研究作为当代西方的主流学术思潮和理论，自然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但是想直接用文化研究来改造和重建我国当代文艺学学科，实现文艺学的所谓“文化研究转向”，恐怕并不现实。朱立元认为，首先，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缺乏学科理论的依据。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研究己经远离文学研究，过于泛滥，跨学科以至于无学科，面面俱到以至于缺乏基本理论，方法随意以至于丧失了文化研究自己的方法。文艺学如果向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理论学习、借鉴，以实现所谓的“文化研究转向”，岂不是从根本上取消文艺学自身的独立性，从而降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附庸和例证了吗?况且，“当前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己经陷入困境。当此之际，还要我们的文艺学跟着往文化研究那狭窄的小路上走，这不但不能‘拯救’文艺学，反而会使文艺学丧失自身的学科性，从而真正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9〕其次，朱立元指出，引进文化研究理论是无的放矢，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文艺学如果转向文化研究，不但不能解决文艺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局部危机，反而会把文艺学变成没有文学的泛文化研究。”〔9〕然而，这却并不表明他全盘否定“文化研究”。朱立元曾说“我们不同意‘文化研究转向’论，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文艺学借鉴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克服当前文艺学的局部问题和危机，有批判地借鉴、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9〕由此可见，朱立元对待任何问题总是能够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坚持“两点论”，而不搞形而上学，不搞一点论。正是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促使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也因此使他的学术观点很少片面性。

已故文艺理论家周介人先生在为朱立元《真的感悟》一书作的“序”中曾写道:“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探索精神，不仅仅表现在敢于对前人所没有涉及过的领域、课题，进行创造性的研讨，而且还表现在不回避前行者未了的理论纷争，勇于接过传统的理论难题，大胆清理，在清理的同时作出新的解释。”〔10〕(P4)其实，这也正是朱立元文艺学研究的写照。他不仅独立思考前人留下的学术论争问题，而且勇于探索前人没有开掘的领域和话题，并藉着一种学术执着的精神开辟出一条当代文艺学研究的思考与探索之路。他的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使他始终紧随时代的脚步，而其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则传达出严谨的实证文风。朱立元的文艺学研究是独立思考的研究，是勇敢探索的研究，凭借着这样的学术态度，朱先生必将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行越远，越攀越高!

［注释］

①董学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中写道:“就学者个人著作而言，《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学原理——发展论》、以及《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大致代表了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水平。”

②参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后记部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陆梅林.回忆与反思——忆十年来若干文艺理论论争〔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3).

〔2〕朱立元.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3〕朱立元.理解与对话〔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朱立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朱立元.选择、激活、对接——以人学问题为例〔J〕.学术月刊，2008(1).

〔6〕曹顺庆.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基本目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A〕.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张少康.走历史发展必由之路〔J〕.文学评论，1997(2).

〔8〕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文学评论，2000(3).

〔9〕朱立元、王文英.对文艺学“文化研究转向”论的反思〔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10〕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