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所向”是历史前进的推手
——《新疆和平解放史》评述

田卫疆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1）

张安军先生新著《新疆和平解放史》到手搁置多日，皆因琐事相扰未及静心拜读，近日查阅其他相关资料，复将该书翻检出来，认真阅读一遍，感到获益良多。

一

像新疆和平解放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后人对它的整体观察和深入探究，应该有历史的看和现实的看两个时间坐标，亦即应该将其放到新疆历史演进发展的大过程中认识。

新疆和平解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采用和平的、而不是军事的形式来解决新疆的政治问题，如此则不仅使一个政治经济极为脆弱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远离战火劫难，新疆各族贫苦大众能够和平地走向光明，还有力地维护了新疆地区的边防安全和社会稳定，并为解放后新疆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毋容置疑，对新疆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探讨不只在政治层面上，在学术上也有重要价值。

《新疆和平解放史》共15章，35万字，全书以年代为序，从分析新疆解放前的国民党军政格局的形成和特点入手，探索了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若干国内外因素，揭示了新疆和平解放的阶段性和若干特点，及至解放后新疆各级地方党政机构的建立，军队的改编，为巩固政权所进行的剿匪平叛战斗等等，书中皆做出完整的叙述和客观的评论。全书迄至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

《新疆和平解放史》作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论述新疆和平解放历史过程的学术专著，除了整体性和学理性悉超越从前，主要学术观点在他人基础上也不乏新意，故该书之问世刊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国时期新疆历史研究的空白，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内涵。在理论研究方法上，该书竭力运用规范的史学方法谨慎评述和处理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并力图使其表述语言生动流畅、通俗易懂。在文献资料的引述方面，该书不只囊括几乎所有当时正式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还精心查找并挖掘到一些重要的档案、个人的回忆录等，例如，除了包尔汉、陶峙岳等人的自述，还有像陶晋初等人保存的一些当时文件和手抄原件都弥足珍贵。

近代以来的新疆历史研究，相对新疆地方史其他领域而言，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环节，应该说属于一个虽多人问津、却收获不多的学术领域，其中重要事实不乏任意曲解甚至有意遮蔽之处。自然，作者主观努力不足导致文献材料的缺失不谓不是其中因素之一，虽然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的自我封闭和单一，如不少人还自觉不自觉地时常使用“高大全”的认知标准评价诸如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此类民国人物，虽然一面倒的观点已经比较稀见，但那种简单否定、局部肯定的论点依然不时见诸于一些著述中，某些西方学者则带有明显的偏见地从政治学领域方面进行考问居多，其中一些不靠谱的随意贬低和任意拔高的论点时常使人啼笑皆非，无言应对。如有些人断然否认前苏联政府对爆发在新疆北部地区的“三区革命”的支持和帮助的明显国际背景因素，即属其中一则。

作为上世纪50年代新疆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新疆和平解放对新疆社会发展进步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一直延续至今，社会各界比较关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成果。可以说《新疆和平解放史》在文献和成果的引述使用、基本事实的确认和主要观点的把握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创新的探索，在还原和恢复这段历史过程中做了一定努力，一定程度上为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还原了其峥嵘面貌。对此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二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更多深层次原因，学术上还应做进一步深入探究，例如，何以拥兵十数万的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没有采用兰州范式，而是采取了和平投诚的方式，使国共双方未流一滴血就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政权交接？曾与国民党视若仇雠的三区革命军为何在共产党派遣特使的游说劝解下，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建议，并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毋容置疑，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努力无疑是导致新疆和平解放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最重要因素，这其中原因尚不排除此时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全国即将解放的政治大趋势、苏联对中共从传统的观望到全力支持的外部因素，以及我们熟知的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大局等重要关键点上纵横捭阖的政治智慧和远大胸襟。但是，读罢此书，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那个风云多变的时代“民心所向”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进程中的重要推手作用。

首先，采用和平的而非武力的形式谋求新疆的解放顺应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一致心声和共同愿望。长久以来，祈盼统一、民族和谐就是新疆历史发展的主旋律，特别是在经历过杨（增新）金（树人）盛（世才）和国民党的黑暗政治统治之后。当时弥漫在新疆社会上的主流趋向就是各族各界民众对和平的向往和光明的追求。为此，作者在书中使用了较大篇幅，利用新披露出来的珍贵资料对当时新疆一些社会进步组织，如战斗社、先锋社、新盟等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使人颇为感慨的是这些社会组织并非在中共直接领导下，他们个别人只不过曾有在共产党内的经历，更多的则是在我党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孜孜以求地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并坚信唯有在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各族民众才有光明的前途，他们不惧国民党的迫害，甚至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在黎明前夜勇敢地从事着新疆解放的秘密活动，这批人作为社会的中坚阶层，是连接社会上层精英和下层各族民众的桥梁和纽带。所以，这批进步人士和组织的政治活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当时新疆社会的趋向和政局的走向，有力地配合了60年前那场重要的社会巨变的产生。

其次，我们注意到当时国民党新疆高层集团主流对和平解放的积极态度。随着一些珍贵档案材料的相继刊布，我们可能注意到陶峙岳曾在极其被动情况下如何劝说对和平解放有抵触情绪的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最终答应弃职而出走国外。历史真实终于接触到一定的亲情和可爱之处。毫无疑问，对新疆各族群众民心所向和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无奈恐怕更是导致叶、马、罗、刘一行最终决定采取比较平和的形式解决与陶峙岳为首的主和派冲突的重要原因。陶峙岳极力说服主战派，并最终获胜的法宝依然是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古证今，以史为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寻找到双方在保国固边问题上共识的平衡点。

导致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三个积极因素还有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一批各族的三区革命领导人的积极努力和促进作用。毛泽东同志曾将三区革命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认为“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1]特别是“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2]新疆和平解放前夕，中共派遣特派员邓力群同志前往三区联络，迅速得到三区革命上层的积极响应和有力配合，藉此则从更大程度上折射了历经劫难的新疆各族人民在涉及关乎边疆安全和新疆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积极选择和基本共识。

正是上述这些“民心所向”综合因素构成并最终形成了导致60年前这场历史转折事件发生的重要推手。中国共产党是这种“民心所向”的指导者和引领者。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组织优势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各族民众团结和凝聚成不可逆转的强大力量。各族民众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并形成共识：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梦想。共产党人此前在新疆地区艰苦卓绝的多年奋斗和深入人心的大量工作，以及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新疆各族民众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和激励了无数向往光明、追求正义的各族青年，故此，新疆和平解放事业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实践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郑重的历史选择。”[3]

三

所谓历史地看问题，即是将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评价置于一定的历史场景中看待，这些基本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新疆历史问题更为宽阔的视野，所以，对于新疆和平解放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依然还有诸多问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讨，如以文献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为例，近悉在台湾地区就收藏不少当年从大陆撤离到那里去的人物的回忆录，比如广禄、张大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档案材料，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与新疆和平解放相关的记录，犹如关于叶、马、罗、刘等人西行途经印度最终的去向问题，以及其中部分人最后辗转分赴台湾等地的复杂经历等，这些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溃败逃亡这个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悲欢离合和无法预测的人生命运，进而可加深对主题的烘托和提炼。倘若再度修订时能够补充这方面内容，不只可丰富延展本书内涵，且还多了些读者阅读的情趣，会给人们提供更详尽的有益启示。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新近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编辑刊布的《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一○年）一书提供了一批最新的重要文献，其中不少资料可补充新疆和平解放历史的内容，例如大家熟知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对新疆和平解放过程的整体部署和详细计划。[4]还有解放后党中央对新疆军政领导阶层的安排和新疆经济重建考虑，以及解放前后党中央对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准确判断的处理建议等等。这些新材料的刊布提供了为我们更多一些从更深层面上了解6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历史巨变过程的细节，极大地添补和丰富了新疆和平解放历史研究的内容，这些也是我们今后在从事相关问题研讨时应该特别予以注意的方面。

[1][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一○年）[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