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 陈晓明

主持人语

◆ 陈晓明

《新文学评论》策划之初，执行主编李遇春博士要我帮他组几位北大博士生的稿件，我当然从命。他的想法是以高校为单元，建立博士生论坛。这个想法无疑十分及时。现在文学理论批评的园地并不算多，给年轻人提供施展舞台的版面也十分有限，《新文学评论》如能坚持这样的平台，对青年学子肯定是十分有益的。说起来，20世纪80年代新思想风起云涌，那时我们也是读硕士博士的年轻人，刊物倒是乐于给年轻人提供版面，动不动还能上头条。青年终究是思想与学术的未来中坚，而青年人之间的思想碰撞乃是学术长进最有效的动力。青年人的学术探讨，有一种原初的生动性和单纯性，这里面隐含着原子裂变的无限可能。

在“未名论坛”的名下，我是囿于时间窘迫，只好近水楼台，组织了当代文学专业我的几位学生的文章。想来北大中文系学子才人俊杰当不在少数，为图操作方便，就让我的几个学生先行抛砖试水。这里以“历史叙事的反思”为主题，结构这一组文章，并非是理论聚焦式的整体性思考，只是在一个宽泛的主题下，看接近问题的不同方式。处理的问题则有近代、当代不同的领域。窃以为做当代文学研究，要有历史与理论的双重视野，关键是问题意识(或曰出发点)是“当代”。张旭东有一次在北大的研讨会上发言说，“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是当代文学研究”，此说在我等固然不敢如此放言，会引起其他学科的警惕。但张旭东可以，他是外来的和尚，言论尺度可以放宽。事实上，他只是说出一个朴素的道理，所有的文学研究，都要有当代意识，都要有当下的问题意识，这样的文学研究才是有活力的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当代文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十分广泛，学生选课和做毕业论文的范围也比较广阔。关键是有没有当代问题意识，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文章做得好和不好。严格限定学科，看上去严格，其实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这或许是为我组的这几篇文章的辩护之辞。在这一组名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生的文章中，展开的论域各不相同，涉及的年代也有所差异。但关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对“历史叙事”的反思。丛治辰那篇《现代性与主体性的探求、错位与混杂》探讨现代之初李伯元的作品《文明小史》，来考察进入现代时期，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的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意识，所选择的时间空间关系，主体与他者的置换，语言的困扰，这几个层面还是颇有见地。中国进入“现代”，实则乃是在西方挑战下做出的应战，而文学则是对这一应战做的表现，也是一项推动。这样的问题即使在今天还没完全解决，甚至以某种方式更为诡异地重现这种困境。马征的《倾听河流深处的秘语》探讨苏童的《河岸》，他关注的问题是“后先锋”时代的历史书写到底发生何种变异。文章中有一观点颇值得关注，即《河岸》中的伦理亲情描写贯穿了甚至穿透了大历史叙事，作者认为，小说以血统始，以血缘终，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真正地回到了一种更为深挚和质朴的血缘关系中”。这倒是揭示出“后先锋”写作中的某种特殊意味，也可以转向思考曾经的先锋派作家，如何在当代生存处境中去关注文学要把握的质地。刘伟的《朴素而“优雅”的写作》分析毕飞宇的《推拿》，他的切入点用了一个与“残疾”完全相反的词语“优雅”，他要看到毕飞宇的文学写作，如何在与生活较量，如何让存在的最不可能的断裂处，要有生活的美好升腾起来。刘伟从毕飞宇的写作中看到文学当今时代存在的价值，毕飞宇的写作，有助于“正常人”清除自己的“傲慢与偏见”，达成对残疾人生活的理解。他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写作的姿态和伦理，更是一种价值观。我想这样的当代文学研究是有积极的价值建构的意义的。白惠元的《被凝视的阴性中国》，分析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文本中的“武则天”形象，这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文章认为，多位先锋作家参与书写武则天，为电影大片做剧本准备，武则天形象的重写，投合了90年代初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折射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自我想象。武则天这一阴性形象中暗含着“恋父”与“杀子”的故事，其背后则包裹着有关国族、血缘、个人之间的复杂关联，而性、暴力与权谋穿插于其中。由此可以看出90年代初中国影视走向世界与面向国内消费市场的文化想象，也可以看到转型期中国文化的内在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