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农民的环境抗争
——一个初步的分析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副秘书长 童志锋

社会学的研究是偏解释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理论的对话和视角。在开展“国家与农民的环境抗争”这一课题研究时，我试图找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或者是对于环境抗争，尤其是对于农民抗争能够有解释力的一个视角。

一、研究的缘起

近年来，大规模的环境抗争事件开始增多，2005年发生在浙江画水镇和新昌等地的三起环境抗争事件较早地得到了学界的关注;2012年7月份以来，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宁波镇海又连续发生了三起较大的环境抗争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5月4日，昆明又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反PX 事件。

从1993年开始，社会群体性事件大概是0.87万起，2005年已经到了8.7 万起，翻了10 倍，2006年超过了9 万起。①金太军、赵军锋:《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的生态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 期，第82－87 页。在这些高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环境抗争类事件约占20%。环保部门的数据也显示，近些年来环境抗争事件以每年29%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选择环境抗争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纳入抗争政治的研究范畴，试图回答环境抗争事件是如何生成和发展的这一核心问题。

二、相关研究与评述

我梳理了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基本路线，发现国内的抗争政治研究出现了几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从“日常抗争”到“以法抗争”。比如说在日常抗争里，从斯科特开始到后来历史学家高王凌，包括农民偷懒的行为等。后来研究的范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像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还有伯克利大学的欧博文，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范式，称之为“依法抗争”。后来于建嵘称之为“以法抗争”。我个人理解倒是没有太大的差异，可能于老师更加强调在抗争政治研究里面，抗争的组织性在增强。

第二个转变是从“一元选择”到“多元选择”。在整个抗争政治的研究过程之中，从理性、感性的选择开始逐渐偏重到多元选择。在20世纪60年代，勒庞(Gustave Le Bon)、布鲁默(Herbert Blumer)、斯梅尔塞(Neil Joseph Smelser)等集体行动研究学者，比较强调非理性和情感在抗争中的作用。国内学者应星基于中国本土，专门研究了“气”和农民的抗争问题，其实还是偏重于强调情感和非理性在抗争中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获得了发展，这些理论更强调组织和资源等作用，偏重于理性选择路径。目前，理性、感性融合研究已经成为新的趋势，比如赵鼎新教授明确指出，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很难把理性和情感在抗争政治研究中进行明显的区分，并提出了一种调和的方法，即应该从宏观和微观相连接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在抗争政治研究中，也出现了从组织动员到网络动员的转变，尤其是近期的研究，特别重视互联网网络动员的重要性。

梳理完前人的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刚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对国家研究视角还是蛮重视的，但是越到后面越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社会中心论，特别强调比如说社会力量在其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强调底层视角的重要性。换言之，研究视角偏重于“社会中心”视角，而忽视了“国家中心”视角的重要性。另外，之前的很多研究更多地偏向于策略和抗争方式等方面的探讨，忽略了在抗争政治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抗争政治的生成问题或者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三、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回到“国家中心论”

对中国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而言，社会的力量本身就是很弱小的。而且，社会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大多是国家让渡的。“国家中心论”的视角更适合理解中国的抗争政治。这里先简单介绍国家中心论研究理论脉络。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中心论就开始强势回归。一是《把国家带回来》一书的作者Skocpol 及其研究群体强调，“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并不是对外在需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追求和相对独立性的行动者;它受制于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际性国家体系，具有独立性，国家能够改变规则以有利于自身的利益，或者出台政策来增强社会对它的支持，协调社会中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介入到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去。”①陈那波:《国家、市场和农民生活机遇——广东三镇的经验对比》，《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 期，第4－5 页。二是以列维等为代表的理性国家理论，强调“国家自身并不是一个行动者，而国家的代理人、向国家提出需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群体才是行动者。”②陈那波:《国家、市场和农民生活机遇——广东三镇的经验对比》，《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 期，第4－5 页。

借用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具体到环境抗争研究，我的基本思路可分为两条:一是从政府对于农民的政治管制、农民的内部分化等方面研究农民抗争行动的抑制性因素;二是从政治机会、动员结构和认同建构这三个视角研究农民抗争行动的促发性因素。

实际上在解释的过程中借鉴了很多西方学者的理论，思考着从国家中心论这一视角和这些理论连接起来，然后去解释抗争行动的生成和发展。比如在农民抗争行动的抑制性因素研究中，国家对农民的政治管制对于集体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农民的环境抗争过程中，有很多学者特别强调组织性的作用，实际上在中国抗争群体即使有组织性，这种组织性本身也是要打折扣的。于建嵘教授曾提出“以法抗争”的概念，强调抗争的组织性，他的研究指出，在某些区域出现了抗争分子跨县域的联网行动。不排除有这样的个案，但是从国家的视角出发，有很多的因素会抑制有组织的农民抗争。如果农民的集体行动真是有组织性的话，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对这个组织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尤其是对稍微有些政治取向性的组织。现在确实有一些由个别农民成立的环境类组织，但是这仍然只是一些个别的案例，不能上升成一个普遍性的东西。在农民抗争行动的促发性因素研究中，我们重点从政治机会、动员结构进行阐述。

1.在农民抗争的政治机会研究方面。我们强调下面几个因素的重要性:一是媒体的开放性。实际上媒体为环境抗争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尤其在90年代之后，我们从相关的数据来看，媒体对于环境抗争事件的报道，相对于之前还是出现了一些松动，当然这是把它作为农民抗争的一个政治机会来看。二是法制与和谐话语的强化。法制与和谐日益成为国家强大的话语，并为农民的抗争提供了合法性，比如农民在抗议书、横幅上大多或打出坚决拥护中央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标语。三是分化的行政体系给农民提供了抗争的机会和空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分化，包括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在具体事务处理上的行动分化，为农民抗争提供了机会空间。比如怒江的环保抗争事件，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与云南地方政府之间，他们在很多利益方面有很大的不一致，所以整个行政体系处于分化的状态，这为农民提供了一个抗争的空间。

2.在动员结构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特别关注行动组织在其中的重要性，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未必适用，中国的行动组织是非常少的，而且它被政府严格地政治管制。在中国更多出现的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动员结构。

四、结论与讨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环境抗争数量在不断增长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试图快速赶上发达国家的基本战略，中国也不例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过程、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国整体的环境问题处于爆发阶段。而在农村地区，一方面由于农村工业化的高歌猛进，比如大规模的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建设在农村或郊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就成为生态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农村环境抗争事件的较快增长。

环境问题有可能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因为研究发现环境运动、环境抗争等容易获得人们的支持，也更加容易获得合法性，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之中会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加入进来。另外在研究环境运动中要注意的是，主动性的环境抗议在不断增加，研究发现有些抗议是被动性的，比如说等污染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些农民才去抗争，这就是被动性的，但是现在主动性的抗议在增多。未来的研究要关注社交网络，关注互联网在抗争过程中的作用。近年来社会媒体和互联网在不断地改变着中国环境保护运动的性格和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环境保护的激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