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

□ 汪岩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提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之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成功地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也成功地实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离开了包含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的这片土壤，任何“主义”和“思想”都无法在中国存活和生长。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一规律。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吸取、融入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所积淀的优秀文化营养和民族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带有中国风格、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显得生动活泼、新鲜别致，而为中国老百姓乐于接受和易于践行。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赋于了中国文化以新的内容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吸取、融入和利用问题，有很多内容值得研究，以下是我们认为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人本”与“仁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结合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阶段。我们认为:“以人为本”(人本)不但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之义，“以人为本”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科学提炼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有机系统，其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相互紧密联系、环环相扣，互为前提，并由此显示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以人为本”深植于马克思主义整个哲学体系之中，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坐标，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实践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真理观。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内容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提炼和新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大理论创造，这一理论创造既是在新的时代课题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科学提炼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提出，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精华的批判继承和有效吸收和融合。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仁本礼用”的伦理哲学。在孔子提出系统的仁学思想之前的春秋时代出现了许多关于“仁”的思想记载，但仅仅是把“仁”作为普通道德范畴而没有提到核心地位。孔子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继承和吸收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创造性地以人事体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本体、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为终极关怀的“仁学”理论。在孔子“仁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仁”与“礼”。“仁”是其本体和价值，“礼”是为实现“仁”而必须遵守的法则和规范。①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6期。因此可以把孔子的主要思想归纳为“仁本礼用”。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和“仁政”说。儒家以其“天人合一”的独特本体论思路，把“人道”和“天道”结合到了一起。儒家认为“仁”是管理的根本之道，当然也是天之道，是治国治世的终极依据。《中庸》引孔子之言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管理就是要依据“仁”的原则确定组织的宗旨、目标，建立组织的构架、规范，指导组织的运行。

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仁”是什么?。《论语》中出现“仁”的地方有58段共105字，虽可见孔学理论中“仁”范畴之重要，但也使“仁”的意义显得分散。“仁”尽管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述，如爱心、宽容、理解、智慧和乐观等，但是都围绕了“仁”之最本质的思想——对人性的关爱。因此国内外论家大都认为，“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爱人”，即“仁者，人也”，而“仁者爱人”则是最被认可的解释。而这里所说的“人”，固然包括了血缘关系的亲人，但是更多地是从血亲关系引申出去的、远离了个体亲缘关系的全社会的人，也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克己复礼，仁在其中”②《论语·颜渊》。，便是对孔儒思想之核心“仁”的最好注解。虽然孔子没有明确提出“仁”就是“爱民”，但其实质已经很明显。孔子的“仁”要恢复周礼，事实上就是通过建立某种规范来要爱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民众。维护社会制度的“礼”并不是孔子思想的本质，本质是通过“礼”的规范落实对“仁”的维护。第二，孟子在孔子的“仁”和“仁本礼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仁政”和“王道”思想。如果说孔子的“仁”更多地停留在道德思想和道德境界的层面，那孟子则更多地把“仁”落实到社会整合和国家治理中。战国时期，七雄争长，人们流离失所。当时的统治者们无不崇尚富国强兵、兼并弱小的霸道之术。孟子提出“仁政”思想，鼓吹“王道”，反对霸道政治。认为“行仁”是得民心之道，“仁政”是战胜之道，“仁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之道，其目的就是想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仁政”和“王道”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孟子以性善论为人性假设基础，阐述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主张。如经济上要“制民恒产”，以作为推行“仁政”的基础。孟子的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便是实行仁政的前提条件。政治上是“法先王，选贤才”。仅仅有仁德之心是不够的，必须要把“仁”转化成治国治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制度。那就是效法尧舜，遵循先王的学说和法度。认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③《孟子·离娄上》社会管理中首倡“以民为贵”，重视人民的作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④《孟子·尽心下》。一语，恐怕是全部孟子言论中最著名的经典，也是传统文化中原始民本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可见，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其中贯穿着一条明显的“民本”线索。因此，我们可以扼要地归纳出:孟子以孔子的伦理哲学核心——“仁”为依据，发展出国家治理中的“仁政”和“王道”的政治思想。孟子浓厚的“民本”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仁本”思想的体现。而这一“仁本”思想，正是我们今天“人本”思想中传统文化之悠长源流。

二、“和谐社会”与“和”、“中”

这里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简称，而“和”、“中”则是儒家文化思想中的范畴。相对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提出，更明显地或者说更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无论是儒、墨还是道、佛等，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整体的和谐，从而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征服主义及斗争哲学的和谐文化传统。

“和”在传统文化那里，是一个重要范畴。儒家多元和谐观的基本价值观，则是以“仁”为核心，以和、中、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为主要范畴的道德哲学思想体系。周代儒家经典《周礼·地官·大司徒》就有“六德”之说，将“和”与“知、仁、圣、义、忠”并列为“六德”之目。在很多地方，儒家还把“和”与“中”有机结合起来加以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中“中和”思想之独特韵味。

从宏观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和”的思想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其典型的范畴与命题即北宋大儒张载所概括的“天人合一”①《张子正蒙注·太和篇》。、“民胞物与”②张载《西铭》。思想，以及程颢概括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万物一体”思想。③《识仁篇》。《周易·乾卦·文言》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诗经》中有名句“亦有和羹，既戒既平。”④《诗经·商颂·烈祖》。这些就是典型的“整体和谐”思想。第二层次是讲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群体之间的和谐。《尚书》开宗卷首即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⑤《尚书·尧典》。宣扬的是邦国、族群之间的和谐。《礼记·礼运》中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是提倡保持“多元和谐”的“太和”——最高境界的和谐社会理想。第三层次是讲人际关系的道德和谐，这也是传统思想重点关注的问题。《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将人的自然情感升华到致中达和的道德理性，又将这“中和”的德性提升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和谐的宇宙观，这些论述深刻反映了儒家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极度重视。同时，儒家也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中矛盾的不可避免性，因而提倡为了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尽可能求同存异:“礼之用，和为贵”。⑥《论语·学而》。儒家也尊重人与人之间充分的个体差异和客观存在的矛盾甚至冲突，“和”并不是抹杀差异，消灭个性，而是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⑦《论语·子路》。，这都是以“和”为德之证。第四个层次，给予“和”以本体论意义。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语出《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值焉，万物育焉。”

古代墨家的基本主张同样是追求社会和谐的。在墨家的“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思想里，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与和谐思想。道家的和谐价值观虽然与儒家积极有为思想不同，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崇尚自然无为的自然和谐观。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是说人道的法则效法天地运行之道，天地之道的法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二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这是道家的宇宙生成论。“道”是世界本原;指宇宙由道而生;而阴、阳二气生于天地;阴阴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和气”则能化生万物。这与西周末年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国语·郑语》。的和谐观在思维模式上是一致的。三是“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这是说德行深厚的人就像小孩那样天真自然，整天哭叫而声音不哑，是达到了至和境界。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平等和谐的和平主义宗教。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既治心又救世的和平和谐理论。

值得提出的是，“和”、“中”的思想，不但体现出现时代“和谐”思想之深长民族文化源流，还以与其他重要范畴的联系而表征着它们的独特气韵。首先，“和”与“仁”、“礼”的关系。“礼之用，和为贵”，即礼的应用，贵在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们按照礼的要求，对待他人和各种组织(家庭、家族、国家等)，节制自我，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而礼的有效建立与保持，正是“仁”的体现。因此，“和”被看作是治国治世中最重要的环节，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②《孟子·公孙丑下》。是也。其次，在传统文化中，“和”还与“气”紧密联系，构成了宇宙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老子·第四十二章》。即阴阳两气相反相成，相互激荡融通，形成新的和谐体。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事物矛盾辩证发展多种可能中的一种结果。宋代儒家张载也提出，世间万物由气的聚集而生，气的运动、矛盾、斗争会在对立面的交感、激荡之中得以变化，实现新的和谐与统一。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和”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种事物发展的过程、结果乃至动力。

三、“解放思想”与“经权之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因此它不仅仅是邓小平理论也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内在要求，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作到实事求是;同时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两者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又具有相互替代和包涵的特性。

因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中国典籍，④《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故“实事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事实上，不仅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也吸取和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之丰富内容，考察“解放思想”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清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传统文化之借鉴与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权之道”属于方法论范畴。方法论是指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来源于认识论并由此与认识论紧密相连。近代西方认识论是建立在严格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即观察和实验，并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而得出的关于认识的前提、基础、性质和结构，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的知识认识论或曰科学认识论。从而使得近代西方建立起系统的“科学—技术”方法论原则，即以科技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建立起科学认识论，也未能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但却另辟蹊径，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智慧认识论”和“智慧方法论”思想。其主要特点是依靠实践、勤学、多思、静虑等主体自觉，来“了悟”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并采取相应的举措，达到对客体对象的改造。其中，“执经达权”便是中国式的智慧方法论的经典表述。

第一，“经权”之含义——“常变”之谓。其形象简单而又典型的说法便是:“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叔援之以手，权也”。①《孟子·离娄上》。“经”，本义指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后用来指常行不变的原则、义理和法则等。而“权”的本义是指秤锤，在称量重物时因物品重量的不同而在刻有准量单位的秤杆上移动，是为“权衡”。由此，“权”也成了“变”，有时也以“权变”合称。当然，这个“变”不是随意的，而要按照所称量的物品的重量而变。

关于权变的思想，可以上溯到传统文化原典《易经》，“易”本来就是变化的意思。在《易经》六十四卦中，任何一爻的变动，都将此卦变为彼卦。因此，变的思想是《易经》的核心，也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易传》作者因此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②《系辞下传》。而把“经”、“权”作为哲学范畴，则始于先秦儒家。孔子说:“可以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③《论语·子罕》。，已经把“权”当做最高的哲学方法论范畴。而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叔援之以手，权也”的阐述，则把“礼”与“权”相对，就隐含了“经权”相对范畴的意义。尽管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但变中有不变之常，那就是道义所在。不易为经，变易为权，两者辩证统一。

第二，中国文化中经权观的主要内容，有“反经合道”、“权即是经”、“经权相对”、“经权不离”等。尽管论述角度不同，各有区别，甚至对立，但从今天辩证法的视角看，都主张“经权合一”，即一方面把握永恒不变的原则，一方面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而不断变化改造客观对象的方法。为了实现既定价值和达到目的，可以采取灵活的不断变化着的方法。儒家认为，不能因为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而延误了应该做的事情。管理者如能真正了悟经权之道，便可在复杂环境中处变不惊，与时俱进。所以从文化源头来说，善变应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如在艰难的探索中，毛泽东变了列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变了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是什么?无疑，在儒家看来，孔子的“仁”是最主要的“经”，而“忠恕之道”和“修己安人”等，则是“仁”的延伸。《礼记·中庸》里的“九经”:“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等，也是“仁”的体现，可以算是第二层次的“经”。第四，权变的思想阻碍。变化是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人们的“意(臆测，想当然)、必(极端)、固(固执)、我(主观)”等都造成了主体思想上的保守和僵化。所以孔子一再告诫:“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④《论语·子罕》。因此权变并不容易，首先必须突破自己思维方式上的盲区和阻碍，这也是孔子之所以把“权”看作高度的人生境界的缘由。第五，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只要情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先认为是经典的、真理的东西已经不符合新的时代实践了，是谓“经穷”，而“经穷则变”。商汤是夏的臣子，周文周武是商的臣子，按儒家“君臣父子”的“经”，臣下不能背叛君主。但夏桀、商衬背离为君之道，倒行逆施，已失为君之道，而为独夫民贼。故而孟子认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⑤《孟子·梁惠王下》。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甚至经典，如果不符合时代发展之实践要求，也应该变，而不是死守不放，“与时俱进”便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又一提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丰硕成果。重视研究、继承和吸收、融合深厚载重、自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