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赵兴良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赵兴良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贯穿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全部理论。可以把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但前提条件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当代，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应把这一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成果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人本思想；当代价值

赵兴良，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江西南昌 330003）

虽然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出现 “以人为本”的术语或词句，但他的著作中有丰富深刻的 “以人为本”思想，其内容可大致概括为：肯定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和最高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20世纪以来，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争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或展开的，至今仍处于莫衷一是的状态。现在，中央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研究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就有了比以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这样一个大课题，我们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限于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在马克思全部理论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还是核心观点；二是如果是核心观点，那么能否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三是怎样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

一

在我国，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地位问题，是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后引发的。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基本观点，但它不是惟一的基本观点，也不是最高的基本观点”，“以人为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其中一个理由是：“人”可以相对于“社会”而言，“以人为本”不同于“以社会为本”；“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本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的。再一个更基本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不能用“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位置。[1]这个观点发表后立即有文章与之商榷[2](P313－323)，但总的来说，“以人为本”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而可以思考继续这一问题。

在我们看来，“以人为本”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它还是其最高的基本观点，因而是核心观点。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如果我们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来理解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那么贯穿其中的思想正是“以人为本”。

首先，马克思的哲学具有“以人为本”的鲜明特征，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哲学。一，在世界观上，马克思在人与物的实践关系中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抹杀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唯心主义又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方面，因而都没有正确解决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当这种世界观把实践看作“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3](P77)，并要求从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和现实时，便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因为实践总是人的实践，实践具有的本体论（存在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必然包含了以人为中心、为本位来理解和说明世界的思想。二，在历史观上，马克思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青年黑格尔派把“历史”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时，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118)。马克思这里说的“人”是指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三，在价值观上，马克思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强调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实践既是合规律的活动，也是合目的的活动。马克思曾以人的“生产”为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P97)这里说的“内在尺度”，即指人的目的性或价值追求；“美的规律”，即指客观规律和人的价值追求的高度统一。所以，马克思的哲学，无论从世界观和历史观上看，还是从价值观上看，都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的特征，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哲学。

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具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特征，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揭示财富的主体本质，好比路德的新教改革把宗教的观念变成人的内在本质，并不是对人的真正肯定，因为这不过是叫人们从内心更虔诚地信仰上帝。国民经济学肯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5](P89)，因而不过是对劳动本质异化的掩盖。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地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5](P113)。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就必然是对人的重新肯定，以彻底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这个任务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这部著作真正科学地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6](P104)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使马克思的经济学富有鲜明的“以人为本”特征，也使他的哲学人本思想通过经济学的论证而达到了科学的形态。

最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也是 “以人为本”的理论。它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上，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①但这决不是照搬 “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某些词句。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从客观上说，它们不过是适应并反映了“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7](P543)，从主观上说，它们 “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因而 “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5](P117)。这样，它们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就只能是“幻想”、“空想”。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社会基础来看，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并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从哲学上说强调了从实践、从主体方面来理解事物；从经济学上说揭示了扬弃资本主义异化的科学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当他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之成为它的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时，就绝不仅仅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描绘，而是有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依据。

总之，无论从马克思的哲学看，还是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贯穿其中的都是 “以人为本”的思想；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些内容，都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成为他全部理论的着力点和落脚点，成为他一生奋斗和追求的崇高目标，因而完全可以把这一思想作为他的理论核心，而不仅仅是一个重要观点。

二

如果我们能够把 “以人为本”思想理解为马克思理论的核心，那么能否把这一思想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呢？②如果能够这样理解，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理解呢？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20世纪以来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争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或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也有学者把它理解为“理论反人道主义”，如法国的阿尔都塞。80年代初，我国也进行过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结论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 “根本对立”的，不能“互相包括”。[8](P19)进入新世纪后，在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背景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大都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联系，认为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意义上，而且表现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从伦理原则和价值观的意义上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其相应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什么？因为如果它缺少世界观、历史观的支持，伦理原则和价值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会失去根基，成为一种浮于表面的时有时无的东西，不可能在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中真正扎根。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之所以是真理，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它提出了一种高尚的道德观念和美好的价值观念，而是由于它是符合实际的科学。而一种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仍然要回到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与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联系上来，也就是说，回到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来。如果我们肯定马克思哲学首先是实践唯物主义，那么这种强调从实践、从主体方面来理解事物的唯物主义哲学，就是与人本主义或 “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4](P160)。 在此基础上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与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但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传统理解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显然，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在其理论中就不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也谈不上与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的关联问题。因为在传统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的概念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概念，强调的是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实际是一种“以物为本”的哲学。即使它也谈到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谈到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那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加”的内容，并处在“边缘”的地位上，而不是内在于理论本身以及从理论本身必然引出的结论。所以，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开创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上来，才能正确把握他的人本思想，也才能有根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后来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并在自己的理论中放弃人本主义的提法这一事实？一些学者正是根据这一事实反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这一概念，认为一旦使用这个概念，就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划不清界线了。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的确，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因为他谈了人，而是因为“他把人只是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没有从现有的社会联系，从哪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甚至“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 ‘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这样，当费尔巴哈的“普通直观”看到并同情穷苦人时，就只能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而不可能 “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3](P77－78)因此，归根到底，费尔巴哈其实和青年黑格尔派这些思辨哲学家一样：“思辨哲学家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 ”[4](P49)马克思和这些思辨哲学家完全相反。正如他所说：“德国哲学家从天国降到人间”，“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 “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P73)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谈不谈人，而是怎样来理解人；不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这些用语，而是怎样去批判、改造它，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后来的确不再使用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这些用语，其原因主要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他曾指出，他早年 “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的著作，“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因此，“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7](P261－262)这说明，马克思后来不再使用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这些用语，一是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思想只看形式而不注重内容，以为他的思想不过是旧理论的翻新；二是要跳出思辨哲学抽象地思考现实问题的圈子，现实地思考现实问题，即创立马克思自己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不是要反对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本身。因此，当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且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之后，为什么不能把他的人本思想称作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呢？

这当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也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或人道主义化，而是要肯定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即以马克思的哲学为基础、政治经济学为中介、科学社会主义为归结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按照我们的理解，一种理论的 “思想”并非该理论的全部内容，而是它的精神实质或灵魂；而“主义”一词--按海德格尔的解释--则指示着把某种思想看作 “根本性的”[9](P407)。对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是如此，即是要把这一思想从其全部理论中凸显出来、明确起来，是要把它作为根本性的思想加以强调。如果我们能够肯定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却又不能说这一思想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岂不怪哉！这里可能也有一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问题。正如我们并没有静止地、一成不变地看待来源于西方的 “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概念一样，我们也不能静止地、一成不变地看待来源于西方的 “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概念，好像一使用这个概念，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哪怕它已经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这种态度，显然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对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也不利。

三

哲学是“为历史服务的”[3](P2)。肯定和强调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并把这一思想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的当代价值，即它在当代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看，有助于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的研究。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和立场，表明我们党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突出强调了人的问题的重要性。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价值和意义等，已成为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内已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涉及的主要不是对 “物”及其规律的认识问题，而是对人的问题的认识；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主要不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客观规律的思想，而是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历史过程，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10](P2－3)这意味着，随着社会发展问题重心的转变，我们的理论重心也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侧重于对 “物”、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进展到侧重于对“人”、对“以人为本”的认识上来了。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以人为本”思想主要还是放在科学发展观中研究的，并没有把这一思想放在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来研究，也少有关于毛泽东思想中的人本思想的研究成果。这样，“以人为本”就成为一种似乎没有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东西，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东西。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中央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 “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11](P12)，其中显然包括对马克思人本思想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并揭示它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就很有助于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

其次，从实践上看，则有利于我们坚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问题，其核心是人的问题，即为谁发展、靠谁负责、由谁享受发展成果、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要解决的温饱问题，甚至也不只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虽然经济建设仍是我们的工作中心，继续增加物质财富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但问题的重心已发生转变，即已由“物”的问题转变为“人”的问题，已由社会发展对“物”的追求转变到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和追求上来了。这可以说是科学发展观把 “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的现实依据，也是我们之所以要研究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实践背景。面对这样的背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并揭示它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那对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显然也是十分有益的。

最后，概括起来说，肯定和强调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有助于我们确立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理论形象。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象总体上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否则便不能解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主要是“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进展到“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这毫不奇怪。“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P11)当“以人为本”成为“时代的口号”，成为“表现自己的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时，原本就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就必然走向历史的“前台”，成为新的理论形象。事实上，当代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如美国学者、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马克思将异化视为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化身，因而他也把异化的消亡视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大成就。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反对异化的斗争就是恢复人的尊严的斗争。”[12](P24)而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则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群众的真正力量所在，也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规划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制高点。[13](P495)我国的俞吾金教授也指出：“不但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导性理论，从而为实现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14](P421)如今，我们党已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更应该肯定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并把这一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成果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注：

①这个本质规定和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而且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有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不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还是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也不论是早期著作、中期著作还是晚期著作，只要他们谈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毫无例外地说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恩格斯晚年的书信，等等。

②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这两个概念有区别：人本主义侧重哲学，具有世界观、人生观的意义；人道主义侧重道德，具有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意义。（参见刘放桐：《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但这两个概念又确有相通之处，且在我国汉译中并未作严格的区别和使用，故本文在这里并提，或者视情况交替使用。

[1]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N].北京日报，2004－03－01.

[2]薛德震.人的哲学论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德）马丁·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2]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3]陈学明，等.走进马克思--苏东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4]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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