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陈 红

乔姆斯基被喻为“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他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赋予语言学形式化的科学外观，第一次真正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的性质，生成语法强大的解释力也使得语言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美国的热门学科。乔姆斯基也因此成为继索绪尔、雅可布逊之后语言学界对人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其学说在哲学界、心理学界等多个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乔姆斯基还是当代西方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观代表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盛行的理性主义。众所周知，近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可以一直追随到笛卡尔，实际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确对乔姆斯基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旨在论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他的理性主义思想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6年，乔姆斯基发表《笛卡尔的语言学——理性主义思想史的一章》，重新解读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厘清了生成语言学的理性主义传统。

(一)天赋观念论

理性主义最早可以一直上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提出了知识的来源问题——人类与世界的接触短暂而局限，为什么人类能掌握大量的知识?为了回答这类问题，唯理主义者以不同的形式肯定了天赋观念的存在，笛卡尔也不例外。他“虽然将观念分为三类:天赋的、外来的、虚构的，但是从形式上来讲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1](P73)。笛卡尔提出，人的观念有三个源头:第一是数学、逻辑、宗教、伦理中天赋的抽象观念和原则;第二是从外面得来的，如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第三是臆造的、根本不存在的观念。笛卡尔指出，后两种观念即外面得来的观念和臆造的观念是不可靠的，只有从天赋得来的一般观念才是真理。这就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是天赋的。

在笛卡尔看来，思维本身具有超越感官体验的先天认识原则，它以自己固有的天赋原则去理解对象。人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灵魂”所固有的，知识是天赋的，人的理性本身就可以产生知识。这一点是笛卡尔哲学的理论核心，也是当时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个必然归宿。

(二)普遍唯理句法

笛卡尔认为，自然语言具有歧义且表达模糊，语法规则不统一，因而需要用一种精确的、普遍的唯理语法来解决各种语言间的理解差异。他于1629年首次提出普遍语言的构想，这种语言由为数不多的原始语词及一些辅助符号组成，并具有无限的生成能力。笛卡尔的“普遍适用性”的语言便是乔姆斯基普遍语法最初的原型。其后，洪堡特提出，人脑中天生就存在“内部语言形式”即创造语言的能力，认为语言是人类所共有的，语言能力具有普遍性;而每种语言的内部形式又构成其独特形式:“在语言中，个别化和普遍性协调得如此美妙，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下面两种说法同样正确:一方面，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语言。”[2](P60)他进而得出结论:“各具体亲属语言的形式必然与整个语系的形式吻合。这些语言的形式不可能包含任何与该语系的普遍形式相冲突的东西;不仅如此，这些形式的每一特点通常都以某种方式反映在普遍形式之中。”[2](P60)笛卡尔的普遍唯理语法和洪堡特关于语言的创造性、普遍性及其形式的观点，构成了乔姆斯基普遍语法理论的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

人能学会语言是因为人脑生来就存有人类一切语言的共同特点即普遍语法，简言之，普遍语法是人类初始状态的一部分，它是先于语言经验的心志状态。这种初始状态是一种人类种属特征，为人类所特有，没有民族性和社会性。普遍语法限制着人类语言的可能范围，提供使语言学习成为可能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不是学而知之，而是人类千百万年生物遗传的结果。一个人的具体语言知识是人脑的某种属性 (普遍语法)与后天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获得是在适宜的外部条件下，相对固定能力的成长和成熟过程。

(三)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既是笛卡尔二元论哲学的基石，又是近代认识论发展的起点。“我”并不是指一个存在于时空之中的物质实体，而是指一个绝对理性的精神性主体，没有形体，也不能诉诸感觉经验。作为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的特点是:“第一，它是最为确实、无可怀疑的知识;第二，从它出发可以推论出其他事物的知识，其他事物的知识依赖于它，而它则不依赖于其他事物的知识。”[3](P45)我们都具有完美实体的概念，但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必定有一个完美的实体即“上帝”存在。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对物质与精神的划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理性主义方法论

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派认为，真知不是感觉经验的产物，而是某种理性思辨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世界存在着不需由感觉经验验证的先验知识，绝对真理由理性推理演绎而来。笛卡尔提出了理性主义方法的四项原则:第一项原则:决不对自己并不清楚的东西信以为真，也就是说，小心地避免做出仓促和偏颇的判断，而只接受那些呈现在自己心中清楚明白且毋庸置疑的东西;第二项原则:将要检验的每个难题尽可能细分成较小的部分，以便可以用最佳方式解决;第三项原则:思维是以约定的顺序进行的，从最简单和最易于理解的地方入手，目的是一步一个台阶地积累;或者对于最复杂的知识，逐渐假定一个次序，即便是一个虚构的次序，而且彼此之间并不遵循自然的顺序;第四项原则:在所有情况下，尽可能采取完全列举并且一般性回顾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遗漏之处。

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理性主义的继承

1957年，乔姆斯基在荷兰出版了《句法结构》，该书标志着一门新的语言学理论——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它与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针锋相对。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震惊了欧美语言学界，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论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正确与否，它无疑是当前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语法理论。目前，每个语言学‘流派’都要对照乔姆斯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来阐述自己的立场”[3](P158)，各派学者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展开激烈的辩论。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发展至今经历了“古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的标准理论”时期、“管辖—约束理论”时期和“最简方案”时期等五个最具有代表性的阶段。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研究的目标是解释人类内在的语言能力，用形式化的方法研究句法，描述句法计算，解释语言习得与语言创造性的本质并最终解开人类语言官能的秘密，“生成”与“普遍性”是转换生成语法的精髓。转换生成语法秉承了理性主义的科学内涵，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普遍语法”、“心灵实体”和“理性主义的直观和演绎法”等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天赋语言观

天赋语言观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哲学理论的核心，他站在笛卡儿的理性主义立场上，公开主张语言的生物遗传属性即“先天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脑与生俱来的一种官能，是由人的基因决定的，它存在于大脑之中并且是可以遗传的。语言器官的初始状态并不是零，而是具有一种先天赋予的语法结构，这种语言器官通过基因遗传存在于大脑中。基于这一天赋性，儿童掌握母语的过程变得“轻而易举”。语言不是学会的，而是在外在经验的激发下自行“生长”的。天赋语言观坚持人天生就有一种学习语言的能力与普遍的语言知识，否定语言是后天“学会”的。乔姆斯基认为，人习得语言类似于人的四肢生长、视力发展，他甚至将其与蜜蜂跳舞、鸟筑巢和鸣唱相类比。总之，人的语言能力是生而有之的，是由基因决定的。

天赋语言观贯穿了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始终。在2004年出版的《超越解释的充分性》中，乔姆斯基再次强调了以天赋为基础的人类语言的本质问题。然而，这一语言习得过程为经验主义者所不能接受，他们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是不断受到语言刺激并不断做出反应这一行为模式，即“刺激一反应”模式的不断强化而掌握语言。与经验主义者的论战伴随着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始终。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严格继承可窥见一斑。他在《笛卡尔的语言学》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学说承袭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并以天赋观为基础从四个方面解读了笛卡尔的语言学:语言使用的创造性、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语言学中的描述与解释、语言习得与使用。这四个方面同样也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核心。

(二)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这种普遍语法预设了一个先天的知识结构，它规定着后天经验的组织形式，并使得语言知识的习得成为可能。与笛卡尔相似，乔姆斯基也同样将普遍语法理解为人类的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同样也可以用形式化的手段来描述并计算。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收集既有的语言现象并描写其中存在的语法规则，而是要努力去探求语言能力或所有语言知识背后共存的抽象的先天形式，即普遍语法。他认为普遍语法是人脑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禀赋，是一种“心理官能”，即语言习得机制，它是人类学会使用语言的内因。普遍语法的提出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乔姆斯基指出，人要习得语言，必须有一个丰富而有效的普遍语法体系，这种体系是大脑的一种天然特征。他还反复论证人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人脑存在普遍语法。普遍语法理论为解释人类学习某种语言提供了基础。

(三)理性主义直观与演绎法

在探讨自然科学的规律方面，笛卡尔提出了一种“假言推理”的方法，基本模式是“假设－验证”。笛卡尔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可以概括为“理性直观与演绎法”，这一方法正是乔姆斯基所继承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原则。乔姆斯基也主要采用演绎法进行语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生成过程，要采用逻辑和数学的方法把语言描述形式化，从特殊到一般，他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个“假设－验证”的过程:提出假设，收集素材，验证假设，找出语言的共性，揭示出语言的普遍规律，最终建立“普遍语法”。

乔姆斯基依据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刺激不足”这一事实，运用理性推理形成了“语言能力”生长说，并就此假定人类存在先天的语言器官，称之为“语言官能”，“语言官能”包括“普遍语法”，为人类所共享，语言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构建普遍语法，理解人类的语言习得，并由此找到解开人类获得知识之谜的钥匙。

三、转换生成语法对理性主义的发展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是在继承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他继承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但他抛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在理论构建上坚持自然主义的基本方向。

上文述及，笛卡尔认为，只有从人自己的内心直观到的知识才是可靠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有其合理之处，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表明，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很多心理学和遗传学的先天因素影响。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提出了认识的来源问题，观念的形式和内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真理的标准问题，知识的可靠性和普遍性问题，认识主体的天赋能力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的认识问题”[1](P93)。

与天赋观念相伴而生的还有笛卡尔的“心灵实体”的设定，心灵实体是天赋观念的载体，心灵实体的提出帮助笛卡尔完成了以二元本体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天赋观念实质上为笛卡尔阐述其根本哲学问题提供了本体论基础”[4](P185)。

乔姆斯基和笛卡尔“存在着形式上的相似是毫无疑问的，双方都拒绝经验主义关于人类心灵的白板说，并且要人们相信人具有天赋的知识”[5](P36)。然而，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不同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天赋观念”，只是基于“溯因推理”所提出的“假说”。乔姆斯基明确表示:“当我使用‘心灵’或‘心理表象'、‘心理计算’等表达时，我是在对某种物理机制的属性进行抽象层面的表达，而对这一机制当前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但在这些(词语)表达中，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本体论含义……我采用的术语，绝不指涉任何物理世界之外的实体。”[6](P5)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并不是对笛卡尔天赋观念论的直接继承，而是兼收并蓄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天赋观念与普遍语法的合理内核。天赋语言观应被纳入自然科学的视野来理解，具体地说，语言官能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并不表示它可以独立于物质而存在。语言官能只是大脑的一个组成部分，专门掌管语言及其使用，这一官能是由生物进化而来，绝非上帝赋予。后代天生具有语言能力是由于遗传所赐，天生病理原因或后天大脑相关区域受损均可以导致这一能力的丧失。

笛卡尔将世界分为物体和精神这两种性质不同、各自独立的实体，对精神和物质的区分，使笛卡尔走向了彻底的二元论。但是，乔姆斯基指出，物质和精神、灵魂和肉体在人的身上能同时存在，他在继承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同时摈弃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与物质实体并存的精神实体并不存在。笛卡尔所谓的精神实体的心志应是人脑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包括语言知识)并不是来源于上帝，而是由人脑的结构决定的。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认识论中有明显的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成分，即先天的能够生成语言的“普遍语法”;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理性主义。虽然“理性”在乔姆斯基眼中是天赋的，但这种先天性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遗传的认知结构。抽象的理性思维和人脑是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身心分离的。[7]既然如此，就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脑的结构，进而探究语言的奥秘，这样，乔姆斯基就离开理性主义而走向了自然主义。

在对于语言本质的认识上，笛卡尔和乔姆斯基也存在巨大差别，笛卡尔理解的自然语言是有明显缺陷的:歧义丛生、表达模糊、规则混乱;与之相对，乔姆斯基理解的自然语言却是一个“完美系统”。同时，笛卡尔坚持认为语言应以“真正哲学”为前提，因为没有精确的哲学，人们便难以正确地把握思想，对思想进行分类、安排以形成精确的语言更是不可能;而乔姆斯基则认为“语言是心灵的镜子”，对语言的研究是探索心智与大脑的有效途径，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

四、结语

纵观转换生成语法的理性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继承与发展的轨迹。这一轨迹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到乔姆斯基的天赋语言观线索;另一条是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到乔姆斯基的自然主义方法论线索，前者解决了语言的来源问题，后者解答了探究语言奥秘的方法。这二者的结合正好构成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内核。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继承了笛卡尔的天赋语言观，但他摒弃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主张“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探索语言”[8]。乔姆斯基在遵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的同时坚持语言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论，创立了独树一帜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既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继承，更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发展。

[1]冯俊．开启理性之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4]Bracken，H．Chomsky’s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Descart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1970，(8)．

[5](德)沃尔夫冈·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M]．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Chomsky，N．Rules and Representatives．Oxford:Bail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0．

[7]徐海铭，程金生．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分析[J]．江海学刊，1999，(3)．

[8]程芳．乔姆斯基语言学哲学思想解读[J]．现代外语，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