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空间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回顾与展望

庞 娟

农村公共空间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回顾与展望

庞 娟

农村公共空间涵盖了农村居民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关乎农村社会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是国家控制和治理乡村的社会基础，因而对于农民的生活和乡村和谐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农村公共空间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热点，而不同学科对公共空间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农村公共空间是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不同学科间的借鉴、沟通、联系和整合，以及实现多学科视野的交融，或许将是今后农村公共空间研究的一个趋势。

农村公共空间；多学科视角；研究综述

庞 娟，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广西南宁 530003）

“公共空间”，是一个广泛运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传播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概念。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各自学科具体的研究语境和学术旨归，在“公共空间”的概念、范围、结构功能及不同研究角度上的认识和表述等方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研究特色。在中国“公共空间”的讨论中，早先的相关研究几乎都局限在城市范围内，这与国内外方兴未艾的城市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农村公共空间”长期处于主流研究的边缘，有许多研究的空白点。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在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对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重新转向农村社会，农村社会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随之产生了较多关于农村公共空间和农村公共生活的开拓性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与西方语境下的“公共空间”存在着差异，与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亦不等同。农村公共空间涵盖了农村居民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不仅关乎农村社会的自身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是国家控制和治理乡村的社会基础，因而对于农民的生活和乡村和谐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伴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各种因素交织作用下，农村公共空间不断萎缩，村庄共同体逐渐解体。如何正确认识和重构农村公共空间，重振乡村社会，实现和谐发展，是摆在学者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公共空间及秩序建构的研究成果颇丰，由于学科视野、分析工具和理论范式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相关研究情况作简要的回顾和述评，并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提出农村公共空间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学研究视角：探究社会秩序空间的运行与社会整合

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齐美尔开启了空间讨论的源头，帕克、沃思以及芝加哥学派诸多学者的研究触及了空间与人际交往、社会互动以及文化认同等诸多问题。在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的诞生源于社会的生产时间及其牵涉的社会关系，并提出 “空间的生产”这一著名的命题，指出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总蕴涵着某种意义”[1]。公共空间在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的同时，重新分化了社区成员地域和生活方式上的边界意识，齐美尔称之为“空间的排他性”，由此唤起的“地域忠诚”为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些认识使得空间影响行为、行为建构空间的双重交互过程，正式走入研究的视野。目前，国内社会学视角关于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文献大致分为两类：单一公共空间的研究和公共空间的综合研究。

（一）农村社会单一公共空间研究

单一公共空间的研究特点，是分门别类地对农村地区的集市、庙会、宗祠、茶馆、水井等公共空间，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在具体分析其功能和意义的基础上，透过这些公共空间看农村社会，揭示整个农村社会的运作机制和变迁规律。朱小田、王笛、吕卓红分别对近代江南的茶馆和清末民初川西的茶馆进行了研究，指出茶馆对乡村社会运作及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戴利朝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对赣中南乡村社会茶馆的变迁进行了考察，认为茶馆这一公共空间能够较好体现乡村市场、社区政治、村民的闲暇生活等[2]。胡英泽通过对水井制度的研究，表明北方乡村水井在建构社区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营造公共空间、影响村际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吴晓燕、郑瑞涛探讨了集市作为非正式的公共空间的功能及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此外，宗祠作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等公共生活的核心，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杨国安以明清以来鄂东南祠堂为例，指出貌似松散的村落，实际上被一种以祠堂为标志的潜在的宗族关系，连接为一个尊卑有序的秩序场[4]。

（二）农村社会公共空间综合研究

整体视角下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综合研究，强调农村公共空间的多元性。王春光提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公共空间由三个方面构成：社会精英群体、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并以贵州省安顺市J村的调查为例，认为公共空间不纯粹是外在的东西，可在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与外部因素的交流和互动中产生[5]。董磊明认为，村庄公共空间形成于村庄的公共生活过程之中，从外在的显性要素看，村庄公共空间得以维持离不开四个要件：公共场所、公共权威、公共活动与事件、公共资源[6]。曹林海根据村落公共空间形成动力的不同，将公共空间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类型，并认为在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7]。李小云和孙丽以江西省黄溪村为例，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对农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指出公共空间促使“后致”社会资本的产生与维持，这些社会资本为农民的生计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农村社区内 “先赋”关系的功能[8]。这类研究，探讨了公共空间对农村社会秩序重构、社会资本、民众公共生活等具体方面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完整地阐释了农村公共空间的意义。

二、政治学研究视角：探究政治属性公共空间的建构与作用

公共空间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与“公共领域”这一西方政治哲学领域的核心议题相关。西方公共空间理论中有两个代表人物：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在阿伦特的理论里，“公共领域”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触手可及的实体，而是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展现自我，并进行协力活动的领域[9]。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意指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能够形成舆论的一个领域。”在哈贝马斯的理论里，“公共领域”本质是一个对话性的场所，不同的社会个体通过公共交往和参与，能达成超越私人利益之上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集体意愿，即个人领域的集和形成市民或社会的公共领域，并对权力产生良性的制衡作用[10]。

（一）公共空间的政治学含义

国内许多学者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影响，试图研究农村社会中具有政治属性的公共空间的建构与作用，以此强调农村公共空间的政治功能。吴新叶认为，公共空间是一种公共权力的配置结构及其功能形态，它表明农村中“国家－社会”的边界和不同政治主体间的关系，以公共空间考察公共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即乡村公共生活的秩序形态。同时，公共空间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外显状态[11]。有学者强调，所谓乡村公共空间即指在乡村公共权力主体与公民权利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联模式和交往结构方式。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实体上村民可以进入并进行公共活动的物质空间，如会议室等；二是村民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范围与制度化活动形式，如公民参与的议题内容和参与的方式等等[12]。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并非与哈贝马斯所指的意义一致，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具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内涵，但又具有自己的特质，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体现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13]。

（二）公共空间与农村治理研究

通过对公共空间的研究，来发现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和公民社会的建构，是政治学的另一研究视角。王玲探讨了现代国家的成长与村庄公共空间盛衰变化的关系等问题，指出村庄公共空间是一种中国式的平民公共领域，并将公共空间作为展现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纽带，从农村社会内部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的角度，去剖析当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以此求解当下农村社会的“善治”问题[14]。吕效华分析了皖北农村村民自治的现状，提出培育农村社会公共空间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必要条件，发展培育农村民间组织、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和搭建村民自治的舆论平台，则是培育农村公共空间的路径选择[15]。任怀玉通过对两个 NGO参与社区建设的个案分析发现，更好发挥农村公共空间的功能要注意发挥和完善村委会的作用、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社等专业性组织、重视村庄“集体活动”，以及充分发挥国内外社会组织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作用[16]。这些研究，不仅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分析视角引入农村研究领域，同时也试图把这些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经验相连接，形成了相关的本土化语境。

三、地理学研究视角：探究空间形成、结构功能与发展演变

空间问题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居重要地位。传统地理学强调实体空间的研究，即物质空间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伴随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转型，各种社会问题出现并激化，使得社会与空间的改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空间的重新认识。其中，列斐伏尔、福柯的思想对后现代地理学家影响较大，空间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被充分揭示出来，与空间相关的领域研究日益交叉渗透，从而标志着后现代地理学研究的 “空间转向”。后现代地理学家索加致力于发展出一套空间历史辩证唯物论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忽视，因为空间弥漫着政治、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17]。对农村空间研究较早的是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德孟雄，根据乡村聚落的形态变迁与地方经济特点的关系，探讨了农村社会经济、人文结构特征以及形成条件与地形、交通之间的关系，描述农村经济空间的存在。近年来，农村聚落演变及其动力机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一个热点。在国内，从地理学视角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公共空间的类型及形态

在农村公共空间的类型划分上，有学者按照空间几何特征、公共活动性质、空间开放程度、空间主导功能、场地分时特征等不同维度，把农村公共空间划分为不同的类型[18]。按空间几何特征，把空间分为点状、线状与面状空间；按公共活动性质，分为政治性、生产性与生活性公共空间；按空间开放程度，分为开放性与半开放性公共空间；按空间主导功能，分为生活型、休闲型与事件型公共空间；按场地分时特征，分为固定性与暂时性公共空间。也有学者认为，村落公共空间是由建筑界面、虚体空间、自然空间和村民共同构成的，并把农村公共空间的形态分为街巷空间形态、公共建筑空间形态 （祠堂、庙宇、牌坊等）、水系形态（池塘、溪边、河流或码头）、节点空间形态（广场、墟市、井台)等[19]。

（二）农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李立依据农村聚落形态的要素变动、主导动力、结构互动模式等因素，分析了江南农村聚落形态的变迁过程与特征，其中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质、近代工业化、国家意识建构、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是影响聚落空间演变的因素[20]。邢谷锐等根据农村自身发展趋向与城乡空间演变特征的差异性，将农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归纳为主动型、被动型和消极型，并对其发展演变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总结[21]。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口流动、政策导向、城镇化趋势、收入水平、交通设施、农村工业化等因素，成为农村聚落公共空间演变的重要推动力。

（三）农村聚落空心化及其相关研究

农村聚落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农村聚落空心化既包括农村土地空心化、人口空心化，也包括农村产业空心化和基础设施空心化，本质上是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的整体退化[22]。农村聚落空心化的一般性特征是：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空心化，村庄整体格局和景观风貌受到较大破坏，村中心的宅基地面积不断减少，而村庄边缘的宅基地面积却不断增加，造成农村聚落的 “外扩内空”。王成新等以山东省新泰市北公村为例，指出村落向心力与离心力失衡、经济发展迅速与观念意识落后、新房建设加速和规划管理薄弱三大矛盾，是村落空心化的内在机制[23]。地理学的空间研究在探讨农村自然、经济、社会空间演化的同时，不断探索农村地区发展的规律和途径。

四、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视角：探究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与行为逻辑

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农村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信仰、风俗及传统文化是其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仪式庆典、信仰寄托还是常民生活，都是其研究的对象，通过研究，试图寻找人们参与村落公共生活的社会文化意义与行为逻辑。

（一）仪式庆典的空间内涵

在仪式庆典方面，刘铁梁通过对村落集体仪式性文艺表演活动（如庙戏、祠堂戏、“菩萨巡游”等）的观察，来考察村民的社会组织观念及其合作的建构[24]。甘满堂对福建村庙酬神演戏活动进行了考察，指出村庙文化既是福建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纽带，也是福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25]。张原通过对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考察，关注在信仰仪式中所蕴涵的人生观、社会意识、历史记忆与道德宇宙观等问题，并揭示基层地方的文化形塑与大区域的文明体系之间的关联[26]。公共仪式中“祭祀圈”文化，更是人类学、民俗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张友庭通过对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讨论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展望村落集体主义文化整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27]。

（二）宗教信仰在空间建构中的作用

在宗教信仰方面，陈默以西藏曲水县茶巴朗村为例，考察了西藏农村的公共空间（甜茶馆、商店和村委会），在这些公共空间内，因权力、职业、长幼、性别等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的村民阶序，传统文化习俗的惯性依然影响着公共空间内的价值观和公共活动[28]。李华伟在豫西李村发现，“基督教以信仰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救助网络和社交网络，已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李村公共空间”，并且“致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29]黄剑波和刘琪考察了云南福贡的傈僳村寨基督教会，他们也发现宗教不仅为傈僳村民“提供了神学意义上的个人救赎，还全面渗入他们的个体和家庭生活中，在重要的人生仪式和日常生活中有着直接的参与”。他们特别指出，基督教会本身“构成了一个乡村社会中日益稀缺的公共生活空间，并在乡村社会的具体运作中构成了社区互动和治理的组织基础和资源”[30]。这些研究，都探讨了宗教对于个人道德生活以及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意义。

（三）常民生活对空间的影响

在常民生活方面，黄茂探讨了工业化背景下本土文化变迁对“戎亢”建筑风格流变的影响。“戎亢”是甘南藏族自治州霍尔藏部落普遍存在的“公房”，也是当地藏族群众举行日常宗教活动、节日聚会、解决纠纷的场所，在联系村民、以族群的认同与依存吸引村民方面有重要的意义[31]。尽管在农村，民俗是一个自我扩展的象征符号系统，仪式则是其实现衍生递进的实践依托，但农村成人社会衰落、民俗演绎和传承的断层，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乡村空巢化”的实质是农村成人的“缺席”，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32]，这将影响当前村落文化及农村社会公共秩序的构建。

五、传播学研究视角：探究现代媒介对公共空间介入的影响

尽管目前现代传媒对公共空间影响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但大众传媒凭借在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的影响和普及，无论是在具体、有形的空间中，还是在观念、存在意识中的空间里都有其影子。近年来，农村受到各种媒介的影响，且传媒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在不断深入，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公共空间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众媒介对农村公共空间的影响

大众传媒对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较多地关注电视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有学者考察了电视与“饭市”的关系，随着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在乡村社会的普及，农村社会传统的空间功能遭到了解构，“饭市”的一些显在功能消失殆尽，其内在功能也在被电视取代，或被电视消解[33]。还有学者关注电视进入农村之后，村民生活、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以此分析电视与农村社会变迁关联的内在机制和逻辑。此外，孙信茹和苏和平将空间的叙事视角，引入分析研究云南兰坪大羊普米族村寨的个案，研究传媒对该村寨公共空间的介入和影响，发现大众传媒已成为一个传统村寨中空间建构和生产的重要力量和因素，已深深影响到农村社会空间的建构[34]。

（二）传播方式对农村社会空间的影响

农村公共空间的人际传播，类似 “市民社会”在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村民社会角色、个人地位和社会资源展示的活动舞台，已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空间的人际传播影响着我国农村社会结构，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相互交流信息、维系人情往来、整合民间力量、培育意见领袖和形成公共舆论等五个方面[35]。王晓红、张硕勋以甘南藏区为例，探讨了大众传播语境下宗教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与“信息场”的偏移、媒介话语的兴起与藏区公共空间的变化、农村公共空间中舆论领袖的更替和大众传播时代藏区农村秩序的重建等问题[36]。当前，农村文化因文化事象的消失、文化仪式的简化和消失、文化继承主体的流失、宗族关系的松散化等因素的影响不断衰落，从而导致农村亲密的人际传播关系因农村文化的消失而减弱[37]。

（三）以手机、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对农村公共空间的影响

尽管手机、网络等新媒介在农村的普及时间不长，但其也正在改变着农村信息传递的方式。手机成了农村社区中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而且在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是人际交往与维持情感的中介，还是树立权威的重要工具。在过去，村里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往往比较容易形成权力主体，他们更容易集中地表达民意，也更能获得权威性的地位。但手机的出现，使得传统权力的运行方式发生改变，多个权力主体的出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传统权力的消解，因此，“手机有可能成为权力关系网络的一种载体”[38]。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持续性的技术社会力量及其产生的文化影响，正推动农村场域的社会关系结构、观念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变迁，网络世界的多元文化被传播到农村后重构着农村文化，加剧了农民文化活动由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迁移的趋势[39]。但无论是手机还是网络，其对农村公共空间的建构及农村社会的影响仍需被持续地关注。

六、小结与展望

（一）小结

从上述研究文献来看，“公共空间”是不同学科的研究热点，而不同学科对公共空间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各有不同：社会学注重挖掘公共空间的政治、社会意涵，试图通过公共空间的理论视野来探讨其在社会建构方面的作用；政治学通过公共领域的分析视角，来探讨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农村民主和治理样态；地理学将公共空间视为信息交流、平台传递等物质形态的实体空间，研究空间结构及人地关系的变化；人类学、民俗学侧重于公共空间的历史文化内涵，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具体的时空观念及集体记忆；传播学研究现代传媒介入对农村社会空间的关系构建和结构塑造的影响。根据不同学科的理论与主张，我国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成果可以梳理、整合成如下几方面。

第一，农村公共空间是一个多元的空间体系，也是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是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它产生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联系，这些社会联系和相互交流的方式具有某种公共性质，并在相对稳定的时候，构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村公共空间。它是包含地理区域、地方文化、社会行为等的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既是物质公共空间，同时又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空间，并以独特的形式在农村中发挥着各种作用，对农村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第二，我国农村公共空间以自己独特的演进逻辑在成长。在西方社会，公共空间更多地带有政治性特征，是形成公共舆论甚至影响国家社会决策的场所。我国传统的农村公共空间相对封闭，政治色彩相对淡薄，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不同，更多的只是人们交往、休闲及娱乐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空间的孕育、发生、发展构成了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为农村发展、村民自治、基层民主等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空间。农村公共空间，表现为一种具有“草根”意义的介于村民家庭及村民个体等私人空间和国家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一个张力场。从这一点来看，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一些相似之处，其反映的是农村基层民众的公共生活状态。正是这些多元的公共空间，共同满足了村民社交、消闲、表意等基本需要，从而促进着农村社会的整合，维系着社会稳定。

第三，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有重构与整合的必要性。伴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迅猛冲击，我国部分农村公共生活日趋式微，公共性不断下降，农村社会公共生活曾经的丰富与当下的衰退现状形成强烈反差。尤其是作为维系农村社会秩序重要载体的公共空间，在结构及功能上逐渐弱化，呈现出萎缩的态势，如何催生出新的公共空间来弥补日益萎缩的农村传统公共空间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农村公共空间重构包含着复杂因素，涌现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村公共空间重构与整合的绩效。因此，需要新的思路、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农村公共空间重构与整合问题，通过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合作互动来实现农村公共空间的重构与整合，为农村社会新秩序搭建一个生成平台。探索农村公共空间重构与整合的路径和模式，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将是未来公共空间问题研究关注的重点。

（二）展望

鉴于已有研究的经验及取得的进展，今后在农村公共空间问题研究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从实证研究中提升出应用性理论。目前，关于农村公共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较少，具体个案分析和经验总结较多，尚未形成关于农村公共空间重构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因而在对具体村庄的公共空间进行实证或个案研究时，缺乏有解释力和包容力的分析框架，在理论预设方面显得比较薄弱。

二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实现方法论体系的创新。在现有的研究中，以定性描述分析和案例调查记录分析为主，对农村公共空间重构研究的多元研究方法的运用相对较少，故未形成支持农村公共空间重构研究系统的、科学的和规范的方法论体系。对于农村公共空间这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而言，只有不同学科间更多地借鉴、沟通、联系和整合，实现多学科视野的交融，才能增加农村公共空间理论的时代感和解释力，或许这是今后农村公共空间研究的一个趋势。

三是深入观察不同地区农村公共空间发展的差异性。我国农村区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农村公共空间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之中，其发展趋势和方向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不同区域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状况也不尽相同，需要进行不断地观察和研究。同时，农村公共空间重构与整合，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成长路径和模式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但在现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中，地方特色往往被忽视，无法很好地体现差异性。因此，通过深入和系统的实证研究，整理和归纳出不同地方特色的农村公共空间重构与整合的模式，对完善农村公共空间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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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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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3）09－0035－08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西部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协同重构与整合研究：以广西农村社区为例”（7126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