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基于科学观的视角

2013-04-02 01:05汪国瑞方双虎
池州学院学报 2013年6期
关键词:本土化研究者心理学

汪国瑞,方双虎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基于科学观的视角

汪国瑞,方双虎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心理学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很好的解释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与心理活动规律。因此,中国心理学研究需要本土化,应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应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当前制约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一个重要因素是唯科学主义的小科学观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心理学要想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走出这个误区,在研究中树立“星丛式”的大科学观。

心理学;本土化;科学观

在很多国家心理学的发展中,本土心理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已经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心理学最早为西方的“舶来品”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没有实现本土化,我们的心理学研究很多仍停留在对国外已有研究的验证与模仿。在21世纪中,中国心理学要想在世界心理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就必须早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同样,在研究中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也是非常重要的,它确定了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向与路径。

1 时代呼唤: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紧迫性

我国心理学本土化的意识早已有之。在1922年,我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心理》在创刊号上谈办刊宗旨时,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创新意识。它要求我国心理学家根据内外的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论和实验,并且“内容则尽量适合国情,形式尽量求中国化”[1]。潘菽先生于1939年提出“学术中国化”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开端。1980年,杨国枢在名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研讨会上报告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一文,算是揭开了中国心理学迈向本土化的序幕[2]7-11。

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如果一味的搬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不能很好的反映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不管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就盲目信奉“拿来主义”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有些国外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可能在中国并不算问题或者不能算是重要问题,而在中国存在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在一些国外发达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也不算重要问题,因此国外心理学家并不关注,这种脱离中国国情的“拿来主义”式的研究自然也得不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因此,中国心理学要想更好的发展与建设,就必须要使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李亦园、杨国枢等一批学者主张要使“中国心理学本土化”那就必须先使“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由完全依靠西方概念、方法及理论的“非本土”状态,走向用“本土研究进路”来做研究的“本土”状态[2]12-14。笔者认为在确立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具体步骤之前首先要确立采用何种科学观进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

心理学的科学观是对如何建设和发展心理科学的基本认识,它决定着心理学采纳的研究目标,和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研究策略。它体现在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上,像什么是心理科学,什么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怎样确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怎样构造心理学的理论知识,怎样干预人的心理现象或心理生活[3]。在当今中国心理学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科学观,一种是唯科学主义的小科学观,另一种是“星丛式”的大科学观。

2 现实反思: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中过分迷恋小科学观

心理学研究中的小科学观是一种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它可以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4]。回顾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早期心理学研究者由于厌倦了时而敲敲哲学的门,时而敲敲生理学的门的那种沿街化缘般的生活,因此他们凭借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小科学观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毫无疑问,这种小科学观的贡献在于它极大的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它使得心理学研究更客观、准确。但是,人与自然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不能肢解为如统计数字一样的量化分析,我们应该重视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在当今中国心理学界存在研究者过分迷恋小科学观的误区,这个误区在研究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研究中排斥对其他历史形态的心理学的研究

从人类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出现过常识的心理学、哲学的心理学、宗教的心理学、类科学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这五种形态的心理学[5]。由于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心理学界的霸权地位,很多研究者就排斥非实证性的研究,这使得除科学的心理学以外的其他四种历史形态的心理学研究也受到排斥。科学心理学质疑其他形态的心理学的科学性,认为它们是思想上的垃圾,是未开化时期的遗留物。

葛鲁嘉教授认为对其他历史形态的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有以下四个实际意义:一是提供了某种特定的透视人的心理行为的角度,这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人的心理行为带来了可能。二是提供了解释人的心理行为的独特的概念、理论、思想。三是提供了揭示和了解人的心理行为的非常独特的概念、理论、思想。四是提供了影响和干预人的心理行为的技术和手段[5]。从上述可见,国内这种排斥研究其它历史形态的心理学的观点是荒谬的,除科学的心理学以外的其他历史形态的心理学都是来源于人类的生活,心理学的研究应该是多元化的研究。

2.2 研究中多是“闭门造车”式的研究

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陈立先生曾在《平话心理科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批判了这种“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他在文中谈到有个人在一个孤岛上苦思冥想做出一个实验成果,就不能称它为科学成就的例子[6]。陈立先生的这个例子可谓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前很多国内心理学研究成果完全脱离了实际、避重就轻。正是由于这唯科学主义的小科学观,使得心理学研究者的研究脱离了日常生活,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不是来源于实际的社会生活与普通民众的需要。部分研究者在进行一项心理学研究之前并没有思考什么样的问题是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是能产生新发现的问题。他们可能更多的考虑这个研究能否做出来,是否适于量化等。

实际上,很多国人还是对心理学有着较高的需求与期待,但是由于中国心理学的研究者之前一直在过多追随和模仿国外的研究,当他们遇到中国现实社会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也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于是他们就干脆躲进实验室里,谎称不屑于回答这些庸俗的问题,对国人关注的问题不做回答。笔者认为这样“闭门造车”式的研究必定是无人喝彩与自我欣赏的研究。

2.3 研究中过分追求量化研究与尖端仪器的使用

国内很多研究者都是自然科学的忠诚粉丝,由于自然科学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所以他们也偏爱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量化的研究固然重要,但不能极端化的使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经指出心理现象不能量化。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也曾说过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像物理、化学那样找出心理元素的联结规则[7]。很多中国的研究者由于实验设计和控制变量的需要,他们放弃对整体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专门研究一些细微的心理与行为,通过尖端的生理学仪器对这些细微的心理与行为进行量化。实际上,这种研究的结果是不合理、不准确的。例如,我们评估一架先进战斗机的性能时,并不只是评估其发动机或电子系统等具体部件的性能,而是在其模拟实战时才能评估出其整体性能。

还有个奇特的现象,笔者曾翻阅国内一些著名的心理学期刊时发现很多文章都是使用了尖端的生理学实验仪器并且用高级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了一个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的结论。试问这样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真的能服务于人类吗?众所周知,很多被写进心理学教科书的理论并不是通过复杂的统计方法和尖端实验仪器得出的,而是基于研究者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再加上精巧的实验。例如斯金纳的操作条件作用理论、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等理论的建立都没有使用高级的统计方法和尖端的实验仪器,他们的理论建立的关键在于巧妙的构思与敏锐的洞察力。

3 建设构想: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应坚决树立大科学观

心理学研究中的大科学观应该是一种 “星丛观”。持“星丛观”的研究者需要承认事物在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别与不同,这种“星丛观”的大科学观即一种“有差别的统一观”[8]。持大科学观的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心理学研究中科学取向与人文取向的差别与联系,正如人的左脑和右脑一样,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联系密切,两者共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心理学的研究既不能完全是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也不能只停留在用哲学思辨的方法进行心理学探索。科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只有在人文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之以严密的自然科学实证研究,才能对某一心理现象做到全方位的研究[9]。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在其后期的研究中也认为实验的方法不能研究高级的心理过程,在他学术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里通过对语言、神话和风俗的分析与研究来研究高级心理过程的民族心理学。笔者认为中国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策略是研究者应该坚决树立大科学观,具体有以下几个策略:

3.1 应大力促进本土理论的建构

我们翻阅各类心理学教科书时可以发现书中大多数理论都是进口的,鲜有国内学者提出的观点与理论。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原创性理论,例如多元智力理论、情绪智力、学业情绪、习得性无助等举不胜举的概念和理论,反观中国心理学的本土理论,原创性本土理论仍很缺少[10]。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要么从事理论研究要么从事实证研究,鲜有研究者能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一起研究。当我们查看国外心理学学者的资料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自然科学上和人文社会学科上都取得了较高成就,这点确实需要我们进行反思。

中国心理学要想成为世界心理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必须要有一批本土原创性理论的出现。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曾经说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笔者认为毛主席这句名言对中国心理学研究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在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中,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从国外学者那讨点残羹剩饭,我们的心理学研究需要依据中国人的实际提出新概念、建构本土理论。

3.2 应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与研究

科学心理学由于是在西方心理学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其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都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很大影响。西方占主导的主客二分思想文化与中国占主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文化存在对立的倾向,那么完全照搬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就会出现严重水土不服,所以基于西方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就不能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潘菽先生就颇有预见的指出:“就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看,世界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即必须向其它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吸取精华,以改变自己的“贫血”状态[11]。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些思想是在漫长的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能真正反映中国人心理发生发展规律,这些思想涉及到各个活动领域形成了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等多个分支。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对于中国心理学研究有两个大的作用,其一是可以培养研究者自觉地采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哲学取向,自觉地把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放进自己的研究框架中,从而避免习惯性地套用西方现成的心理学理论或概念。另一方面,可增强研究者采用本土化研究取向的信心[12]。

3.3 应进行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心理学研究

人类的心理活动是自然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复杂复合体,单纯的用生理学仪器对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进行量化研究显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也曾对心理学的客观、量化倾向不以为然。他将冯特的实验心理学称之为 “黄铜工具”,他赞成心理学应该是一种质化的研究。他关于意识流、宗教体验等研究正是质化研究的典范[13]。

质化研究是指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发性访谈、参与性与非参与性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分析方式以归纳法为主,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法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14]。笔者认为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应该是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但这种结合应是有差异的结合。换句话说,在心理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中使用量化或者质化的侧重点应是不同的。例如,像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接近自然科学的分支中,我们应更多的采用量化研究。像社会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接近人文科学的分支中,我们应更多的采用质化研究。

3.4 应优先进行面向生活世界的心理学研究

生活世界是由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意指我们生存于其中,我们的一切活动和社会产物都得以产生的现实而具体的生活境域,它是科学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现实基底与意义之源[15]。

胡塞尔提出现象世界的历史背景是当时欧洲极度膨胀的科学世界以及人们对工具理性的狂热追求,他的目的是要挽救人性的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生活丧失生活的意义。当今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可是仍有如环境污染、人类生活不幸福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因此科学要想更好的发展就不能脱离人的生活意义。同样,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研究中不能脱离人的生活意义,我们可以将“回到生活世界”的观点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因为人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世界,人的所有心理活动及过程都是在生活世界中完成。与自然世界存在着本质不同的是,采用“物化”的研究方式不适合研究在生活世界所进行的各种心理活动,所以心理学研究应该优先进行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研究者应该从实验室走出来,研究的主题应该与人们的生活世界关系密切,研究的结果应该有助于关怀人们的心灵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后,笔者也有了自己的“心理学梦”,笔者的“心理学梦”是中国学者能尽快放弃唯科学主义的小科学观,在研究中树立“星丛式”的大科学观。在研究中能将实证方法与现象学方法相结合,用两条腿走路。这样心理学各领域的学者就能相互合作、共同攻关,早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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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束仁龙]

B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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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104(2013)06-0122-04

2013-07-10

汪国瑞(1989-),男,安徽繁昌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方双虎(1974-),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心理学系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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