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兴盛成因探析

金洪臣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宋词兴盛成因探析

金洪臣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2)

宋词的发展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政治、乐人传播影响最大，是宋词兴盛的外因，同时词的社会功能、词风、词体的变化也促进了词的发展，是其兴盛内因。

宋词；内因；外因；兴盛

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后值中唐，张志和、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词在宋代发展到高峰，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

一 宋词之兴盛与发展

唐诗与宋词并称，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取得了很高成就，词人众多，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共著名词人1494家，词21055首。然而宋词不是忽然间就发展起来的。宋代立国之初，词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词作者不过十几个人，留下来的词作仅33 首。后来到十一世纪，有王禹偁、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等，先是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晏、欧诸家将士大夫之词变为抒怀寓意的雅作。后起成就最大的是柳永，由于混迹于歌楼妓馆，经常给歌妓作词，供歌妓在茶坊酒馆里歌唱，为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柳永修改了文人词的创作方式，用市民容易理解、接受的语言来写词，把词变雅为俗。柳永等人离开词坛后，继而起之的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和以周邦彦为主帅的大晟词人群。“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成规纷纷被打破，前人迂徐曲折的突破至此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北宋词史》)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1) 提出“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2)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3)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4)词与音乐的初步分离。[1]周邦彦“下字运意，皆有法度”讲求字句锻练、音调和谐、格律严整、注重工雅、好用典故，成为格律派的建立者。靖康之乱后，金人兵马的纵横践踏，汉人的被杀被辱，土地丧失，人民流离失所，奸臣当权。一些爱国志士无不感到悲痛与愤恨，将他们的感情融于词中，来鼓舞人民，反抗统治者求和妥协政策。朱敦儒、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岳飞等，他们虽然并不以作词而著名，但他们所作的词为抗金救国而呼号，代表着时代的最强音。12 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等把词的创作推到高峰。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清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独创出“稼轩体”，确立了豪放一派，影响十分深远。

南渡后经过十几年的混乱局面，至绍兴十一年，宋、金议和，人民生活得到暂时安定，朝廷上下，又开始酣歌醉舞了。部分清客词人要求词句雅正工丽，音律和协粗密，他们结集词社做出许多偏重形式的精工华美而内容贫弱的作品来。这些词人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张炎等人。

二 宋词兴盛之成因

1.宋词兴盛之外因。

(1)宋代政治上崇文抑武。

北宋初，宋太祖接受赵普建议，解除武将兵权，说：“人生白驹过隙耳，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赵宋统治者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大臣追逐宴饮寻乐的生活，主动把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歌伎乐工集中到汴京，并搜集流散在民间的俗乐，甚至很多统治者自制新词。《宋史·乐志》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很多豪族显贵在宴会和其他场合也竞相填词，于是“盛世享乐”的社会心态成为一国的风气，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也就会异常兴盛。

(2)宋代经济繁荣对词的推动作用。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出现了像成都、杭州、广州等著名的商业城市。宋代还逐渐取消了都市中坊(居住区)和市(商业区)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和娱乐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勾栏瓦舍大量出现，为说唱技艺提供了场所，这就刺激了词的创作力。

(3)歌伎制度对词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代的歌妓制度最完备。一是类型上不仅有官妓(包括教坊妓、营妓、地方官署的歌妓)、市妓(市井上的)，还有家妓；二是在层次与服务性质上各类歌妓服务对象不同，地位也不相同，官妓专为朝廷和地方官员服务，相比之下层次最高，地位也最高，家妓专为自已的主人服务，层次在官妓之下私妓之上，地位也比官妓低私妓高，私妓专为市井小民服务，不仅卖艺，还兼卖身是最下等的歌妓。”[2]《韵语阳秋》等宋代典籍的统计，当时欧阳修有妙龄歌妓“八九妹”，苏轼“有歌舞妓数人”，韩绛“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张鎡有“歌者、乐者，无虑数百人”“名妓数十辈”。而词的创作为歌伎演唱服务，而歌伎成风又推动了词的传播。

2.宋词兴盛之内因。

(1)词的社会功能—遣兴娱宾、佐酒应歌。

词的主要功能是遣兴娱宾。士大夫饮酒作乐，有女乐人在旁演唱，是宋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云:“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工以清讴娱客。每有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3]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云晏殊“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4]晏殊也自云:“芰荷香里细金觥,小词流入管弦声。”(浣溪沙)词人给乐人写词，词人之间竞相填词，把酒言词，词就在这种文化范围中传播。至苏轼以后，词逐渐摆脱与乐人的关系，成为独立的一种文体。

(2)词体、词风的变化。

词的生存与发展和词本身的变化也有很大关系。不变化就没有生命力。“言词者必曰，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精。”“余谓承十国这遗者，为晏欧。肇慢词之祖者，为柳永。具温韦之情者，为张先。洗绮罗之习者，为苏轼。得骚雅之意者，为贺铸。开婉约之风者，为秦观。集古今之成者，为邦彦。”[5]“《四库提要》云：“词至晚唐五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苏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诸葛忆兵、陶尔夫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将北宋词分为四个创作时期：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词体的变化，意境的扩大，婉约与豪放词风的分立，种种多元化的词体是得以发展的前提。

宋词的成长与发展当然不可能只受上面所述因素的影响，如宋代人对词的看法，宋代的各种思潮，个人词作的偶然因素，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影响词的发展。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陆业龙，李勇.宋代社会的奢侈享乐之风—兼谈宋代词体流行的原因[J].船山学刊，2006(1).

[3]晏几道.小山词[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4]叶梦得.避暑录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吴梅.词学通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高新伟.论世风士风诗风对宋代词论的影响[J].襄樊学院学报，2008(12).

[8]袁行霈，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ClassNo.:I207.23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OntheReasonofProsperityofPoetryWritingintheSongDynasty

Jin Hong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amp; Literature，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Mudanjiang, Heilongjiang 157012，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is affe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economic factor , the political , geisha’s dissemination are major influent ele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 At the same time, the social functions, the changes of writing style of the Ci poetry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 they are as the internal causes for the prosperity of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external causes;internal causes;prosperity;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金洪臣，讲师，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宋代文化与宋代词风关系研究”成果，编号：12514156。

1672-6758(2013)04-0114-2

I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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