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叶梅的多民族文学题材创作

阳 萍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叶梅，原名房广兰，土家族，出生于湖北巴东，是湖北省恩施州这块多民族土地滋孕出来的土家族作家。她生长在红色年代，去过基层，在许多行政部门担任过管理职务。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助于她了解鄂西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文化、地域文化、社会群体，这些独特的人生体验贯穿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是她驾驭文字突出自己思想诉求的源泉。自上世纪7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笔耕不辍，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花灯，像她那双眼睛》、《撒忧的龙船河》、《五月飞蛾》、《最后的土司》、《妹娃要过河》，长篇纪实《九种声音》、《第一种爱》，散文集《我的西兰卡普》、《大翔凤》，电影剧本《男人河》，电视连续剧本《饭碗》、《永远的妈妈》等。她的多部作品被转载、翻译、改编和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载小说《花树花树》时的译注，极大地肯定了她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力度及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入思考；其小说集《五月飞蛾》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获《中国作家》优秀小说奖。叶梅目前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电视家、电影家协会会员，一级编剧，作为《民族文学》主编的她，仍持续在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着贡献。

一、探寻土家传统文化，揭示民族文化内涵

叶梅的作品大多蕴藉着对土家文化、巴楚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深情礼赞，她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直白描述去折射作品背后蕴涵的民族文化内涵，反映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不断更新发展及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将民族精神和民族秉性最大化地展示出来，使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感、厚重的历史感和变动的时代感。

土家人长期生活在河流纵横的崇山峻岭中，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等诸因素形成了土家人超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他们通过供奉神灵和庄严虔诚的宗教仪式来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崇敬，同时又通过祭祀来祈福消灾，这些在叶梅的小说中常被作为民族传统文化来表现和建构。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当覃老大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妻子巴茶没有哭天抹泪，而是带领儿孙们和众乡亲一起为他跳起了“撒尔嗬”，“丧事喜办，哀而不伤”，表达的是土家人旷达的生命意识；而《最后的土司》中最富特色的婚嫁仪式“哭嫁”，土家姑娘用哭声迎来自己的结婚喜庆之日，则表现了土家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待生死的独特态度，折射了土家族的民族精神和对生命的体认。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叶梅的作品就扎根于三峡地区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中。她在 2009年出版的《朝发苍梧》散文选“后记”中说到：“于是后来我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寻找恩施。不论走到何方，或是解读他人文章，都含了我自己的心愿，在我的故乡，还有他乡，寻觅栖身之处。”在她的小说中, 我们不难发现, 叶梅对鄂西土家族的文化、 民情、 民风了如指掌。这个有着一半北方血统后又长年工作在北方的土家族女作家, 归根结底,是与土家族或曰巴人文化骨肉相联的。”[1]是的，土家文化和巴文化的内涵已深深融入作者的创作中，对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经历的关注使得叶梅把视点更多地投向不同时期文化的碰撞，在《五月飞蛾》中将梦想视为烈火一心扑向城市的二妹，就充分展示了一个土家女孩对命运的思考，她的经历就是一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叶梅小说里写到的不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不是自然而然平淡无险的，有的甚至是在曲折离奇近似悲剧性的碰撞中完成的，在《最后的土司》中，我们看不到普通影视剧或者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恶人”形象，土司覃尧和外乡人李安的冲突源于文化的差异，习俗的不同。李安初到之时，得知自己触犯了当地禁忌，破坏了伟大而神圣的“舍巴日”庆祝，甘愿受罚砍去一条腿。从这一点，我们发现李安对于土家风俗还是持包容和接受心态的。但女子的“初夜权”归属于土司，则触及了他的底线，他无法接受。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人必须服从神的旨意，李安没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是难以接受的，一个外乡人在进行孤立的报复而又期望落空后只得离开。很明显，李安及其代表的汉文化、覃尧及其代表的土家文化，在争夺伍娘的最后决斗中都是失败者，而伍娘则成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牺牲品，我们在悲悯伍娘的同时，也感叹文化冲突带给人们的巨大影响。

叶梅在关注一个民族时，她会注重这个民族对生活、对“生死”的态度，在描绘土家风土人情时，她会关注少数民族同胞的生存状态。叶梅对本民族的叙事，“由于其所达到的艺术特色和艺术个性，由于其所触及到的历史与现实生活面的广度与深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中关于土家民族和鄂西山水及其重要的文本，也是理解了解这块土地及其之上所承载的文化、历史、生活的重要文本。”[2]

二、关注女性题材，探寻女性命运

叶梅在2008年韩国文学节的演讲《首尔独白》中提到: 我的写作多与女性命运相关。作者在《妹娃为什么要过河》中说：“在河的彼岸，星空闪烁的彼岸，有着女人的希望，虽然河水深浅不一，有着不可知的风起云涌，但过河——是一件多么诱惑女人的事情。”[3]她的笔下有走出峡江的李玉霞，走出闭塞山镇的昭女，走出家庭围城的何雅丽……这些女人，这些青春的妹娃，这些即将衰老的身影，这些眼含热泪却没有工夫擦拭的女人，在这个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时代，已经有了更多的命运自觉，他们大都在与命运抗争，大都在用生命和青春“过河”， 在他们身上都映射着时代的影子。叶梅作品充满浓郁的女性意识和叙事特征，从社会现实生活中描绘女性生存处境和命运遭际等诸多带有普世性的命题。

《五月飞蛾》的故事情节简单清晰，讲述的是聪明能干不甘现状的姑娘二妹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走出大山，勇于拼搏敢于闯荡的故事。小说以村委选举开篇，从刘、侯两家的差异直接揭示了改革浪潮对偏远山区的冲击，而主人公二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场的，她的第一次背叛也是在这里萌芽的。在父亲落选与男友“变心”的双重刺激下，不想重复山里女人“一看灶头二看线头三看床头”的人生模式的她，逃离了农村，迈向了城市。此时的二妹并不是单纯的使性子, 而是一个活生生、水灵灵的十八岁的灵动生命, 带着鲜活的生命气息。二妹在日记中写到:你是一团火, 我要扑向你的怀里,我期待前面的生活像一团火, 我抱着勇气和幻想投入进去, 哪怕把自己烧为灰烬。这种飞蛾扑火的精神本身带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可我们在《五月飞蛾》中看到的却是充溢着一种昂扬斗志的精神, 一种永不妥协永不言败的抗争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顽强的二妹才萌发了一次次对现实的叛逆，催生了她被梦想的一次次追逐。因忍受不了挑剔刻薄的姨妈，倔强的二妹走出姨妈家，来到美容院；但她的心灵手巧引来了桃子的嫉妒和恶意中伤；辞职后的二妹来到理发店，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一切。在二妹进城的这段时间里，她忍受了姨妈的刻薄，认清了表哥的虚假，经历了友情的蜕变，追寻着爱情的真谛。在二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女性形象。与同类题材中只揭示城市冷漠、人性阴暗、世俗陋习女性堕落相比，叶梅给予了更多积极的肯定和启迪。

叶梅对女性题材的关注，毛正天陈祥波老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叶梅〈五月飞蛾〉浅析》中指出“叶梅女士的《五月飞蛾》是近年中国文坛不可多见的一篇优秀小说。之所以说它优秀, 在于它较深刻地写出了在这样一个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农村人群的生存状态, 尤其是关注了一直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妇女。小说的主人公‘二妹’无疑是一个当代‘娜拉’。正如鲁迅在《伤逝》中想要说明的： 决裂与出走需要勇气, 面对出走之后的现实却要更大的勇气。二妹是一个有主见，有意志力, 还挺有办法的姑娘,但她出走之后的命运到底会如何，小说没有办法交待, 在现实中这仍然是个问题。”[4]

与《五月飞蛾》相比，叶梅200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玻璃汤》则触及到了当下的热门话题：下岗、小三、出轨、离婚。女主角何雅丽本是小城里一个不错的姑娘，“最逗人喜欢的是她的天真烂漫。她爱笑，是那种健康而又明亮的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抱着“嫁鸡随鸡”的心态随丈夫来到了省城。但婆家瞧不起小县城来的她、工作没了着落、丈夫另寻新欢、女儿的“那双黑眼睛里却有着同龄人没有的忧郁和恐惧”。新环境里的孤独无依，经济上的不独立，心理上对丈夫的依赖，使得这女人“一步步情愿不情愿地做了选择，越往下走，就越没有了多少选择的余地”。 及至后来，腿上腰下“有了三个月还没消青紫的伤痕，一到变天腰腿就疼”。精神上的背叛与身体上的痛楚附着在了何雅丽，但为了女儿为了那个所谓完整的家，依然坚守着挽留着，甚至卑微到连对方忏悔的话都不需要。而作为女人的婆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她的则是“雅丽你听我一句，别去管他那些事，男人都是那样的”。如果不是情急之下棒打小三后法庭的传讯，何雅丽还在坚守着、期盼着。好的是雅丽清醒过来，对建民说“你以为我应该忍耐你所做的任何事，像木头人一样生活在你给我指定的范围里吗？不，我不想这样，也不想让女儿看到我这样。我得好好地活着，哪怕就是吃再多的苦，但我不必再为你生气发愁，我的心完全属于了我自己。”主动摔碎了那碗“玻璃汤”，离开了那个不懂得珍惜、不值得留恋的丈夫，重新找到了工作、找到了自信、找到了笑容。

如果说《五月飞蛾》的二妹“在这座城市里，守望着随时可能到来的希望”，而《玻璃汤》中的何雅丽则主动“过河”，勇敢地走出了围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这未尝不是妹娃们的进步。

三、超越叙事文本，追求作品寓意

作为土家族女性作家，叶梅的目光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她所熟悉的巴山楚水。她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叙事焦点，除了依旧保持对民族历史的挖掘，对女性命运的高度关注之外，还善于书写表层叙事机制下的潜在意旨和精神蕴涵，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人物身上体现了不同层面的寓意。

叶梅作品专辑《妹娃要过河》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作品中的女性为那希望的光亮吸引，像五月的飞蛾一样，奋不顾身地往亮处飞去，即使光亮里隐藏着危险，即使天明后留下满地的残骸，但对改变命运的希冀，对渡过河流的向往，却使得或浪漫或现实、或温情或倔强的不同时期的女人们前赴后继。至于书中的妹娃能否过河、如何过河、过河以后怎样，作家虽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作者对土家族女性命运的深刻思索，给我们当下人发出了警示。

在《花树花树》开篇,作者将双胞胎姐妹瑛女昭女与桃树李树融合，一个是“骨嘟嘟雪白小花，莹湛透明”，一个是“娇嫩的粉红花，耀眼要紧”，颇有些香草美人的韵感，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阴间花树”暗示着两个女孩的命运。可爱美丽听从命运安排的瑛女被财大气粗的贺幺叔抛弃后，最终和贺幺叔的商店一同消逝，与之相反的是昭女，在坎坷的命运旅途中不断探寻着，最后果断拒绝了势利乡长的表白，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昭女的遭遇与瑛女如出一辙，但昭女却勇于反抗，敢于进取，寻求自身价值体现，她的命运也因此不同。从昭女瑛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自我位置和价值的追求,是何等的艰难!

叶梅曾谈起土家族的“改土归流”等历史变迁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作者把这样一个地区的人民和这个民族的族群展示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层面上，民族文化因为与其他文化的碰撞而发生了种种耐人寻味故事, 并显示出了后来者居上的态势。《山上有个洞》就是一篇以土家族历史为主题的中篇小说。作品写出了清初“改土归流”时期的土司战争，写出了土司制度的变革和终结，更写出了新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该文一方面追溯土家历史的渊源，讲述历史上土司族人的兴衰荣辱，另一方面也切入当下的土司后人生活状态，揭示土司后人田快活在追求财富的梦想破灭后，渴望为村民干些实事的心态。作者运用电影蒙太奇及交错叙述的手法，将在开拓领地的斗争中走向毁灭的田快活的祖先，和当下希望用另外的方式为乡亲做更多事情的田快活呈现在一起，展现了近三百年来土家人的生存命运与时代演变，揭示了土司精神在新时期的延续和转化。

四、独特的艺术风格彰显文学个性

列夫.托尔斯泰在论艺术的感染程度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价值时说: “要区分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 有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 即艺术的感染性。如果一个人读了、听了或看了另一个人的作品, 不必自己作一番努力, 也不必设身处地, 就能体验到一种心情, 这种心情把他和那另一个人联合在一起, 同时也和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艺术作品的人们联合在一起, 那末唤起这种心情的那个作品就是艺术作品。”[5]毫无疑问，读叶梅的作品会让我们联想起飞檐翘角的吊脚楼、奔腾咆哮的龙船河、强健骁勇的桡夫子、穿戴民族服饰的土家女、淳朴率真的民风和诡谲神秘的民俗。独特的地域文化民风民俗是叶梅小说的重要构件。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看到原汁原味的新娘出嫁前的“哭嫁歌”、人死后送别的“撒尔嗬”、年小月半大——鬼节的祭祀习俗、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舍巴”仪式、鲜明的土家服饰、富有地域特色的生产工具和恩施特有的地方方言，鄂西独特的民俗民风被作者写实主义的笔触一一描绘，跃然纸上。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小说家有两种，一种是水性的小说家，一种是土性的小说家。水性的小说家善感善变，虽然常常让人觉得意外，但要达到高明的境界，非有过人的才华，不能至也;而土性的小说家则像一棵树，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地方，风吹不摇，雨打不动—他们毕其一生就写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写法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的主题则大体相近，所表达的情绪与所塑造的人物，也大体相同。”[6]叶梅也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土家人现实生活的土壤，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土家人的苦乐希冀，揭示了土家人的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叶梅在《我的文学创作与三峡文化》一文中说：“我的成长与三峡文化的滋养分不开”，“小时候所听到的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是三峡文化对我的滋养，这些滋养成为我小说创作的源泉和资源”，受此影响叶梅的作品极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她的笔下，有历史转型时期土司和土家女子的爱情故事，有运用时空交错手法描写的土司和他子嗣的传奇情节，还有孩子出生时巫师上天请仙女的民间习俗等；在她的笔下，有从出生就充满神秘色彩用生命演绎“舍巴”舞的伍娘，有在土家山寨面临灭顶之灾时镇定自若为儿子操办婚事的田土司，有战惊涛斗骇浪有情有义敢做敢为的覃老大，有游走在神、巫、人之间善良的覃老二；在她的笔下，土家山寨自然风貌已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和背景，已被作者“人格化”，成了作者情感和心灵寄托的物象。叶梅在作品中多次提到土家族是信仰多神的, 在三峡一带, 人与神的对话是无时无刻随处可见的。90年代以后的叶梅小说更多的是描绘与本民族文化相关的故事。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万物的理解, 是天人合一的某种体现。要表现它们, 必须用一种诗性的、玄妙的、雄奇浪漫的方式，而作者用充满激情的文字使我们感受到了土家文化的浪漫主义内涵。

另外，叶梅的作品还吸收了土家歌谣的风格,擅长捕捉转瞬即逝的画面, 并清晰的用象征手法表达出来, 抒情写景并重,这样的语句在叶梅的作品中很常见。如“在我的脚下, 埋藏了无数情怀壮烈的故事, 它们似乎都已远离今天, 却又像暗地里睁大的一双双眼睛, 从不可知的地方耐心地凝视着我们”(《回到恩施》)，“ 豁了口的木板在麦浪似的波涛上一摇一摇地晃荡, 像一个缺牙老者在不平的土路上蹒跚行走”(《撒忧的龙船河》)。小说中的山水野花山泉，都寄托着作者的情思，船夫山汉村姑阿太都寄寓着作家的情感。在题材的选取上，叶梅较为注重其文化性，例如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摆手舞’、‘毛古斯’、‘撒叶儿嗬( 跳丧) ’等都集中反映了土家族民俗文化精髓，大多为土家族生产生活民俗的艺术再现”[7]，目的即彰显土家文化的独特韵味，也彰显了作者的浪漫主义情怀。

结语

叶梅的作品大都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片厚重的土壤上培植出了新的民族文化题材，有对于旧风俗的尊重和客观描述，有对于土司的革命性创新理解，这些都是与以往对旧习俗及旧民俗中的神权人物压倒性批判截然不同的。而叶梅作品一成不变的情怀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民族文化的深情关照，这是支撑她文学创作的根本力量，她的作品是对巴楚文化的深情赞美，并将这些赞美用现实主义笔触和浪漫主义情怀表达得更柔美、悠远。

参考文献：

[1] 朱华.人生与文学的二重奏-叶梅、叶广芩创作观念与文学风格比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2).

[2] 李鲁平.立足民族历史文化,关注民族女性命运——评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08(6).

[3] 叶梅.妹娃要过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4).

[4] 毛正天,陈祥波.叶梅五月飞蛾浅析[J].当代文坛，2004(2).

[5] 童庆炳,马新国.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李建军.土性作家和有根据的写作[J].小说评论，2009(7).

[7] 陈廷亮，陈奥琳.土家族舞蹈的民俗文化特征[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