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眼中的清代辽东民居

关亚新

（辽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人类为适应自然，寻求生存空间，繁衍延续后代，需要一个能遮风避雨、抵御侵害的休憩居住之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居住习俗。清代辽东民居因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这里房屋选址、样式、格局、建筑材料选用、建筑工艺、室内陈设等极具地方特色，而且还成为这里标志性的民俗。目前国内学者多利用方志等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来研究清代辽东的居住习俗，但朝鲜使臣在清代每年前往北京朝贡途中所作的《燕行录》里，亦有许多关于辽东民居宅舍的珍贵资料，对进一步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甚有裨益。本文试图从这些零散的记载中去复原朝鲜使臣眼中的辽东民居。

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发动朝鲜之战后，规定朝鲜每年来沈阳朝贡，贡道由凤凰城入。顺治元年（1644）九月，清朝迁都北京，朝鲜使臣朝贡的地点遂改为北京。朝鲜使臣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朝贡途中的所见所闻，更不乏对沿途民居习俗的精准提炼，“自凤城至周流河多草家，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多土屋，关内则多瓦家，而间有土屋，绝无草家。”[1]38周流河即辽河，朝鲜使臣仅从房屋式样就可区分出河东、河西、关内、关外的特异之处。可见居住方式的不同，已成为朝鲜使臣鉴别中国不同地理区域的一个民俗符号，使其真正地感受到了中国域内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一、清代辽东民居环境的选择

辽东，即指辽河以东地区，其地势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从山地丘陵向平原倾斜过渡。辽河东岸直至辽阳为辽河、浑河、太子河等形成的冲积平原，辽阳以东则主要为河流相间的山地丘陵及久经河流切割冲刷所形成的大小不等的谷地和盆地。这里的平原、山地、丘陵、河流、谷地和盆地为人类提供了可供生存的地域和可资利用的资源。明末辽东的自然环境即是这样，那么，这里的人文环境又如何呢？

16世纪末17世纪初，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随之展开了与明朝的战争，发起萨尔浒战役（1619）和辽沈战役（1621），后金政权迁都辽阳后又迁于沈阳，使明朝尽失辽东之地。虽然以盛京为中心的辽东成为满汉等族的聚居区，但战争使这里原有居民或被掳为奴，或强行迁移，或成为八旗汉军，或成为皇庄、王庄、官庄的庄丁，再加之后金政权不当的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原有居民的逃离与反抗。此后，辽西地区沦为后金与明朝战争的主战场，努尔哈赤发动广宁战役（1622）和宁远之战（1626）。宁远战役后，努尔哈赤重伤而亡，皇太极继承汗位，明年改元天聪。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为牵制辽西的明军，皇太极采取借道蒙古草场的迂回策略，发动了四次燕京之战。崇德五年（1640）皇太极发起的松锦之战，为清朝定鼎北京奠定了基础。皇太极时期尽管调整了对辽东原有居民的统治政策，但由于清朝忙于与朝鲜、明朝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暇东顾。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皇太极死去，其子福临继帝位，明年改元顺治。顺治元年四月，多尔衮带领多铎、阿济格等满蒙汉大军十余万人进攻宁远。五月二日进占燕京。九月，顺治帝率领八旗大军及其眷属迁都北京，不仅造成盛京城内外屋宇大半空置，而且导致辽东驻防官兵和各种庄屯的骤减，辽东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陷入百孔千疮之中。

为恢复辽东残破的局面，顺治十年（1653），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则例，以期达到人口的移入或原住民的回归，但收效甚微。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府府尹张尚贤疏奏盛京形势中概括了辽东的实况，盛京地区以辽河为界，分为河东、河西，“……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此河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2]65从康熙朝开始辽东才真正进入了恢复和发展时期。对于无论是移居的还是回归的人们而言，首选的是栖身之所，而这种选择又决定着人们将来的生活与生产。

进入辽阳以东山地丘陵的人们，其房屋建造地点多选在夹河或临水、依山或靠岭的地方。辽东民居的环境选择在朝鲜使臣的行程录中也有记载。如，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二十九日，孙万雄等“夕抵连山馆（关）（今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夹河左右村居稍多”。[3]325又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二月初一日，金昌业等“逾两小岭至连山关，叠嶂四围有三十余家，夹大溪而居”。[4]387再如，道光三年（1823）二月二十七日，徐有素等自狼子山（今辽阳县鸡鸣寺和二道河子等村以北的汤河水库中）日出发行，“狼子近处，在在村落，依山布居，疏篱柴门，隔溪相对，山势平铺，涧流萦回，门种槐柳”。[5]324不光普通民居的选址如此，就连凤凰城的建造亦如之。赵最寿在《壬子燕行日记》中记录到：雍正十年（1732）九月初九日，“晚到凤凰城（今凤城市），城在凤凰山下，筑土为城，城内外村闾殷盛，左右廛肆亦盛，前有大野长川萦绕，作一雄镇也”[6]374。选择依山临水的居住环境不仅便于人们生活和利于人们生产，而且带给人们开阔的视野和豁然的心胸。正如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中所写：“数树临溪野老家，一犁春雨种桑麻。短墙西畔双扉外，小妇抱儿髻插花。”[7]365他为我们描绘和展现了一幅辽东满汉杂居的“田家”图景。

二、清代辽东民居建筑形态及居住习俗

清代辽东的人们在选定宜居环境后，即开始着手房屋的建筑。依次展开的是规整房屋基址、选定房屋样式、布置室内生活陈设和修建房屋附属设施围墙等，从中体现出辽东的居住习俗。

（一）房屋基址的修造

房屋基址是造房中的重中之重，它的好坏关乎着房屋基础是否稳固、房屋方向是否准正和房屋面积的大小。清代辽东的人们较为注重房屋基址的夯筑和规划。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二十八日，朴趾源等过凤凰山后入康永泰家午餐，在观瞻康家及其邻家房屋时提及了基址问题。“……又入一宅，其壮丽更胜于康家，而其制度大约皆同。凡室屋之制，必除地数百步，长广相适，铲划平正，可以测土圭安针盘。然后筑台，台皆石址，或一级或二级三级皆砖筑，而磨石为，上建屋……”[8]297“长广相适”就是决定房屋的间架和建造面积“；铲划平正”就是对房基地进行简单的平整，找出房屋四角的差距通过地基的修造达到同一水平，以确保建造后的房屋一体沉降而不致断裂；“测土圭安针盘”即是定向，决定房屋的朝向，辽东房屋为便于采光而多为南向。之后则开始修造台基，用石头铺台基的底层后，再用砖筑成或一级或二级或三级的台基，里面用磨石铺平而成台子，台子建成后即在其上起屋。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在《燕辕直指五》中不但印证了朴趾源的记载而且总括了辽东的房屋基址，“凡屋宇之制，虽有大小奢俭之别，而其规抚则大约相同。其筑基之法，必除地稍宽，长广相适，铲划平正，可以安针盘侧（测）圭臬。然后筑台，以石为址，或一级二级三级皆砖筑，而以石为，就台上建屋。”[9]239这样的房屋基址决定了清代辽东民居的广阔与轩敞。

（二）房屋样式的选定

清代辽东居民修好房屋基址后，即开始房屋的地面建造。朝鲜使臣仔细观察从辽东至关内的民居后，对房屋地面建筑情况有翔实的记载。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金昌业等借住凤凰城里人家，他简练地记述了入住人家的房屋情况，“所寓家在大街西边巷中，屋颇大，南向者五间，中为堂，东西室，室有内外炕，炕也。东西向者各三间，中为堂，南北室皆有墙，门两重，而门傍各有廊屋，亦皆有炕。屋皆五梁，而三面筑以墙，前一面中央为门，左右为窗。自此至北京其制大抵皆同。”[4]376这户人家院落的总体布局是正房五间为南向，并配有东西厢房各三间，无论是正房还是厢房均于中间开门，左右设窗，三面筑墙，屋梁为五梁，正中的一间都是堂屋即正间或明间，其两端的次间以至梢间均设有炕。这座院落是一个典型的一进式三合院，从凤凰城直至北京屋制大体相同，尽管屋制类同，但从房屋的屋梁、墙壁、房顶、门窗和炕灶等仍能找寻到辽东民居习俗的特质。

从辽东房屋建筑结构来看，是以砖或土木结构的房屋为主，屋顶多为坡形，或苫草或铺瓦，外观造型则是一字横排，即长方形为其平面形式。当地的人们不管是贫还是富，亦不管建造的是草房还是瓦屋，屋梁多为五梁，屋脊穹崇。房屋三面皆为墙壁，筑至房檐，或以砖夹灰筑之，或以土坯筑之，而外涂石灰。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崔德中等至凤凰城，“茅家制皆以五梁为限，盖以女瓦，四面中前面设窗户，三面筑砖涂灰……”至麻姑岭（今凤城市蘑菇岭）、獐项（今凤城市境内）、松站（今凤城市薛礼站），“民家左右炕，五梁，开前面窗，三面砖壁矣。”[10]449,451雍正七年（1729）九月十一日，金舜协等入住凤凰城戴弘祺家，其房屋“制样为五梁阁一字形，外檐不长，而东西壁之边以石坚筑如城且以细甓筑壁，自地至于檐以石灰泥之……”[11]214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朴趾源等望见栅内“闾阎皆高起，五梁，苫草覆盖而屋脊穹崇……”[8]279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基宪等进入栅内，栅内三四十户人家，房屋制样“一字五梁穹崇……屋之三面以土以甓筑墙至檐……”[12]39屋梁的长短决定着房屋的宽窄，五梁之屋颇显房屋宽阔，穹崇的屋脊更显房屋的高大。房屋的平面布局是一字横排，而无曲折联络之制，便于房屋的接续与延展。墙壁是房屋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砌筑的如何关乎着房屋是否牢固，金景善在《燕辕直指五》中提及“：墙壁皆砖筑限檐，其筑法一纵一横自成坎离，隔灰如纸，仅取胶贴。其和灰之法，不杂粗沙以取黏胶，亦忌黏土以防龟柝，必取黑土之细腻者，和灰同泥，其色黧黛，盖取其性之不沙不黏，又取其色之纯如也。或杂以萦丝细锉如毛，如东俗圬土和马屎同泥欲其韧而不龟，或调以桐油欲其胶而无罅。是以室倚于壁，上轻下完，柱入于墙不经风雨并绝延烧，穿窬雀鼠蛇猫之侵，一闭门而自成壁垒……”[9]245墙壁不管是用砖砌还是用土筑，缝隙粘合不管是用灰泥还是用灰油，就墙体本身而言，使其不龟裂、无罅隙以至牢固并且耐用，真正起到遮风挡雨、阻冷隔热之效；房柱砌于墙内，既使其免于风雨的洗刷又使其免于火灾之患，一定程度上具有防腐防火之功用，同时又阻止雀鼠蛇猫之侵入；对人们来说，墙壁不仅可以防御野兽的侵袭和盗贼的闯入，而且还可起到隔断内外、遮蔽视线等作用。

辽东的房屋多草房，间有瓦房，屋面用料的选用和铺设直接关系着房屋是否渗漏，无论是苫草中的技巧还是铺瓦中的工艺均是确保屋顶防风防雨。所苫的草或是芦，或是粟藁，或是蜀黍干，所苫之草不编则捆而鳞次铺积，厚达尺余，从房檐直至屋脊，屋脊则用泥或石灰涂之，即“草家所覆茅皆不编，但束而积之，其本在下厚尺许，屋脊则泥涂其缝。”[4]320道光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徐有素在途经松站时看到店舍旁一家正在修苫屋顶，记述了苫房的过程。“至松站……店舍傍一村家方（房）盖苫，三四人登屋，先刊去其朽败者，截粟藁，去其下段粗巨者，只取上段精细者倒籍之，自檐而既布一行，泥封其端，又布藁又封泥，至其顶缝以石灰，其庇屋之法如是。故不为风卷且能支五六年，经岁则藁朽，然间又有泥，其朽藁因与泥同成一势，能防雨不漏。”[5]329草轻泥粘易于吸附于屋顶上，所苫之草参差如同一刀剪削，远看有若栉比，果真是完整厚实而精妙。瓦房所铺之瓦，其“瓦体甚小且薄……体极坚不易破”，[13]146但只能使用鸯瓦（或称女瓦、雌瓦），鳞次覆盖，瓦缝用石灰涂之，屋脊以砖为之，恰如金景善所言“屋瓦，宫殿公廨寺观亲王驸马之家皆用鸳鸯瓦，私家则只用鸯瓦。瓦体如正圆之竹而四破之，椽上不构子只铺簟席数重，不资泥土而覆瓦其上，缝以石灰，鳞级胶贴，自无雀鼠之穿，大抵屋之所忌。”[9]244瓦小灰缝利于压实于屋顶上，所铺之瓦密如鱼鳞，既防雀鼠侵害又防罅隙滋生。屋顶不管是苫草还是铺瓦不但达到了经久耐用之目的，而且还实现了房屋外表的美观和朴素。为防止渗漏，自屋梁至地修建“水道”以便雨水的倾泻，“自屋梁至檐，自檐至地分半尺量水道如建瓴，决无渗漏之弊，非但瓦家，草屋亦同制。”[14]345

辽东房屋在前面中央为门，左右为窗，门是板门且垂帘子，或一扇或两扇，窗为长窗，几乎占尽前面墙壁。门窗之枢悉用木为之，亦均从内开闭，涂窗用纸糊于外。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宜显在《庚子燕行杂识上下》中说到：“公私屋……枢悉用木，门无铁环，以木贴门之中央而穴其内，欲闭则插木于其穴，欲开则抽之。窗皆向内，从内开闭而糊纸于外，东八站辽东等多糊以我国白纸，以近我国易于觅得也，过此则以唐纸之甚薄者糊之。”[15]445-446门的开闭即由门插关儿的插抽来决定，最初无门插关儿时则用木杈来代替，“门在前面，而一间两扇，无枢及，只以木杈杈之。”[16]189。房屋窗户从内开闭而举悬于钩[17]197，所糊之纸，辽阳以东多用朝鲜国白纸，其薄而坚韧，辽阳以后则用中国纸。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基宪等在凤凰城所看到的民家，“前一面中央为门，左右为窗，牖广与炕齐，图（涂）纸于外。开闭关锁之具以木而不用铁，出入之户设板门而垂帘子，涂窗多用我国纸，盖取其坚”[12]39。窗户与炕一样宽，屋檐较短仅出墙壁外，室内通亮，冬日使满窗受阳。尽管窗户纸很薄，就因其糊在外，所以雨打亦不至破坏。

（三）室内设施的布设

清代辽东房屋的室内生活设施与家具，是其居住习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其中炕与灶尤为重要。炕“设于窗下，以砖筑之，其高仅可以踞坐，长则随其家舍间架之长短而为之，广则仅卧而身长者不能舒足。”[1]39或有南北对炕，或有西炕与南北炕相连如匚字样，炕有木炕沿。灶设在室内，不在堂屋，“厨房、灶在炕头而安釜鼎”[9]247。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五日，朴趾源因雨滞留通远堡（今凤城市老堡村），在店主修炕期间，他细观了炕灶之制。“大约先筑炕基，高尺有咫为地平，然后以碎砖棋置为庋足，而铺砖其上而已。砖厚本齐，故彼为庋足而自无蹩。砖体本匀，故相比排铺而自我罅隙。烟沟高下，劣容伸手出纳。庋足者递相为火喉，火遇喉则必逾若抽引，然火焰驱灰骈阗而入，众喉虎吞迭传无暇，逆吐达于烟门。烟门一沟深丈余，我东方言犬座也。灰赏（常）为火所驱落，满炕中则三岁一开。烟炕一带除其灰，灶门坎地一丈，仰开炊口，薪倒插灶旁，阙地如大瓮，上覆石盖为平地，其中空洞生风，所以驱纳火头而于烟喉，而点烟不漏也。又烟门之制，阙地如大瓮，筑状如浮图，高与屋齐，烟落瓮中如吸如吮，此法尤妙。大约烟门有隙，则一线之风能灭一灶之火，故我东房常患吐火，不能遍湿者责在烟门，或筒涂纸，或木板为筒，而初竖处土筑有隙，或纸涂弊落，或木筒有闯则不禁漏烟，大风一射则烟筒为虚位矣。”[8]332-334朝鲜使臣看到这里的炕灶之制，感叹其法甚妙，反思本国炕灶之弊病。

室内的陈设因贫富之差各有千秋。炕前余地或铺砖或为土，并置有桌椅凳便于踞坐，炕席或用芦簟或簟上又铺毡。墙壁以纸糊之平整无皱纹。炕乃为白天可坐、夜晚寝卧之处，故而炕必备帷帐，白天挂起，夜晚垂下“，寝炕皆备帷帐，随贫富或绵或布，昼则褰挂夜则垂下”[9]247。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虚以渐等过凤凰山后，进入富人康永泰家“，……家制极精妙，入中门有外廊，炕下铺砖，如铺琉璃，炕上布红色毡子，设椅子四五个于厅，前挂石镜二部于壁，面多传画，画卓上列置银器，即樽钟瓶缸之属而不知其名，然俱极华美精”[18]30。每家室内的陈设布局尽管大致相同，但因经济条件的差异亦会带来室内陈设的迥异。

围墙或院墙作为房屋的附属设施，辽东各地方的居民大多会利用本地可用的材料来修建，因其建筑材料不同故其才有砖墙、木栅栏、秫秸篱笆等称谓。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二十日，朝鲜使臣进入凤凰城后入住汉人李振明家，其家的院墙即为砖筑。“其家甚为殷富，栋宇房屋极宏敞，至于墙垣皆以甓石灰筑之。”[19]199雍正七年九月十五日，金舜协等从会宁岭（今辽阳县摩天岭）下来后，见到的民居均用木栅为篱，“处处人家以木栅为篱，皆避猛兽……”[11]221康熙六十年（1721），李正臣在《燕行录》中记述了当地居民使用秫秸建的篱笆。“四月初八日……自冷井（今辽阳县望宝台村）以后，山皆低微且无树木，居民皆以秫茎围篱矣……”[20]220-221不管采用何种建筑材料来修建围墙或院墙，都是为了能担负其房屋的第一道屏障以抵御野兽的侵袭和外人的侵扰，同时还使此座房屋拥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而自成院落，并使房屋与外部得以进一步的区隔开来，且为房屋增设了一个缓冲区，从而增强

（四）围墙的修建

房屋的安全性。

三、清代辽东民居的特点

清代辽东民居修建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民因其生活习惯的不同，亦在其修建的居所中赋予了其民族性。尽管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居住环境和房屋建筑样式带来一定影响，但人们具有避害趋利和适应自然环境的本能，仍能为自己建筑出宜居的房屋，展示出辽东民居的生态性。明末战争后辽东土地大量闲旷，为移居或回归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生活和生存空间，辽东民居的穹崇和宽阔，表明了当时土地供应的充足性。所以，清代辽东民居富有民族性、生态性和充足性的特点。

（一）清代辽东民居蕴含着满汉杂居的民族性

清代满族民居的标志性特征是“口袋房”、“万字炕”和“窗户纸糊在外”。所谓的“口袋房”是指房屋开户于东南，形如口袋而称之；“万字炕”则是房屋室内的南、西、北三面搭炕，东面为屋地；“窗户纸糊在外”是说当时的木棂窗户很少用玻璃镶嵌，而是用纸从外面糊之，纸上喷苏油和施以盐水，以增强纸张的光滑度和浸润度，加快雨水的滑落和加大纸张的耐湿性。如《柳边纪略》记载：“宁古塔……土城内合计不过四三百家，屋皆东南向……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21]241-242但明末战争后，移居或回归辽东的汉人，在继承自己居住习俗的基础上，还借鉴并应用了满族民居中的一些元素，汉人民居多坐北朝南，中间开门，南北炕居多，窗户几乎与炕一样大，窗户纸亦糊在外。反之，在辽东生活的满族，也将房屋的朝向由东南改为正南，开门亦从东南改为中间，并且也有将万字炕改为南北炕。“栅内胡人家皆作一字形，从（纵）可四五间横可两间许，南北各截半间为卧炕，而空其中间，炕高尺余，筑以砖石。”[16]189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六日，李在学等进入栅门（朝鲜使臣对“边门”的称呼）后，“……自栅以内满汉杂居，而屋制不设房闼，前后檐内各设一炕，而横长直短，旁无障壁。南面设广窗，其余三面以砖筑成全墙。只设一板门于中央以出入焉，既内壁又障三面……”[22]36-37在民族杂居的情况下，辽东民居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不仅展现出各自的民族性，更彰显了民族的融合性。

（二）清代辽东民居体现着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朝鲜使臣途经辽东、辽西，根据其屋顶是否起脊可分为人字顶房和平顶房。辽东主要是起脊房，辽西则流行平房土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和建筑材料所致。辽东民居依山临水的居住环境，首先是减少风的侵袭且增加房屋的光照。辽东属于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漫长且多西北风，房屋建在山麓或岭下，不但阻挡住强劲西北风的吹入，而且又可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照来保暖；其次是防止房屋受损。建在山麓或岭下的房屋，相对而言地势较高，即使夏季来临，降雨增多，河流涨溢，也不致被冲毁或淹没；再次是便于就地取材、就近取水。山岭中的林木为建造房屋提供了充足的建筑材料且运输起来较为便利，同时还满足了居民生活所需的薪柴。临水而居，重要的是解决了生活生产用水，并且因河流冲积形成的或大或小平原又成为人们垦种之地；最后是较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在山林中人们可采集到各样野果、野菜和捕获到各种禽兽，在河流里可捕食到各类鱼虾，或可补充人们食物的短缺或可丰富人们的食物种类。尽管自然环境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但却在这不便之中使人们学会了顺应环境。辽东气候发生变化是缓慢的，因此，这里房屋式样的选择亦是较为恒定的。

（三）清代辽东民居表明土地供应的充足性

明末战争后，辽东土地大量闲置，移居或回归的人们在垦殖土地的同时，又可广占土地建筑房屋，即房屋基址宽大。“关外则地皆闲旷，故家台俱甚阔大，关内及京城闾阎栉比，故基址甚窄。”[1]39朝鲜使臣在不同时期经过辽东的不同地方时，对此深有体悟。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金昌业等到达通远堡，入住富人教化民家，“其弟家在间壁尤大，一屋长可三丈，广可二丈，三面设炕极其敞爽……”[4]383从中可知，此房进深为二丈，一间面宽为三丈，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上的宏敞，而且使人居住起来易感宽敞。道光三十年（1850）十一月二十七日，权时亨等因故停留于栅门内，闲暇时去观察这里的民家。有一家在“凤凰山安市城西麓下，基址甚轩敞，前后左右皆是合抱不交之木，间有丛林茂松雕甍粉堞隐映于琼花玉树之间，远远指点可谓村野中甲第”[14]352-353。不啻富裕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积广大，就是普通民家的房屋亦多为五梁乃至七梁，占地面积也相当大，“黄家庄（今凤城市北大地村）可三十余户，皆草屋，非五梁则七梁或有三梁者，亦高大广阔”[23]431。在这里无论是富裕人家还是普通人家，相对于关内而言，基址阔大是其建筑房屋的一个通则，从而显示了辽东土地供应的充足性。

朝鲜使臣以其猎奇的心态、探究的眼光不但为我们细腻地绘制出辽东民居的图样，而且亦为我们清晰地重构了辽东民居的原型，让我们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清代辽东的民居。

【注释：本文中的古今地名对照请参见张士尊著《纽带—明清两代中朝交通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1]李押.燕行记事[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五三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巳条[G]//清实录：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孙万雄.燕行日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二八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4]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三二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5]徐有素.燕行录七·八·九[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八一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6]赵最寿.壬子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五○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7]朴思浩.燕蓟纪程[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八五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8]朴趾源.热河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五三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9]金景善.燕辕直指五[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七二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0]崔德中.燕行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三九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1]金舜协.燕行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三八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2]李基宪.燕行日记[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六五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3]徐有素.燕行录一·二·三[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七九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4]权时亨.石湍燕记·天[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九○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5]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上下[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三五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6]金种正.沈阳日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四一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7]徐文重.燕行日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二四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8]虚以渐.随槎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四一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19]未详.闲闲堂燕行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三九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0]李正臣.燕行录[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三四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1]杨宾.柳边纪略卷一[G]//金毓黻.辽海丛书：第一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

[22]李在学.燕行日记上中下[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五八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3]徐有素.燕行录四·五·六[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八○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