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术新变与欧阳修散文创作互动关系

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034）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史上学风丕变的时期，出现了以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和石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勇于创新的学者，传统注疏之学的束缚被逐渐突破，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宋代散文风格，尤其是欧阳修散文风格形成的重要时期[1]。这一时期学风与文风的转变决不是简单的巧合，因为无论是学术思想、学术风气还是散文理论、散文创作都属于人类的高级思维活动，有着共通的心理基础，再加之如欧阳修这样的庆历学人，往往兼学者与散文家于一身。陈植锷先生说：“在北宋文化史的各种层面中，与儒家学派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代散文，即古文。古文是宋学传播与传承的主要工具，北宋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最亲密的伙伴。无论草创期还是繁荣期，站在儒学最重要位置上的学者，往往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2]397这就更让庆历学术与欧阳修散文之间相互影响成为可能。很好地把握庆历时期学术转型与欧阳修散文互动关系，对研究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学术发展和欧阳修散文都将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一、庆历学术新变对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影响

庆历学术新变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与欧阳修散文理论、散文创作相联系，至少有经世致用、以人为本，嗜古宗经和对“道”的阐释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这里权且选此三点，以作管窥之论。

第一，尽管庆历学人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他们在经世致用、以人为本这一点上却能达到高度的统一。在欧阳修的学术思想中，以人为本、重经世致用的理念如同一条红线贯通始终，简言之，这种理念大体包括重人事和重人情两个方面。例如，他反对弃百事不关心溺于文的态度，主张从人情出发体悟圣人之道，他把制度是否顺乎人情作为评判世道治乱的重要标准等。

正是这种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欧阳修的散文创作，让他的散文表现出浓重的经世致用的风格，他认为君子的文章也应该同圣人的经典一样，不为空言，与世道的治乱兴衰紧密相联，尤其是欧阳修重人情的学术理念直接影响到了他注重诗文作品宣泄情感的作用，主张以情感为文。在《纵囚论》中欧阳修明确提出了“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3]288的主张，同时认为“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4]他在实际创作中也身体力行，为后人创造出了许多关注人事、情感充沛的名篇。这类作品主要存在于书信和奏议类作品中。按刘德清先生统计，在欧阳修散文作品中，书信类有六百五十余篇，奏议类有近四百篇，两者之和几乎占了欧阳修散文总数的一半[5]，代表作品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论吕夷简札子》等。另外，形成了欧文“多情“的散文风格，诚如林纾所论：“世之论文恒以风神推六一，殆即服其情韵之美。”[6]85这一观点学界论述颇多，此不赘述。综之，无论是欧文切合实际的特色还是重情韵的风致，推其根本都与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有关。

第二，为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古代知识分子无不高举宗经复古的大旗，他们在对经典中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等方面的阐释中汲取营养并找到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以达到体用一源的目的。欧阳修自然也不例外，他重视儒家经典，以复古相号召，与前辈及同时代学人相比，欧阳修的宗经思想更加全面而系统，简言之，他在名义上确定了经典永不更改、至高无上的地位；确保对经典阐释的准确性；保证经典思想的纯一性。欧阳修既宗经信经同时又疑经改经，表面上看是矛盾，但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就是疑经、改经正是为了宗经、信经。如果说宗经复古思想是欧阳修心追手摹儒家经典的原动力的话，那么，对欧阳修散文风格有直接影响的却来自于他对经典“简易”风格的认同与追求。众所周知，儒家经典中本来就存在着追求“简易”的主张，欧阳修在《笔说》中也明确肯定了“六经”简要的特点，所谓：“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而人非聪明不能达其义。余尝听人读佛书，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谈而尽，而溺其说者以谓欲晓愚下人，故如此尔。然则六经简要，愚下人独不得晓耶！”[3]1986他主张创作散文也应学习经典的简易风格，这就是他所标举的“简而有法”的创作主张，在欧阳修看来“简而有法”并不是一味求简，而是“简”与“法”的兼容体，大体包括三层含义，即简易与蕴含深广相统一，简易与内容详实可信相统一以及理论上把简与繁的自然统一看作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总体而言，欧阳修对文章“简而有法”的要求也正是圣人经典的风格，他追求简易文风与其复古宗经的学术思想有着内在的契合点。

第三，对“道”的讨论永远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欧阳修把“道”与“人事”紧密相联，这一点早已为众人所知。这里还要稍作论述的是欧阳修平实的治学风格影响到了他对“文”与“道”关系的处理。我们知道，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唐代韩愈以“道”为根本，同时并不否定“文”的独立价值，但实际上追求的是异于常人的奇特文风。庆历学者中石介是韩愈忠实的追随者，他较韩愈走得更远，完全把“文”看作是载道的工具，攻击“时文”重文采的言论在《徂徕集》中可谓俯拾皆是，他后期入主太学，更直接导引了奇怪、晦涩的“太学体”文风。

生活在庆历学术背景下的欧阳修也必然是重“道”的。他在讲“文”与“道”的关系时，金玉和光芒的比喻为我们所熟悉，但和韩愈文道并立和石介借道反文的思路相比，欧阳修更加强调文采对“道”和传道的重要作用。进而言之，他恰恰是在圣人的经典中找到了发扬文采的合理性，例如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指出“《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并明确表示：“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及能表见于后世。”[3]984在欧阳修看来载道和言文不但不矛盾，而且重文采正是载道的圣人经典的重要特点之一。他能以圣人经典为依托，在其中找到了承认文章文采的依据，并为很好地阐释“道”与“文”的关系找到了理论上的支撑点，从而保证了诗文创作正确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而言，重视散文创作中的文采也可以看作是当时讨论“道”这一学术问题的副产品。

二、欧阳修散文创作对庆历学术新变的反作用

除了庆历学术思想、学术风气影响到了欧阳修散文以外，作为学坛与文坛盟主的欧阳修的散文创作对庆历学术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反作用，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散文成为直接参与学术论争的工具。这类散文即是我们所说的学术论文。欧阳修的学术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直接论述学术问题的文章以及有关于学术问题的策问，如《新五代史·宦官传论》《易童子问》《正统论》《问进士策题》等；第二类，记录学术人物活动、为学术著作所写的序跋等文章，如《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传易图序》《张令注周易序》《集古录跋尾》等；第三类，是有关学术文献的叙录以及史论类文章，如《崇文总目叙释》《新五代史·司天考论》等；第四类，借学术名词来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的文章，如《本末论》等。其中一些观点在当时很有影响，例如，欧阳修认为系辞非孔子所作的主张，围绕濮议之争的若干文章以及提出史学中“绝统”论观点等等，观点一出即引来了李觏、章望之、韩琦、富弼等人的关注与论争，促进了学术观点的传播，促成了学术争鸣的热潮。不但如此，欧阳修的学术论文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清代方苞在评价《新五代史·司天考论》时甚至认为：“非有见于六经仁义之旨不能作。程、张二子并出公门，北宋理学之兴，公与有力焉。”[7]由此可见，欧阳修正是凭借着高质量、大数量的学术论文支撑着庆历学术的发生、发展与传播。

第二，促进了学术论文的进一步文学化。学术论文的文学化，早在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的散文中就已经有表现，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论辩文风格效法荀子，十分注重学术论文的散文化，他在学术论文中经常采用对比、类比、设喻等手法，如《易童子问》中，用磁针吸铁的例子论述《咸卦》中男女相吸的道理，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在《新五代史·周臣列传赞》中以下棋比喻治国也是成功运用类比法论证的范例。另外欧阳修的学术论文还常有整齐的句式，论辩中充溢着情感，如《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其一》《国学试进士策问三首·其一》等，有的论说甚至有明显的骈俪化倾向，还时常夹杂着“噫”“呜呼”等具有强烈抒情性的发语词，让本以议论为主的文章摇曳多情。这样不但有助于说理，更进一步增强了学术论文的可读性，实为议论文中的上乘之作。

第三，从文学角度论述学术问题。欧阳修在疑经惑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时，并不只从训诂、考证的角度出发，而更多地把经传看作是文学作品，从分析文学作品的角度发现问题，找出答案。他采用的是孟子“以意逆志”的考查方法，如四库馆臣在评价其《诗本义》时指出的那样：“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8]一般而言，欧阳修从文学角度论述学术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十分重视学术文章的文理连贯和文意的和谐统一，《诗本义》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这部著作对毛、郑说诗“岂成文理”“文意乖离”的指责特别多见，欧阳修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常常“以文理考之”为手段。其次，欧阳修把是否符合“人情”做为学术论说中破和立的重要论据，他认为“人情”是衡量一个学术观点、一部著作真伪的重要标准，那些有悖于现实生活逻辑，论述前后矛盾的观点，都因不尽人情而遭到他的否定。《诗本义》《纵囚论》《泰誓论》《易童子问第三》和《为后或问》等篇章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证。再次，注重考查学术文章风格的前后一致性，并以此作为去取的依据，欧阳修认定圣人经典的行文风格是简直流畅的，他在《易童子问》中指责传为孔子作的“十翼”：“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3]1120。“十翼”文章风格“繁衍丛脞”与圣人简直文风不符，这是欧阳修得出“十翼”非圣人所作论点的重要论据之一[9]。

三、厘清学术新变与欧阳修散文创作互动的意义

第一，庆历学术以经世致用、以人为本、嗜古宗经等为共同的特色，庆历学人在这几点上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而这共通的学术精神、学术理念对庆历前后的散文创作理念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对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欧阳修散文创作成就的取得正是庆历学风新变的结果，也是全体庆历学人“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欧阳修以其独特而相对进步的学术理念和卓而不群的散文创作实绩，一直处在学术与散文互动模式的“中心”位置，影响着庆历学术研究理念和散文创作风气，欧阳修也凭借着两者之间成功的互动成为中国散文走向辉煌的津梁。研究者从学术角度关注散文研究会更加开阔欧阳修散文甚至是整个宋代散文的研究视野，更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把握某一时段散文创作理念以及散文创作风格的生成机制，能够在学理层面厘清散文发展在继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内在逻辑关联。

第二，作为散文家的欧阳修在论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时常常结合散文创作理论，甚至在其中夹带着浓重的文学作品分析品评成分。这种论证方法虽然遭到了后世理学家的抨击，但不容否定的是，欧阳修从散文创作的角度解释学术问题，这对庆历学术，乃至于中国学术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它的价值可从三方面来总结：首先，引发了广泛的学术争鸣，有利于当时学术思想的传播，营造了庆历前后浓重的学术争鸣氛围；其次，进一步引起了庆历学人，以及后世理学家对复古宗经、以人为本等思想的重视与彰显，以至于二者成为以后理学中两个重要的论题；再次，欧阳修以孟子“以意逆志”为手段论述学术问题，疏离了汉学繁琐的考证、训诂，从文学、人情等角度考查经典，往往有切近人事的中鹄之论，直接引导了宋儒以文学解经的学术风尚。

第三，还值得一提的是学术与散文的互动并不因为欧阳修所代表的学术时代的逝去而停止运作。恰恰相反，随着熙、丰时代的到来，学术界更表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学术与散文的互动表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洛学、新学、蜀学等理学流派的思想、学风的异同影响着学者们散文风格的异同。反过来，他们各自不同的散文理论及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及发展趋向。毫无疑问，强调儒道佛三者相融共生的苏轼是学术与散文互动模式中最成功的典范。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苏轼在学术和散文创作方面都深得欧阳修的真传，因此，他们的学术与散文的互动模式也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或者说，受欧阳修影响，学术与散文两个领域在苏轼身上表现出了更高层次的互动，中国散文也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达到辉煌的巅峰。切实关注并准确把握这种互动关系，对研究宋代学术和散文发展一定大有裨益。

[1]刘越峰.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0(3).

[2]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欧阳修.诗本义·出车，通志堂经解本.

[5]唐宋八大家总集·欧阳修散文全集前言[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

[6]林纾.春觉斋论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方苞.古文约选·欧阳永叔文约选.三益斋重刊本.

[8]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刘越峰.欧阳修散文创作对庆历学术的影响[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