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的教育“减负”

田若飞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原本是作为“应试教育”的一个突出矛盾而被提出来的，是基础教育改革着力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伴随着整个素质教育改革所驱之不散的幽灵。从1993年素质教育的提出到2005年的全面推进，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如今已走过了十多个春秋。然而，被认为是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唯一出路的素质教育，不但没有达到减负的目的，反而相对地增加了师生的负担。时至今日，中小学课业负担仍然是困扰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大顽疾，从2008年各省教育工作会议来看，减轻学生负担仍然是各级政府教育工作的重点。2009年1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公众对教育的八大期盼，其中第一个期盼就是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正式颁布，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列为未来十年的一项重点工作。2011年，教育部面向全社会征集减负良策[2]。可见，国家在“减负”问题上的决心。然而，课业负担作为基础教育积重难返的“痹症”，却实非一两个良策所能祛除。从一项项改革措施的提出，到一道道政府令的颁布，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一方面越来越受到来自教育界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广泛重视，而另一方面却仍然有增无减，这不能不说明问题的实质还有待于触及。

一、体制论与博弈论的再审视

“减负”频频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文件中，然而落实起来却是举步维艰，除了少数一些成功经验以外，“提前学”和“题海战术”仍然是多数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生态。“过重的课业负担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3]道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久“减”不去，症结何在？

回答这一问题尚需寻本溯源：什么是课业负担的幕后推手？人们普遍认为课业负担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体制下的功利主义。在优质资源稀缺而人口过剩的社会发展现状下，现行招考机制引发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成绩就是硬道理，学校的声誉、培训机构的生计、教师的绩效、家长的面子，相互推波助澜，使“减负”走入了一个明“减”实增的怪圈。只有，似乎也唯有，改变现行招考机制，“减负”方能落到实处。然而，机制变革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对于民众来说，长期利益并非大多数人的首选，“‘目光短浅’的利益选择恰恰就是民众的理性正确计算”[4]。清初实学家颜元曾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全不计功，是空寂，是腐儒”[5]。在国内现有经济发展状况下，改善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外在条件仍然是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从本土研究的角度来看，由于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中本质上还不“在场”或尚未形成[6]，中国的教育“不可能不带有工具性、生存性与功利性”[7]。因此，期盼通过体制变革来抑制普遍的功利主义显然无异于天方夜谭。人们在教育中追求功利的目的本身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无视儿童成长的自然规律而拔苗助长。

农人拔苗助长，人们耻笑他急功近利。如果农人知道苗儿拔出来会死掉，他是否还会拔呢？苗儿拔出来，很快就会死掉，通过简单的利益换算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在教育上拔苗助长，其恶果却非一日两日所能显露。这种后果的不确定性加之初级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与社会分配的相对不公，必然会导致教育实践中各教育主体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快乐地成长。然而，学校的教学实践重结果轻过程，迫使教师和家长如同斯金纳箱中的小白鼠一样，做出操作性条件反应，最终产生一种“同群效应”，使人们在进行最优化决策时，不得不选择随波逐流，一面对课业负担口诛笔伐，一面出于对自己“负责”,却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增负”策略以确保个人的收益。如此看来，要走出这种“囚徒困境”，似乎仍然需要各博弈主体理性水平的提高[8]。

然而，仔细推敲开来却不难发现，无论“功利主义”说还是“囚徒困境”说都默认了一个预设——课业负担与学业成绩是正相关的，即“增负”必然带来成绩的提高，而“减负”必然导致成绩的下降。但是，课业负担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不言自明的吗？除了“增负”以外就没有其他有效的途径提高学业成绩了吗？对于前一个问题，有研究已表明，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其学业成绩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有，也是轻微的负相关[9]。那么，到底是什么元素导致了人们对“增负”的迷信，而断然拒绝其他有效途径呢？恐怕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博弈论或是体制论所能够予以解答的。

二、文化视域下的教育“减负”

课业负担的存在与人们对课业负担的迷信是密不可分的，对课业负担的迷信又集中反映了人们固有的教育与学习心理观。这个固有的观念当然不能只是简单地归为科举考试情结，但确是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美国学者布鲁纳认为推行一项教育改革，其主要的修正对象就是民众关于儿童心灵的本质以及如何教他们学习的庶民教育理论[10]。这种庶民理论反映着一种强大的文化心理，是每一个教育理论者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因此，教育改革不能只是着眼于技术层面（利益机制）的转变，而应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入手[1]。如果当前的教育改革不能把握这一庶民的教育文化心理，就无法打开“课业负担”这个死结。

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教育经过了漫长的消化与吸收，才最终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局面，确立了现代的学制。然而，新学制的确立并不代表着传统教育文化心理的彻底转变，因为文化的转型是最为艰巨的。回顾近代教育史，我们会发现在教育上似乎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新问题。任何一种教学实践的选择都意味着对学习者和学习本身有一套想法，这些想法可以被归纳为四种心灵模型及与之对应的学习理论：1.儿童是模仿者，学习是“技能知识”的习得；2.儿童是白板，学习是“客观知识”的习得；3.儿童是有思想者，学习是知识的建构；4.儿童是有知识者，学习是“客观知识”的经营[10]。只要对学习者和学习本身的传统认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减负”就很难得以实现。那么，“提前学”和“题海战术”所隐含的心灵模型与学习理论又是什么呢？

汉字学的研究表明，“学”字的甲骨文形体，上部像左右手结网之形，有“结网为复杂之技能，非传授不能获得”的含义。“学”字的金文形体，下部加了“子”字，便是教孩童学习的意思[11]91。“习”字的甲骨文形体，上部是两根“羽毛”，代表鸟的翅膀，下部是个“太阳”，表示鸟在日光下练习飞翔。《说文解字》中说：“习，数飞也。”就是多次飞翔练习的意思[11]486。现代西方教育以“书写中心主义”和“可算度性”为原则，使学生在历史上第一次要为在经常性考试中取得分数而“学以致学”[12]。这一理念与国人传统的“学习”概念及科举考试情节相结合，便产生了“提前学”和“题海战术”，二者的典型特征就是重复性灌输与反复训练，其所暗含的正是上述第一种与第二种“学习”心灵模型。

在这两种心灵模型与学习理论的思维下，儿童被视为容器，需要不断地用给定的知识加以填充，而且越早填满越好。现代脑科学的发展似乎也为这种想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依据——人的潜能无限，越早开发越好。然而，脑科学显然没有说什么潜能都是越早开发越好；也没有说人所能开发的潜能只有对客观知识的习得。对科学研究的断章取义是极具说服力的伪科学，而伪科学的泛滥与其说是受功利主义的驱使，倒不如说是人们为自我错误观念进行辩护的有意识选择。古语讲“笨鸟先飞”，寓意勤能补拙。时至今日，“先飞”已不再是“笨鸟”与“灵鸟”的问题了。鸟儿们在蛋壳里就开始接受训练，雏鸟羽翼未丰就得试飞，飞不起来的，哪怕是被大鸟托着、拽着，也得飞。常言道“十年育树，百年育人”，现在谁还能等到百年呢？

但客观事实却不会因人的错误选择而改变的，儿童显然并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他/她有自己的兴趣所在，会把硬塞给自己的东西“吐”出来。于是，为了追求预设的结果，“容器填充者”便会不厌其烦地把吐出来的东西再塞进去，并辅以耗能而低效的强化训练——“题海战术”。人们希望把知识，尤其是对考试有宜的知识，一股脑地塞给孩子们，让他们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就像童话故事的结尾一样：“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真的从此幸福了吗？也许这并不是人们所真正关心的，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所不惜。然而，这个代价却是惨重的。

三、减负必须秉承融合的学习观

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神经生物学系拉菲马拉赫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当人全神贯注地接受外部认知任务时，大脑皮层中涉及自我认识的区域，会处于不活跃状态，甚至受到压制。所以，当孩子们被强迫性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客观知识之中时，他们将无暇进行思考和自我认识，也无法完成埃里克森所谓的自我同一性获得，最终表现为主体意识的严重缺乏[13]。2007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下一代》为题，明确指出青年人在未来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些机遇和挑战中谋求发展，青年人必须具备选择和决策的能力。试问一个自我意识得不到充分发展的青年又如何具有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呢？

学习显然不只是知识灌输与技能训练，正如布鲁纳所指出的，上述四种“学习”心灵模型是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融合体[10]。片面地强调某一领域，不仅是被忽视的领域没有得到实现，就是被强调的领域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作为现代教育的核心，学校理应成为先进教育理念的引领者，而不是错误观念的推动者。

长久以来，“提前学”和“题海战术”被认为是打开大学入学考试的金钥匙，人们如此依赖于这种学习模式，以至于不敢也不愿意尝试着开启其他两种“学习”心灵模型。如果不“提前学”，不搞“题海战术”是否会影响到学生的考试成绩？与其冒这样的风险，不如墨守成规。这种惰怠与依赖心理的泛滥正是源自对学习本身的科学认识的缺乏。任何改革都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只有观念的彻底改变，人们才会勇于探索新的方法，才会坚定改革的信念，不因一时的失败而怀疑改革的方向甚至放弃。“提前学”和“题海战术”既不是提高成绩的唯一途径，也不是最有效的途径。学校教育必须跳出狭隘的互斥论，充分地调动起“学习”的不同领域，方可事半功倍。

[1]田若飞.课程文化与学生幸福感：一项质性研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9(7)：18-22.

[2]郭少峰.教育部称6月起将征询中小学生减负良策 回应校舍冠名[EB/OL].[2011-05-28].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5/28/c_121467773_2.htm.

[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Z].2010.

[4]赵汀阳.天下之治[G]//潘维.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8.

[5]容肇祖.颜元的生平及其思想[G]//陈山榜，邓子平.颜李学派文库（9）.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2972.

[6]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3-24.

[7]于伟.教育观的现代性危机与新路径初探[J].教育研究，2005（3）：51-57.

[8]文雪,扈中平.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教育减负”[J].教育学刊，2007（1）：22-24.

[9]汤林春,傅禄建.课业负担与学业成绩的实证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7（12）：32-36.

[10]布鲁纳.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学的观点[M].宋文里，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89-91.

[11]左安民.细说汉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36.

[12]霍金斯.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G]//刘健芝，译.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46-77.

[13]Ilan I. Goldberg, Michal Harel, Rafael Malach.When the Brain Loses Its Self: Prefrontal Inactivation during Sensorimotor Processing [J]. Neuron, 2006，50（2）：329- 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