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复的国民素质教育思想

于湘琳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学部，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严复的维新思想中，提高中华民族素质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严复看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素质低下，要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必须从提高民族素质抓起。为此，他积极从事教育活动，宣传西方的教育思想，把握民族素质教育的内涵，强化民族素质教育意识。

1 国民素质的弊端

严复通过对中西国民进行比较，对国民的素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指出了我国国民思想素质的弊端。

1．1 虚骄自大，守旧排外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欧洲列强争夺在华的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没几年，中国几乎被瓜分殆尽。而在自古以来均以“改正朔、易衣冠然后为鼎新”的中国人眼中，如今中国“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异”［1］，从而发出中国依然一统的愚昧之言。严复指出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情况下，国人还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神州而外皆夷狄，其果夷狄否，未尝考也。抵死虚骄，未或稍屈。”［2］他们死抱祖宗旧法，不许有丝毫的改变，对西方先进科技则不屑一顾，认为它们都是源于中国的发明创造，一概予以排斥，“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可为此。”［2］

1．2 保守的历史观、自然观

严复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教化之极则。”［2］具体地说，在历史观上，是“好古忽今”，还是“力今胜古”；在自然观上，是屈从命运、委之天数，还是搏之人力，“日进无疆”，这才是中西文化根本差异之所在，而这种根本差异又充分反映在政治、经济、道德、学术以至社会风尚、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他把中西文化的争论升华到世界观、哲学观的高度，使之具有科学形态。他批判对西学过分吹嘘，或者那些拿祖宗光荣为自己的愚昧辩解的做法。

1．3 国民“奴性”严重

严复对国民性特别是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对国民性中的消极面，如狭隘、保守、迷信、愚昧、散漫、虚荣，特别是奴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近代国民的奴性不适合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压制创新。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对国民长期实行奴化教育，剥夺了人民的思想自由。自秦以来，都是以老百姓为奴虏对象，而老百姓也以奴虏自待，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因此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不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不但自己不创新，而对他人的创新思想也往往认为是离经叛道，给以打击，扼杀他人的创新。这种奴性固守的封建道德，强烈地抵触社会的变革，视新型的民主制度与自由理念为洪水猛兽。

第二，缺少公德心。严复认为公德心是看重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一种精神。严复指出传统的中国人缺乏“公”的意识，没有公共精神，对于与己无关的人和事，表现出极端的冷漠的态度，“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何物。”［2］国民认为自身不应过问社会公共事务，若去理察自身以外的社会公务，就有不安分，怀野心之嫌。“以奴虏自待”的人民，不会有自觉的公德心。

2 影响国民素质的因素

2．1 统治者剥夺了人们的权利并实行愚民政策

封建社会晚期，尤其是清政府统治时期，实行闭关政策，力图避免人民与外界接触。由于知识的闭塞，再加上与外界毫无联系，新的思想无从酝酿和产生。封建统治者不仅推行愚民政策，还施行弱民政策。严复指出，人民的智、德、力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长期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而封建统治者站在维护自身统治的立场，唯恐人民智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会使其智能发展到其无法控制程度，影响他们的统治。封建思想长期束缚国人，使人们陷于愚昧之中。

2．2 中国民众的极度贫困

清朝末年，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割地赔款，清政府将经济负担转嫁给了国民，人民生活困苦。“吾国一切之弊，皆可自贫以求其原因。其智之不渝，以贫故，其力之不奋，以贫故。问何污秽而不蠲，贫也；问何作伪而售欺，贫也。”［3］人民尚在饥饿边缘挣扎，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此时向人民作道德教化宣传，要求他们尽社会义务，有良好的社会风气，那是不现实的。

2．3 封建伦理道德禁锢了人民的思想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儒学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的伦理纲常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武器、束缚人民思想的枷锁。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限制国民的判断能力。八股取士也是一种愚民制度。严复认为八股取士是摧残人才的制度，同样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3 改变国民素质的途径

3．1 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

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严复看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落后。他提出必须学习西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学习西方的思维方式，变革中国的教育，依靠教育让每个人明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作一个合格的公民。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常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验证。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求证。可以说传统的学风和近代的科学精神不相容，不利于西学的传播。严复对于当时旧学持反对态度，认为是“无用”、“无实”之学，只能点缀太平，不能挽救危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生为能言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只能导致亡国。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和民主制度是西方富强的根本。

3．2 普及教育

3．2．1 实施“三民”教育

严复认为中国在“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情况下，当务之急不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而在于“新民”，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发展体育，要使国民有健康的身体，禁止吸食鸦片，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习；“开民智”，就是废八股，学习西学，要开发国民的智慧，掌握实际的知识本领；“新民德”，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道德观念，代替封建的伦理道德。从德智体三方面来促进人的全面改造与发展，方能立于自立之地。严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近代中国教育目标模式——“三民”教育论。这“三育教育”就是要用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他还强调三育是统一的、相互联系，不可偏废。这种教育观实属教育救国论，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这样的“新国民”才是中国富强兴盛的根本所在。

3．2．2 重视家庭教育

严复认为父母是与子女接触最为亲密的人，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父母要在道德方面注意对子女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他们。在家庭教育上，严复特别推崇谢安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严复举例说谢安的妻子曾责怪谢安不教育子女，亦在说明父母对子女要言传身教。在严复看来，家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辅助。

3．2．3 推行学校教育

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在戊戌变法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清廷的允许，全国各地竞相兴办学堂，但缺乏统一的规划，严复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对新式学堂的学制年限、课程内容作了规划和设计。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3．2．4 提倡女子教育

在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歧视、压迫女性的思想一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针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国的国情，严复提出了兴办女学，普及女子教育，让妇女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打破传统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及压制等主张。普及女子教育，还应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走出学校，到社会实践中去，争取与男子的同等权利。他认为妇女只有参加社会活动，才能增加学问，学有所用，有所作为。

3．2．5 提倡美学教育

严复本人就是一名艺术修养深厚的学者，他明确认识到中国民族艺术的历史成就及其在世界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近代以来，在西方物质文明的猛烈冲击下，许多造诣很深的民族艺术渐趋颓废，以至失传。严复关注民族艺术的前途，其着眼点不仅在于其实用功能，更看重它在陶冶情操、化民成俗方面的独特作用。严复希望通过艺术教育改变国人的精神状态，塑造国民高尚超俗的精神面貌，进而改变国人日常生活的面貌，提高国人的文化素质修养。

3．2．6 重视实业教育

严复看到了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的实际情况，认为在中国要救贫，实现国富民强，要提倡实业救国。中国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的束缚下，实业教育到了严重匮乏的程度，“道路不可不通，矿产不可不出；使吾能自通而自出之，将无事抵排，外力自消，内力自长；设不能自通自出，而仅言抵制，将抵制不成，成而病国益甚。”［2］实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形式，不仅要让学生学到书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学以致用。

3．3 废除八股取士

科举制度自从隋唐创立以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笼络人才、选拔官吏的重要工具，到明清时，科举制度又主要以八股取士为中心，严复指出了八股取士的三大害处，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八股取士实际上是摧残人才的制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人们的创新，只会害国、误国。严复主张用科学的方法选拔人才，大讲西学。

总之，严复对提高民族素质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对国民素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希望通过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以实现救亡图存，并且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应该说他的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是行不通的，不通过革命斗争的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

［1］严复．书本馆译报后［G］∥王栻．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同诠》［G］∥王栻．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孙培青．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隋淑芬．严复的中西国民素质及其教育比较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4，（8）．

［7］韩智勇．严复民族素质教育思想述论［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王玉霞．严复教育革新思想探略［J］．现代教育科学，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