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生学视域中的运河交通与淮扬风习

顾建国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早在四五万年前，东濒大海、南临长江、中依淮河的江淮大地上，即有“下草湾新人”在活动。六七千年前，江苏淮(安)①按:淮安古称淮阴，皆因古老的淮河而得名。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在今淮安市主城区附近置淮阴县。、扬(州)一带的原始先民们，得享渔猎和稻作之利，创造了灿烂的“青莲岗文化”和“龙虬庄文化”。夏、商、周时期，以黄河中下游区域为中心的华夏主体文明形成后，始称四方的少数民族为“四夷”，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淮扬区域时为东方戎夷之部族，西周时称为“东夷”，亦称“淮夷”。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古人对“东夷”民风的记述，或云“骄悍”②［宋］林之奇《尚书全解》第40卷“周书”载:“东土之人，逖远正化，而染于纣之余习，故其服周为最缓，而东夷亦最后服……而东夷如淮夷、徐奄，预于武庚之乱也。惟东夷在周之初，独为骄悍而未服。”，或云“归仁”③［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第9卷“泗州徐城县”载:“本徐子国也，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义，视物如伤，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虽然视点各异，但都从不同的侧面，言及了当时部族强弱之间的征服与反抗、怀柔与同化并存的初民本性。而文化发生学要探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知识结构与当代民众的生存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形态真正发生影响的传统风习究竟有哪些?近年来，笔者在对运河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从古邗沟的开凿，到隋唐大运河和元代京杭大运河的相继开通，江苏淮(安)、扬(州)一带始终是这条南北水运大动脉的承载地区，两地民情风俗的生成和嬗变，与运河交通带来的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汇聚交融息息相关。本文拟对此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深化人们对区域风习形成过程的认识。

一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各家各派文化思想的争鸣和吸纳，区域文化圈开始形成。诸如，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现今的淮安和扬州地区，春秋时属吴，后属越，战国时属楚。淮、扬两地气习之所尚，自然与吴、越和楚的先后影响有关，而古运河的开通，则在更为深广的方面促成了淮扬风习和文化的形成。

现今的扬州地区，古称“邗”。邗曾是周代的方国之一，春秋时为吴所灭。《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鲁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西晋杜预注云:“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1］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亦是中国最早见于明确记载的运河。正是这条古老的运河，壮大了邗城，并孕育了末口新镇(现淮安区所在地)。而淮、扬两地的风习，也从此与运河交通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是军旅之风的影响。明代《正德淮安府志》云:“淮安，为江北一大都会，二城雄峙，辅车相依。跨淮南北，沃野千里，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怀维扬而襟吴越，引汝、汴而延齐、鲁，水陆交通，舟车辐辏，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昔之献策乘吴者，屯于此以足食;誓清中原者，屯于此以铸兵。所谓中国得之，可以制江表，江表得之，亦以患中国者也。祖宗以来，留意于此，建两城，宿重兵，首生聚，重门殖，庶矣，富矣!矧国家漕运之所必由，文武重臣开府驻节之地，所以培植休养，南启京师之门户，北仡南都之藩垣。壮哉!亿万载无疆之基也。”［2］14志书中比较明晰地描述了淮安所处区域方位和地理形胜的特点: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水陆交通，舟车辐辏。明末清初学者彭孙贻(1615—1673)在其《淮沂杂诗》中也曾描述道:“江楚持南北，淮黄挟泗沂。名城四战地，霸烈百年稀。”［3］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邗沟开凿以来，淮安就已是南北水运的转关之地。吴王开凿邗沟的主要目的是北上争霸，邗沟的功能最初主要是用于军事运输。因此，淮安也较早地受到了军旅文化的影响。如《府志》所说:“楚俗轻剽劲悍，挟节负气，重然诺，履信义。”［2］41此乃源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鲁郡、琅邪、东海、下邳得其地焉……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4］西汉大将军韩信、三国东吴出将入相的步骘、在淮枕戈待旦的东晋北伐名将祖逖、辕门斩子的南唐大将刘仁瞻、南宋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明代抗倭状元沈坤、清代力助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抗英民族英雄关天培、甲午抗日民族英雄左宝贵，直到近现代，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以及在抗日战争中血战敌寇、壮烈殉国的英雄群体——新四军“刘老庄连”，他们或为淮安风土习染和哺育，或在此地建功立业、长眠淮土，无不凸显了绵延一方、千年不息的军旅之风。

当然，就其军旅之风的影响而言，淮安人的性格中明显地兼容了南北风习而呈现出“中和”的特点。北方燕赵向来多慷慨悲歌之豪侠，即便是淮安稍北的徐州，其民间亦多习武斗勇之风，是所谓“以武为俗”［5］。南方自六朝以来，文风大炽，多文魁谋士。百姓“敏于习文，疏于用武”［6］。而淮安人更多的是崇文尚武，鲜逞匹夫之勇。如《志书》所云:“淮安之俗，淳实尚义，勇悍习战。”［7］420“喜学问，从教化，虽兵革之余，犹有是心。”［7］420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溯其源应与西汉时期名闻天下的两位淮阴人的影响有关。一位是有“兵仙”之称的韩信(约公元前230—前196年)，一位是以文学见用的汉赋大家枚乘(?—公元前140年)。韩信胸有远图，其未发迹时，竟能忍“胯下之辱”，而不逞一时之勇。日后，终于在风云激荡的乱世脱颖而出，立事立功于天下，其隐忍待发、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精神，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远。生当一统盛世的枚乘，则为后人树立了“以文立身”的另一种范例。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先后做过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的文学侍从，但却“和而不同”，别具眼光。“吴楚七国之乱”前，他曾上书谏阻吴王起兵;七国叛乱中，他又上书劝谏吴王罢兵。七国之乱平定后，枚乘因此而显名。以游谈之士而为文学家的枚乘，以其开一代风气的大作《七发》，深刻洞析了太平盛世下，贵族统治者所患的通病——精神颓靡症，提出了应进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其作品的腴辞云构和夸丽风骇，令人气壮神旺，可谓大汉盛世的凤凰和鸣。汉景帝和汉武帝两位帝王，都对其敬重有加，先后征拜。这两个一武一文的典型范例，对淮安人的影响自然最为贴近。韩、枚之后，淮阴果真走出了一位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人物，这便是三国时期的孙吴重臣，官至骠骑将军、吴国丞相，被封临湘侯的步骘(?—公元247年)。史载:步骘因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8］735功成名就后，依然“恭而安，威而不猛”［8］736。典型地体现出了淮阴人不温不火的群体性格。

淮阴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除了便捷的交通区位带来的南北风气影响外，乡贤张煦侯先生还看到了淮安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这一独特的地理特点的影响。他分析说:“南方舟行食稻，北俗餐麦跨鞍，南中有儇慧之风，北土有贞刚之质……淮阴冬有酒，夏有瓜，野有麦菽，市有稻粱。酒、瓜皆为名产，稻麦亦惟人所欲。若乃放船洪泽之陂，则采菱人咏;驱马黄河之岸，则塞客成吟。有邗沟以通文化之邮，故风气早开;有杨庄以扼淮、运之交，故形势重要。惟其如此，故其民得燥湿之宜，具南北之美，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上马可以杀贼，下马可以草檄。”［9］646比较直观地描述了淮上及淮人的风习。

“崇文尚武”的风习，还催生了淮安人爱乡报国的精神。西晋末年，北方遭遇“永嘉之乱”时，以“闻鸡起舞”、关爱百姓而闻名的祖逖就曾“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10］1694。东晋建兴元年(313年)，祖逖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衔，带领旧部数百人毅然渡江北伐，再次进驻淮阴。渡江时，他“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10］1695。渡江后，他屯于淮阴，一面铸造兵器，一面招募士兵。淮阴人为其精神所感动，纷纷响应号召，使他很快组建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武装，进而挥师北上。经过四年多的苦战，祖逖率领的北伐军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失地，使羯人石勒不敢挥兵南向，淮上及南方的家园得到保障。

南宋与金对峙时，淮河成为两国界河，淮安又处在南北拉锯战的最前线。以巾帼英雄梁红玉(1102—1135)为代表的淮上士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金保家的斗争。史载: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韩世忠与夫人梁红玉，“留屯楚州，屏蔽江、淮”［11］。“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薄为屋。将士……人人奋厉。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遂为重镇。”［12］11365他们在淮安人民的支持下，“屡败金人于淮、楚间”［13］。“世忠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12］11367

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患猖獗，漕运与商业重镇淮安亦屡遭倭寇袭扰，民众深受其害。嘉靖辛丑(1541)科状元淮安人沈坤，“以母丧归。时倭寇数千犯淮，坤散财募士，亲当矢石，力战败之，淮人呼为‘状元兵’”［14］。一介文弱书生，当家国遭遇外侮祸害时，义无反顾地毁家纾难，淮安百姓群起响应，官民联手，最终将倭寇荡平。

延及近现代，淮安亦是革命老区。自鸦片战争以来，淮安先后涌现出了众多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民族英雄关天培(1781—1841)血洒虎门、魂归故里①林则徐痛悼关天培、麦廷章的挽联云:“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乡关面如生。”;辛亥烈士周实(1885—1911)和阮式(1889—1911)为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以“琨逖相期”，在淮组织学生队武装，振臂响应“武昌起义”，“纵横剑气”，志在光复，未及而立，不惜殒命②孙中山先生亲撰挽联云:“喋血于孔子庙中，吾道将衰，周公不梦;阴灵绕淮安城上，穷途痛哭，阮籍奚归?”陈其美挽联云:“不忍见徐淮亡，以一身殉国;誓平反锻炼狱，为二公雪冤。”。抗日烽火燃起后，著名的“淮河大队”③“淮河大队”成立于1939年，正式番号是“八路军苏皖纵队南进支队第三梯队”，为便于坚持地方斗争，对外称为“淮河大队”，大队长吴觉，副大队长薛华甫，政委万众一。、“涟水抗日义勇队”④1938年1月，李干成和陈亚昌、万金培等人发起成立涟水县抗日同盟会，进而建立抗日义勇队，后与涟水县民众抗日独立营合并为涟水抗日义勇队，李干成任队长。1939年4月，涟水抗日义勇队在鲁渡北小朱庄附近伏击了强迫民夫筑路的日军，在县内打响了民众抗日战争第一枪。同年6月，涟水抗日义勇队被编入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八团。、“刘马童大会”等抗日民众武装⑤又称“联庄大会”，成立于1940年底，发起人为淮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张集乡乡长刘马童与洪志国、崔学诗等人。宗旨是“内防匪患，外抗日寇”、“一家有难，鸣锣(或吹牛角号)示警，八方支援”。这是一种松散的群众性自救组织，一有险情信号，各庄百姓高举“叉耙扫帚扬场锨”群起救援，对保卫群众生活安全起到了良好作用，一时有“淮河大队，不如刘马童大会”之誉。“联庄大会”后由一乡扩展为张集、平安、新桥三乡，最多时达千人，会长为刘马童。到1941年秋，其中不少人参加了抗日自卫队，大会则自行解散。，以及传颂于淮阴百姓之口的“周家三只虎”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淮阴县的周文科、周文忠、周文广三兄弟骁勇善战，勇猛如虎，令敌人闻风丧胆，被群众誉为“周家三只虎”。、“苏家两条龙”⑦淮阴县的苏子龙、苏子凤。和“独角牛”⑧淮阴县的刘道华，后改名刘普。等民兵英雄和戴家英、吴志举、吉同袍等烈士，坚持在敌后抗日，保卫家乡。随着新四军的东进北上和八路军黄克诚部的南下，淮安又成为华中和苏皖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1943年3月18日，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2营4连的82名官兵，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当地群众的安全转移，在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与实施大“扫荡”的千余日伪军从拂晓战至黄昏，全部壮烈殉国。战后，当地人民为烈士们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年年自发地祭扫传扬，并选送了82名优秀子弟补入该连。英雄的“刘老庄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①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2005年9月3日北京新华网。。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和苏中军区在淮安东南河网地区发起了著名的“车桥战役”，新四军三师和苏北军区配合参战。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此役取得大捷，它也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解放战争时期，淮安是中共苏皖边区政府和中共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的所在地，也是人民子弟兵的兵员输送地和百万支前大军的基地。众多的苏北子弟兵随黄克诚将军转战东北、南下湖广，又随陈(毅)、粟(裕)大军保涟水、战宿北、到山东，战沂蒙，打淮海，下江南，扫东南，其英勇事迹可歌可泣。

淮安人“崇文尚武”风习的另一种体现，就是“兴学苦读”。黄河夺淮改道前，淮安与江南一样堪称“鱼米之乡”，所谓“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自黄河夺淮改道后，淮安日益成为洪水走廊，土地沙化，旱涝频仍，灾荒不断。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淮安士绅兴学，平民苦读，以改变家乡的面貌和自己的命运。据《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清河县学宫和崇正、临川、崇实等书院，因河水冲决，屡毁屡建，十多处义学分布大河两岸。清代淮阴士绅吴朝观、吴昌基与族子吴安静，为桑梓兴学，在渔沟镇上重建“临川书院”，邑人葛永瑞捐经费田三顷，吴朝观亦先后捐经费田四顷。三百年的薪火相传，清刑部员外郎吴昆田、当代著名雕塑家滑田友、闻名海内外的台湾作家司马中原(吴延枚)等一大批人才由此涌现。另有吴城义塾(娘子庄镇，邑人吴以诏建)、兴仁书塾(包家河，邑人陈玉珩改建)等。［15］552-555据张煦侯《淮阴风土记》载:渔沟“西门有学校一所，爽垲静穆，亦彼宗(吴氏)所建……入其门，门端有额，题曰‘渔沟小学堂’，通州张謇所书。入其庭，房廊虚敞，有讲舍七十余楹。读壁间石刻，因识此校变迁之迹。盖渔沟旧有临川书院，康熙中知县管巨所建，岁久而圮，吴朝观重建之，并捐助学田……光绪三十三年，翁之后裔钟骥、其稑，改书院为小学，并合向善堂，延寿庵而一之，都有田十八顷零。自开办以来，他乡异县，担簦接踵，毕业生达五百余人。”［16］现今的淮阴区渔沟小学、渔沟中学皆源于此。“娘子庄”在今淮阴区丁集镇东北，原为淮安王家营北上山东之县北通衢驿铺。吴城义塾初建于此，后因道光六年(1826)琦善盲目地开王家营减坝放水，此地被水淹废，吴城义塾亦迁至娘子庄东北五六里地的吴以诏新庄园大兴庄，先后名“私立吴城初小、高小”、“区立国民学校”、“县立大兴庄小学校”、“大兴小学”等［17］，现已归并为“淮阴区棉花庄镇大兴九年制学校”。吴以诏，亦渔沟吴氏之裔孙，吴朝观次子，清刑部员外郎吴昆田(原名大田)之父。

即便是官办的府学、县学和义学，士绅也慷慨解囊相助。清乾隆中，为资助淮安府学，山阳绅士“阮学浩以学宫无岁修费，洒扫废缺，乃邀两庠人士为一钱会，积累既久，岁修外，赢二千余金。买置时清一乡西庵基地方秧麦田二顷有奇;后复增置，合原置共田二顷八十七亩九分有奇，名曰一钱庄”［15］543-544。“道光四年，山阳李董儒捐置田三十五亩七分有奇。”［15］543-544在嘉庆中，李董儒业已向山阳县学“捐置和乐二乡田三十九亩”［15］546。淮安府城内外设有丽正书院(乾隆中建)、奎文书院(同治初建)、射阳书院(光绪六年建)、明德书院(同治十年立)、节孝书院(在节孝祠内，同治十年立)、养蒙书院(同治三年立)、仰止书院(明正德中建)、节孝书院(三里塘，明天顺中建)、忠孝书院(明正德中建)、文节书院(明嘉靖中建)、正学书院(明万历中建)、志道书院(明万历中建)、淮阴书院、惜阴书院、黄公书院等15处书院，另有淮安卫武学、大河卫武学，以及13处义学。

安东(今涟水县)人更素有“讨饭读书”的传统。“‘沭阳财主宿迁庙，泗阳姑娘嫁人不坐轿，涟水人讨饭上学校。’这是民国年间流传的一首民谣。县志记载:‘安东庶子，勤奋好学，手不释卷，始终不渝’，以至于令‘都会或逊’。”［18］为办县学，邑人苏、俞、陈、刘四姓于花园庄倡捐学田“四十九顷九十八亩、岁租百二十一千”;邑人周维新亦于岔庙镇捐置学田“二顷，岁租十三千四百四十”。邑人程姚氏于红沙滩为清涟书院捐置经费田“四顷二十八亩，岁租百千”［15］556，等等。直到现今，以郑兆财、蒋志平等为代表的港、台涟水籍人士，仍继承和发扬了先贤们兴办文教的传统，先后返乡捐建或兴办了“郑梁梅学校”、“炎黄职业技术学院”、“南门小学、幼儿园”等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校。2011年，香港巴黎毛冷百货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兆财荣获了“感动江苏教育十大人物”称号。涟水亦有“文教城”和“人才县”的美誉。

淮安人“兴学苦读”、爱乡报国的精神，备受国人关注。淮安现代教育事业的早期开拓者和实践家李更生(1883—1927)先生，出身于清江浦书香世家，他秉持“兴邦必先兴教育”的理念，为办学兴校，不惜变卖家产，将住所改为教室。其毁家办学的高风亮节，不仅深得当地百姓士绅的仰慕和赞颂，而且其义举四方传播。1927年春，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时，就曾举例:“李更生先生在淮阴办了一所私立成志中学，培植人才而救国。与山东武训向人要钱办学不同，他那是可贵的事，是革命爱国的行为。”［19］给予李更生先生很高的评价。李更生先生以其自强不息的“成志”精神，培养出了一批坚守民族大义、刻苦自励、为国为民的有为青年，现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陈白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温济泽等一批才俊，皆出自其门下。

与李更生先生在清江浦兴办“成志中学”差不多同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将目光投注到了淮安。1929年6月，在淮安县河下镇一座破旧的古庙里，诞生了晓庄师范在苏北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学校——新安小学，陶行知先生兼任校长。不久，陶先生派其弟子汪达之先生接任。在晓庄师范被封、学校经济来源中断、教师全无薪金报酬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汪达之先生依靠当地的贫苦群众，坚持了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对新安小学师生们艰苦奋斗、一心向学的精神，陶行知先生极为推崇，他挥笔为新安小学的师生们题写了著名的条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自1933年10月开始，从新安小学走向全国的“新安旅行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在历时17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祖国22个省、市、自治区，行程2.5万多公里，不仅为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实践中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赢得了社会各方的高度赞誉。

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座右铭，当下更成为淮安大、中、小学生励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扬州是与运河并生共存的城市，如前所述，“吴城邗，沟通江淮”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方面的屯军和运输。自邗沟开凿后，扬州“枕江臂淮”，渐成“东南繁雄之地”，“土俗轻扬”［20］195。但当强敌侵凌、或窥江南渡之际，扬州人民则更多地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并积淀成一种深厚的传统，从中亦可见运河军旅之风对扬州的影响。清代著名学者、扬州人汪中在《广陵对》一文中，对此曾多有列举。可谓“秦汉以来，有守臣，无降帅”［21］43。特别是自南宋以来，扬州一直是抗金、抗元和抗清的重要战场。韩世忠、刘琦、岳飞等南宋名将，就曾会同扬州人民在这一地区进行过艰苦的抗争。“宋元之际，据扬抗元者，有李庭芝;明清之交，守扬御清者，有史可法。”［21］90抗争的惨烈，也使扬州一次次沦为“芜城”。其“土著之民，居住近三百年者，百不获一”［21］88。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道纵横的扬州里下河地区，军民联合抗敌、百姓爱军习武的风尚得以发扬光大，由此诞生了脍炙人口的《柳堡的故事》。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宝应县柳堡“二妹子”模范民兵班，成为全国和全军爱国拥军的模范典型。一个柳堡镇就有154名先烈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如今走进柳堡，还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桥梁都冠有烈士的姓名。再如，在苏中人民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取得全胜的“黄桥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七战七捷”，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等，皆可见此地支前习武的军旅之风。

言及运河军旅之风影响下的淮、扬区域民风，也无可讳言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负面成分。成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淮阴区乡土史地》、《淮阴风土记》和《扬州风土略记》等著，对此都有记载和描述。《淮阴区乡土史地》云:“淮阴系五方杂处之地，无业者甚多。近年以来，水旱频仍，商业凋敝，人民生活益加贫困。又位居江北重镇，水陆交通，均极便利，散兵游勇，亦多麾集于此，良莠不齐，实为盗匪媒介……淮安自民元以来，贫民日多，流为匪盗，当亦不少。抢劫绑人，或一日一起，或一日数起，匪风日炽，民不聊生。”［22］218又云:“江北民情强悍，健讼成风，土讼勾结官署，上下其手，压迫架嗾，无所不至。一涉讼累，全家破产，积愤既深，乃入歧途……匪势既成之后，闾里骚然，官里既充耳而无闻，乡民遂饮恨而莫告，导致匪气愈张，民困愈深，贫者迫于胁从，富者习于通窝。”［22］220-221“乡村民众，虽在隆冬盛暑，每须夜宿野外以避匪祸。”［22］229“自江都以东，河汊纷歧，北抵阜宁而止。奸民枭匪，羼出其间。”［21］47

二

其次，是中外文化交流和商业文化、码头文化的影响。

隋唐大运河，沟通了江、淮、河、海四大水系，使江海之会的扬州和淮运之会的楚州(淮阴)，皆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当时船舶从扬州港起航，可东通日本，南抵南洋，西达西亚。而淮、运之滨的楚州，同样具有通江达海、南北商贸之利。据唐文宗时入唐求法的日本高僧圆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楚州北有大淮，自西而东流，所谓‘大淮横涉，到于东海’。”［23］36-37如唐人李邕所述，此地是:“江海通津”、“商旅接舻”［24］32。它不仅具有“弥越走蜀，会闽驿吴”的内河交通优势，而且因淮河入海，它还是东邻朝鲜、日本等国文化、商贸使团频繁进出的港口城市。

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发展，东南亚各国及波斯、阿拉伯、日本、新罗等国人，或由长江转入运河、或由淮河转入运河，在扬州、楚州间来往络绎不绝。如，日本高僧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随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西渡入唐求法，凡九年七个月之久。此间，他先后在扬州、楚州、涟水、海州、泗州、盱眙以及中原等地往返逗留，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多有记述。他曾两次经过淮安，均在楚州和涟水新罗坊停留。①按:圆仁一行，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七月三日，得到楚州，先入新罗坊……通状具申本意:日本国朝贡使皆从此间上船，过海归国……县司不肯……七月九日，斋时到涟水县……先入新罗坊”。会昌七年(847)六月“五日，得到楚州新罗坊……仍嘱刘大使谋请从此发送归国”。参见［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200页。从其所记可知，楚州新罗坊是当时沿海一带新罗人的社会中心，新罗侨民是以楚州为中心，向海州、胶州、登州、如皋等地散开的②按:自唐灭高句丽，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契丹叛乱攻克营州，唐王朝曾三次大规模迁徙高句丽遗民。《旧唐书》卷五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参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页)又据《资治通鉴》卷201载:“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敇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59页)又按:直到北宋年间，淮阴诗人张耒还有题为《离楚夜泊高丽馆寄杨克一甥四首》的诗歌，描述其夜泊楚州高丽馆的情形。。楚州新罗坊拥有一批可供航海的水手和船只，新罗人的主要职业是造船、航海和海上贸易。新罗历史上一武一文两个著名的人物张保皋(790—846)和崔致远(857—?)，也曾在淮、扬地区留下生活的印迹。

唐代的扬州是“雄富冠天下”的一方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9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30页。，在时人眼中，“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25］，“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26］，“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墙近斗牛”［27］，以至生发出“人生只合扬州死”的感叹［28］。唐代的楚州亦被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29］，常见“缇骑朱旗入楚城”［30］，城内“千灯夜市喧”［31］。与楚州城近在咫尺的淮阴城，同样楼台簇簇，城外帆樯如林④［清］彭定求编《全唐诗》第348卷载［唐］陈羽“宿淮阴作”:“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96页;《全唐诗》第579卷载［唐］温庭筠“赠少年”:“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第6728页。。两地城市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唐人曾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羡言［32］，其中聚居在扬州的阿拉伯商人就达数千人①《旧唐书》卷110《邓景山传》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扬州刘展作乱时，“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13页;又据《新唐书·田神功传》载:“刘展反，邓景山引神功助讨，自淄青济淮，众不整，入扬州，遂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窖，杀商胡波斯数千人。”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44《田神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02页。。商业文化的熏陶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一方面使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放包容，较少抱残守缺;另一方面，也使人精于权衡，工于心计。日僧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记云:“汴州以来，傍河路次，人心急恶不善，能似所吃汴河水之急流浑浊也……淮南道扬、楚州县，人心奸恶，太难把捉。”［23］188-191从其历史语境和异国行旅者的心理分析，这当然与扬、楚州县官员没有满足其一行要求就近从淮河入海归国的心愿有关，因此地县司坚持按规定，将其一行“递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23］189。这就使其饱受跋山涉水之苦了。从其相关记述中可知，但凡对其等闲接待，“见客殷重”者，便有“人心孝顺”、“人心和软”、“人心好”等记述。反之，则记为“人心猛恶”之类。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商业港口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民风方面的差异。运河沿岸城镇码头，每天商旅接踵，人们习见于各色人等的过往，在待人接物方面，自然远逊于相对闭塞的乡村和山区等地民风民情的淳厚。如志书所云:“阛市或杂浇伪，至于农甿颛固极矣。”［7］420

明、清时期，淮安、扬州与杭州、苏州并称运河四大都市。由于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淮、扬两地商业再度进入鼎盛阶段。②按:自古以来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早在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就在广陵坐引渔盐之利，即山铸钱，而“富埒天子”(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9页)。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也说:“国家以盐铁馈运之计，重于东南。”(《范文正集》卷6《泰州张侯祠堂颂》，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8《泰州张侯祠堂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元代更有“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宋濂等撰《元史》卷170《郝彬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01页)和“两淮盐赋，寔甲天下”之说(许有壬撰《至正集》卷36《谨正堂记》，《四库全书》第1211册，第258页)。朝廷为加强对东南盐务的监管，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就在原“两淮运盐司”的基础上，正式设立了“两淮都转运使司”(宋濂等撰《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0页)。明、清两朝，例行前制。明“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先后设置了“两淮盐官”和“两淮都转运盐使”(张廷玉等撰《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31页)。“两淮所辖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验所二，曰仪真，曰淮安;盐场三十，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二千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正统中，贵州亦食淮盐。”(《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第1932页)“因淮盐直贵，商多趋之。”(《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第1937页)清朝亦置“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及其淮安、泰州、通州分司等机构(《钦定大清会典》卷15《户部·盐法》，《四库全书》第619册，第147页)。两淮盐业，空前繁荣。前来经商、传教、从政、定居的外籍人日益增多，园林、别墅、官舍、衙署、教堂、寺院、各地会馆，遍布运河两岸。《乾隆淮安府志》云:“两淮当南北之中，幅员数千里，水陆都会，舟车辐辏，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户寄居者不下数十万。”［33］淮安府城及河下镇的街巷有竹巷街、版厂街、司水巷、夯轮巷、金画士巷、打箔巷、锅铁巷、打线巷、高皮巷、仓巷、局巷、鎏金巷、古东米巷、钉铁巷、粉章巷、竹巷、茶巷、花巷、锡巷、羊肉巷、绳巷、赶羊市、鼓市、皮市、米市、猪市、海鲜市、莲藕市、草市、冶市、姜市、兰市、菜桥市、牛羊市，等等［34］。仅淮安河下镇就有新安会馆、福建会馆、润州会馆、浙绍会馆、定阳会馆、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湖北公所等众多客商会馆。清江浦也有所谓“九楼十八口”。“清之初叶，王家营客民凡二千余家。顾率为流寓，土著者十不一二。其流寓者，尤多西北燕、辽、蓟、晋、陕、洛、齐、鲁之人。”［35］由于五方杂处，水陆交通过往人群频繁，淮、扬两地很少有排外意识，民风中的开放包容性很强，城里人、街上人的经商发财意识也日益浓厚。如民间歌谣云:“月爹爹月奶奶，把几个银钱，小孩子做买卖。空船去，重船来，买鱼买肉买螃蟹。”［22］256笔者还记得孩童时，夏日夜晚的月光下，老祖母常给围坐在身旁的一群小孩子讲故事，其中也有类似的歌谣:“石人石人你莫猴(刁滑)，四两铜锤敲你头，敲你尿金屙银。”还有什么“赖蛄(癞哈蟆)儿子拾乌金”的故事，等等。这些街头说书故事，在乡村的积古老人那儿得以口耳相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贫困状态下人们的发财梦。

在商贸交流和码头文化的影响下，扬州人“流寓无定憩”［36］。特别是盐商的聚集与暴富所带来的消费和娱乐的习尚，强烈地刺激和影响了一方的风习。戏曲、评话、花会、灯会、园林、美食、茶肆、书画等，大都因富商大贾与河、漕、盐、榷大员们的喜好而繁衍成风。“扬城土著，多依鹾务为生，习于浮华，精于肴馔”［21］48，“俗喜商贾，号为繁侈”［20］195。“家家有花园，户户养盆景”成为扬城的一时传誉，市民们茶肆啜茗、清谈听书习以为常，“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茶馆文化和浴室文化名闻遐迩。“然繁庶之末，浸为惰偷，绌进取之心，寡奇倚之节，亦其敝也。”［21］1淮安同样如此，“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帮工修埽，无事之岁，费辄数百万金，有事则动至千万，与郡治相望于三十里间。榷关居其中，搜刮留滞，所在舟车阗咽。利之所在，百族聚焉。第宅服食，嬉游歌舞，视徐海特为侈靡。”［37］“细民弃本务末，豪右亦颇崇华黜素。”［7］420古镇码头本淮阴旧县，“《咸丰志》曰‘其民多游手空食。漕至启闸挽舟，千百邪许，偷衣美食以相欢乐。漕过无所得食，妇子冻馁。’又曰:‘好苟且目前，靡有巨商大贾，多与湖舟市，枭盗大猾，往往出没。庞杂叫嚣，有淮阴年少之风焉。’今漕运久废，而安清、哥老其习不能改也。民风所尚，大都喜竞浮食，做小官，又好入财场，好提雀笼”［9］373。三教九流，帮会势众，场面上人流行拜师收徒之风。“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辏，肩摩毂击，甚盛也。曲廊高厦，食客盈门，细縠丰毛、山腴海馔，扬扬然自得也。青楼绮阁之中，鬓云朝飞，眉目夜朗，悲管清琵，华烛通宵，一日之内，不知其几十百家也。”［38］1684 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经过淮阴时，亦有诗描述了此地的盛景:“淮水笼烟夜色横，栖鸦不定树头鸣。红灯十里帆樯满，风送前舟奏乐声。”［39］

官、商文化一方面给淮、扬两地市民风气带来了“繁侈浮华”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两地人诗书戏曲与美食名胜品鉴的风习。以官修《四库全书》的分藏为例，“四库七阁”①按:《四库全书》誊缮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此为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另三部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江浙三阁，又称南三阁，南三阁允许文人入阁阅览。，除了“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外，“南三阁”皆藏于运河沿线城市，且允许文人入阁阅览，扬州的文汇阁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商业运输、销售与传播的便捷，运河城市的书业也兴旺发达。扬州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中期，至清代达到顶峰，刊刻数量之多、部头之大、质量之高为前所未有，其杰出代表作品为曹寅奉旨刊刻的《全唐诗》900卷，是为版本学家公认的清代精刻本之一。淮安清江浦的陈氏书铺亦刊刻印行了吴承恩的《西游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正》、《潜邱札记》，以及唐宋文集和笔记小说等近百种。这也助推了两地文化的发展。

两淮盐商富而好儒，他们藏书、兴学，恢复名胜古迹，兴修风雅园亭，一时蔚为风气。如，清代前期扬州徽商的代表人物马曰管(1687—1755)与马曰璐(1711—1799)兄弟二人，其所居园宅小玲珑山馆藏书甚富，朝廷四库全书馆设立时，马氏私人献书即达776种，为全国之冠。为示褒奖，乾隆帝特赐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与其专藏。马曰管喜爱考校典籍，家中专设刻印坊，不惜费资刻印书籍，诸如《经义考》、《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校勘精核，装帧精美，世称“马版”［40］46-49。两淮盐商贮藏刊刻图书典籍，除了自己阅读、欣赏、研究外，主要是为传播学术、文化。因此，他们的藏书楼也成为惠及一方的“借书楼”。其园林宅院，也常为文人“雅集”与托身之所。如著名文人全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陈章等，就都曾是马曰管小玲珑山馆的常客。凡“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马氏)终身无倦色”［40］46。为此，清代著名文人袁枚大加赞誉道:“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41］此外，如盐商洪氏大、小洪园内的名胜“虹桥修禊”、“柳湖春泛”和“卷石洞天”，程氏的“筱园”和郑氏的“休园”等处，也皆为名士云集之所［42］。儒商、文人们结社唱和，游历山水，品鉴诗画，影响一时。扬州曾有民谚云:“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所谓“旧人家”，主要是指官宦、富商和诗礼传家之家，这些人家喜爱收藏名人字画，厅堂上也悬挂名人的字画，这既是儒雅之风的一种体现，也是有身份的标志。流风所及，士民亦然，画坛终蔚“扬州八怪”之大观。

淮安河下，“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烜赫……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行，甲于大江南北”［43］23。徽籍盐商程垲、程嗣立兄弟“起淮上，开曲江坛坫，邗上则午桥(程梦星)，集南北名流，缟纻交满天下。其后流风将歇，而鱼门(程晋芳)复起，而振其绪”［43］387。据《山阳河下园亭记》载:“依绿园，张鞠存吏部，毅文检讨乔梓别业也，在萧湖中……有曲江楼、云起阁诸胜，吏部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后为程眷谷先生(埈)易名柳衣园。当时爽林孝廉垲，风衣明经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以金坛王罕皆、耘渠两先生、长洲沈归愚先生主坛席。吾淮周白民(振采)、刘万资(培元)、万吹(培风)、王素园(家贵)、邱庸谨(谨)、长孺(重慕)、吴慎公(宁谧)、边颐公(寿民)、戴白玉(大纯)及风衣，称‘曲江十子’云。《曲江楼稿》风行海内。”［44］诗文唱和之风的盛行，促进了淮上品诗问学风习的形成。如，山阳潘德舆(1785—1839)撰著《养一斋诗话》，“泝原风雅，痛斥门户声气之习”［45］，时有“国朝论诗第一书”之誉。丁晏(1794—1875)辑撰《山阳诗征》，撰著《颐志斋丛书》、《颐志斋诗文集》等，誉称“江淮经师”。鲁一同(1805—1863)工诗善画，所著《通甫类稿》、《通甫诗存》等，深得时贤硕儒赞叹，以为通甫“名论独创，实近世之奇作”［46］292，其诗“气象雄阔……浩荡之势，独来独往……多涉时事，传之将来，足当诗史”［46］293。为弘扬乡邦文化，王锡祺(1855—1913)再辑《山阳诗征续编》，并编辑出版了《小方壶斋丛书》和《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著，“小方壶斋”之名，一时传遍天下。

两淮盐商为了让更多的宗族子弟接受教育，还积极捐资兴学，建立书院、义学，延聘名师大儒执掌教席。如扬州安定书院的院长有杭世骏、赵翼、蒋士铨、陈祖范等，梅花书院的院长有姚鼐、茅元铭、胡长龄等。据考:“安梅两院，自清以来校课士子，不限于一郡一邑，故四方来肄业者，颇多通人硕士，而其后名满天下者，亦不可胜数……可谓极人才之盛矣。”［47］如，著名的训诂学家、经学家江苏金坛人段玉裁及其弟段玉成，著名的训诂学家江苏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乾隆十三年(1748)殿试头名状元浙江会稽(今绍兴)的梁国治，以及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刘台拱、顾九苞、刘文淇、凌曙、洪莹等著名学者文人都出之于安定、梅花两书院。嘉庆十四年(1809)，因受业于梅花书院的洪莹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一甲头名状元，扬州府还特地建造了一所文昌楼，设立孝廉堂，专为举人授课，以此激励后来学者。这种浓厚的激励读书治学的风习，催生了著名的“扬州学派”，这一学派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研究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并在历史转折时期开启了近代学术之先河。

再述淮、扬两地戏曲和美食品鉴的风习。这一风习的形成，既有运河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城市文化积淀的因素，也与前述明清时期两地漕、盐、河务兴盛带来的官、商消费和娱乐的习尚影响有关。扬州自古以来便是歌吹胜地、戏曲名区，中国古代戏曲孕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与基本形态，诸如汉代百戏、隋朝歌舞、唐代参军戏、宋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曾在扬州留下过深刻的印迹。清朝康熙和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驻跸扬州，官、商们的刻意迎驾，更助推了扬州戏曲演出的高潮。清人钱泳云:“梨园演戏，高宗(乾隆皇帝)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称为‘乱弹班’。”［48］诸腔百调一时汇集扬州，群芳荟萃，斗艳争奇，使这座古城成为南方的戏曲艺术中心。“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49］57在戏曲整理编撰和外来诸声腔的影响下，扬州本地“花部”亦在广大城乡蓬勃兴起。“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马家桥、僧道桥、月来集、陈家集人，自集成班，戏文亦间用元人百种，而音节服饰极俚，谓之草台戏。此又土班之甚者也。若郡城演唱，皆重昆腔，谓之堂戏。本地乱弹只行之祷祀，谓之台戏。迨五月昆腔散班，乱弹不散，谓之火班。后句容有以梆子腔来者，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弋阳有以高腔来者，湖广有以罗罗腔来者，始行之城外四乡，继或于暑月入城，谓之赶火班。”［49］69风会所致，促成了戏曲和曲艺种类的繁兴。诸如木偶戏、髦儿戏、隔壁戏、香火戏、花鼓戏、评话、弹词、清曲、道情等，雅俗共赏，名家辈出。扬州宝应人高朗亭17岁随三庆徽班进京，声名鹊起，成为一代班主，时人誉为“二簧之耆宿”;柳敬亭说书出神入化，享誉南北，被说书界推为鼻祖。后继者梅兰芳、潘月樵、王少堂等，更是名扬中外。与此同时，扬州戏曲研究成果之丰硕和城乡票友们的品鉴风习之浓、水平之高也令人称奇乐道。黄文旸的《曲海》、焦循的《剧说》和《花部农谭》、李斗的《艾塘曲录》等，皆为戏剧理论之名作。“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和金冬心，同时也是“道情”演唱的名票和名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还记载了村民胡翁和山人詹政等戏曲票友的故事:“纳山胡翁尝入城订老徐班下乡演关神戏，班头以其村人也，绐之曰:‘吾此班每日必食火腿及松萝茶，戏价每本非三百金不可。’胡公一一允之。班人无已。随之入山，翁故善词曲，尤精于琵琶。于是每日以三百金置戏台上，火腿松萝茶之外，无他物。日演《琵琶记》全部，错一工尺，则翁拍界尺叱之，班人乃大惭。又西乡陈集尝演戏，班人始亦轻之，既而笙中簧坏，吹不能声，甚窘。詹政者，山中隐君子也，闻而笑之，取笙为点之，音响如故，班人乃大骇。詹徐徐言数日所唱曲，某字错，某调乱，群优皆汗下无地。”［49］72戏曲之普及与品鉴的风习，由此可见一斑。在深厚的戏曲积淀的基础上，20世纪上中叶，扬州诞生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剧种——扬剧。而流行在扬州各地民间的双龙舞、踩高跷、荡湖船、挑花担、走马灯、狮盘吼、跳判官等曲戏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①按:扬州评话、扬州清曲、扬州弹词、扬州木偶戏和扬剧等，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北宋初年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中，曾对唐代楚州人在龙兴寺前观看戏弄演出的盛况有过描述:“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50］由此可见，淮安人对戏曲的浓厚兴趣也是源远流长。清朝乾、嘉年间，清江浦与淮城的观剧之风再度兴盛，这主要与河、漕、盐、榷大员和富商大贾们的好尚及其影响有关。据清人笔记载:“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嘉庆一朝尤甚，有积赀至百万者……霜降后，则以数万金至苏召名优，为安澜演剧之用。”［51］“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有湖北熊司马随官河上，甫逾冠，美丰姿，多文采，尤擅音律，丝竹诸艺，靡不冠场。家雄于资，千金一笑不吝也。一时目为璧人，羊车入市，争掷果焉。春日，群艳廿四人，仿秦淮盒子会，设宴于淮城之荻庄。其地水木明瑟，厅事在孤渚中，窗棂四达，绕槛皆垂杨桃杏，渺然具江湖之思。乃相聚谋曰，是日不可无善歌者侑觞，佥曰必约熊郎来。君欣然就之。挟琵琶筝笛先期往，欢宴竟日，执壶觞遍酬群艳，转喉作诸曼声，一坐为靡。临河观者数千人，皆以为神仙高会也。酒罢，各出一玩好为缠头，或珠、或玉、或披霞、或汉璧，皆人世罕有而精巧绝伦物，二十四人无一雷同者。盖皆预以重价购觅于数百里外，备此日之用，计其值殆万金，为千古未有之豪举。计熊君所结好于诸人者，殆已十倍过之矣。此为嘉庆中事。数十年，淮人犹能道之。”［52］尽管道光、咸丰以降，因盐纲改票和漕粮海运等原因而导致两淮盐业和漕运的衰落，但这并未使两淮人观赏戏曲的兴致衰减。“盖(清江)浦中自光绪元年而有昆剧，其名曰同庆园。明年状元楼开演，而浦中始有平剧。自后舞衫歌扇，荣落难祥，而远香、安澜两家为最。慈禧六十庆典，远香班在漕署，安澜班在镇署，皆演《连环套》，于朱光祖盗钩一场，各逞绝技。远香陈吉泰就漕署旗杆猱身及斗;安澜吴容义就镇署飞檐倒挂卷帘。当是时，实为淮阴平戏黄金时代……盖远香为漕督松寿所组设，安澜即远香分身，各有背景，宜其绝伦超群矣。”［9］351官、商有所好，风化亦随之。至民国年间，淮安的乡村、集市，各种会戏的演出已屡见不鲜。诸如家庭的“堂戏”，赌场上的“灯花戏”，集市上的“台口戏”、“兴集戏”、“庙会戏”，为许愿还愿而演的“请愿戏”，为运河中船只过坝上演的“过坝戏”，婴儿满月、结婚过寿均要请戏，连殡葬也有专门的“吊孝戏”。而“时值农闲，村人演唱小戏，就地为戏场，三弦琤琤，与声疾徐，所演虽不外离合悲欢，亦复曲尽人情。村戏有三种:一曰淮安大戏，搭台演唱，有锣鼓，无弦索，音调作呵呵腔;二曰沭阳香火戏，无戏台，敲狗皮鼓，其调与过关同，乃傩人之副业，一称外坛;三曰沭阳小戏，亦无戏台，唱时和以三弦，俗谓之‘回龙调’。此三种者，其戏文皆颇与京戏相通，得一二好角色，亦足以烘引观客”［9］453。这里所说的淮安大戏即后来的淮剧，沭阳香火戏即僮子戏，沭阳小戏就是后来的淮海戏，全属花部诸腔。由此可见，“看戏”已成为淮安城乡百姓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之一。这种浓郁的观剧赏戏的氛围，不仅使淮安涌现出了诸如王瑶卿、周信芳、宋长荣、筱文艳和谢铁骊、陈白尘等大师和名家，而且还催生了许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剧种和曲艺形式，如淮剧、淮海戏、泗州戏、十番锣鼓(音乐)、花跷扑蝶、花船、跑驴，等等①按:淮安京剧、淮剧、淮海戏、泗州戏和十番音乐等，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特别是“花船”和“跑驴”此类民间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可视为淮安人对“南船北马”之地生动演绎的曲艺样本。

淮、扬两地美食品鉴的风习，亦各有特点。就其基本食材而言，两地同处于江、淮、湖、海之间，盛产鱼虾海味、飞禽走兽和各种时鲜蔬菜，为烹饪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53］的记载。古运河邗沟开通后，又为南北美食风味的兼融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西汉时期，著名文人枚乘就在《七发》中对此有过描述:“刍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抟之不解，一啜而散……熊蹯之臑，勺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鲙。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歠，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54］这份精美的菜单和食谱是:煮熟小牛腹部的肥肉，用竹笋和香蒲来拌和。用肥狗肉熬的汤来调和，再铺上石耳菜。用楚苗山的稻米做饭，或用菰米做饭，这种米饭抟在一块就不会散开，但入口即化。熊掌煮得烂熟，再用芍药酱来调味。把兽脊上的肉切成薄片制成烤肉，鲜活的鲤鱼切成鱼片。佐以秋天变黄的紫苏，被秋露浸润过的蔬菜。用兰花泡的酒来漱口。还有用野鸡、家养的豹胎做的食物。少吃饭多喝粥，就像沸水浇在雪上一样。这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从2011年淮安市盱眙县大云山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陵墓出土的日用器具来看，其中就有麋鹿灯盏、雁掌灯盏、凫形白玉带钩、野炊酒筒、铜分隔鼎(古人的火锅)等，可以证实当时淮扬一带水草丰盛、美食原料和器皿毕具，以及王侯生活的排场和奢华②按:盱眙县大云山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陵墓考古，名列“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由于这一区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一方水土造就了一方美食。比如“淮白鱼”，就曾令诸多文豪和美食家为之赞叹不已。大文豪苏东坡诗云:“三年京国厌藜蒿，长羡淮鱼压楚糟。”［55］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八“淮鱼楚糟”注云:“《邵氏闻见录》:(宋仁宗)‘至和(1054—1056)间，皇后好食糟淮白鱼。吕文靖公夫人欲以十奁为献，公怅然曰:“玉食所无之物，人臣家安得有十奁也。”’”［56］由此可见楚州糟制淮白鱼的名贵程度。其实，鲜活淮白鱼烹制的味道更为鲜美。如北宋时淮上著名文人徐积诗云:“盘罗江笋烹淮鱼，樱实赤玉梅绀肤。”［57］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对淮白鱼的食法深有体会:“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霜吹柳叶落都尽，鱼吃雪花方解肥。醉卧高丘名不恶，下来盐豉味全非。饔人且莫供羊酪，更买银刀二尺围。”［58］但此鱼一旦出水后存活时间很短，因此，即便是京城的皇家显宦们也只能以食用楚州当地腌制好的淮白鱼为口福了。

明清时期，“扬城土著，多依鹾务为生，习于浮华，精于肴馔，故扬州筵席，各地驰名;而点心制法极精，汤包、油糕，尤擅名一时”［21］48。特别是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南巡，运河沿岸官、商接驾，摆宴席，设御宴，而扬州尤胜。其宴席铺陈、餐具设计、艺乐馨幽、像生雕塑、进馔程式等方面，突显皇家气派。菜肴以造型优美和色泽艳丽著称，讲究色、香、味、形、器五方俱美。名扬天下的“满汉全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据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燕窠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鲫鱼舌烩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奶房签、一品级汤饭碗;第三份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斑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玺儿羹、一品级汤饭碗;第四份毛血盘二十件:获炙哈尔巴小猪子、油炸猪羊肉、挂炉走油鸡鹅鸭、鸽臛、猪杂什、羊杂什、燎毛猪羊肉、白煮猪羊肉、白蒸小猪子小羊子鸡鸭鹅、白面饽饽卷子、什锦火烧、梅花包子;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59］以“富春茶社”等为代表的一批老字号美食名店，则形成了花、茶、点、菜结合，闲、静、雅、适取胜的特色。

淮安美食的特点，体现在能将某种食材的品鉴做到极致。清人徐坷编撰的《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述:“全羊席:清江(浦)庖人善治羊，如设盛筵，可以羊之全体为之。蒸之，烹之，炮之，炒之，爆之，灼之，燻之，炸之。汤也，羹也，膏也，甜也，咸也，辣也，椒盐也。所盛之器，或以碗，或以盘，或以碟，无往而不见为羊也。多至七八十品，品各异味。”［60］6267“同、光间，淮安多名庖，治鳝尤有名，胜于扬州之厨人。且能以全席之肴，皆以鳝为之，多者可至数十品，盘也，碗也，碟也，所盛皆鳝也，而味各不同，谓之全鳝席。号称一百有八品者，则有纯以牛羊豕鸡鸭所为者合计之也。”［60］6268这种求精、求细、求全的美食品鉴，同样与河、漕、盐、榷大员和富商大贾们奢侈的“口福”之欲追求息息相关。流风所及，自然刺激和促进了一地厨艺水准的提升。据高岱明女史研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以长鱼席为龙头，全羊席、全鱼席为两翼，淮产名蔬珍馔与之相辉映的淮菜系列(粗略计之:独创的经典肴馔400余品，具有地方风味特色的名肴1 300余品)，已基本完善;厨师队伍规模庞大，烹饪技艺高度成熟，个别专项甚至入化”［61］84。淮城、河下、板闸、清江浦、马头，以及西坝等处，皆为高档食苑云集之地，形成了“清淮八十里，临流半酒家”的盛景。此外，“王营渔子沟，黄集蒋坝朱家坝，马坝盱泗弯金沟，闵桥车桥平桥渡、钦工博里北高沟……错落分布在水陆要道上的一个个饮食名区，各有众多名优特色肴点，灿若繁星，美不胜数。”［61］54诸如:平桥豆腐、钦工肉圆、淮城蒲菜、河下岳氏茶馓、文楼汤包、码头汤牛羊肉、安东(涟水)鸡糕、高沟捆蹄，直到现今的朱桥甲鱼、朱坝小鱼锅贴、盱眙龙虾，等等。淮安民间筵席，亦尚“八碗八碟”。

“清末民初，国人将发源地相邻、风格口味相近的淮菜、扬菜合称为‘淮扬菜’。”［61］85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菜系”之一。有人考证，“淮扬菜”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杨度的《都门饮食琐记》:“淮扬菜种类甚多，因所代表之地域亦广，北自清江浦，南至扬镇。而淮扬因河工盐务关系，饮食丰盛，肴馔清洁，京中此类极多，但规模大者少耳。”［62］淮扬菜以江湖河鲜为主料，制作精细，注重本味，咸甜适中，清鲜平和，南北皆宜，充分体现了“中和”的饮食文化韵味。因其咸甜浓淡适中、色香味形俱佳、饮食文化积淀深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首次盛宴即被选用。从2002年起，素有“美食之乡”的淮安市，每年九月底十月初都举办“中国淮扬菜美食文化节”，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的光临。扬州的美食烹饪则早就成为高等学校设置的一个特色专业。

结语

介于古代争霸之国吴越、荆楚和齐鲁文化圈间的淮扬区域，其早期的风习，皆曾受到以上强势大国的风习影响，尚武习文便是其显明的印记。古运河开通后，加速了南北异方风习文化的传播和交融，而与运河兴衰相始终的淮扬区域，更是得风气之先。商旅接踵、五方杂处的地域环境，既生发了人们开放包容的精神，也使人练达精明。明、清时期，运河重镇淮、扬两地，官、商集聚，其上流社会“繁侈浮华”的风习，染及市井。官商与士绅们的戏曲、园林、美食、茶肆、书画等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潜移默化地培育了市井细民们诗书研习、听戏品茗和美食品鉴等风习，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淮扬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交通线路衍生文化廊道，文化廊道影响区域风习，大运河就是这样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孔道和文化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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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清］丁晏.山阳诗征:第24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932.

［46］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诗全编［M］.张寅彭，周容，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47］ 王振世.扬州览胜录:第6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115-119.

［48］ ［清］钱泳.履园丛话:第24卷“丛话十二·艺能·演戏”［M］.北京:中华书局，1979:332.

［49］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第5卷·新城北录下［M］.扬州:广陵书社，2010.

［50］ ［北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第394卷·徐智通［M］.北京:中华书局，2006:3148.

［51］ ［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河厅奢侈［M］.北京:中华书局，1984:41.

［52］ ［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荻庄群花会［M］.北京:中华书局，1984:37.

［53］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9.

［54］ ［南朝·梁］萧统.文选:第34卷·“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479-480.

［55］ ［北宋］苏东坡.苏轼诗集合注:第8卷·赠莘老七绝［M］.［清］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86.

［56］ ［清］查慎行.苏诗补注:第8卷［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9.

［57］ ［北宋］徐积.节孝集:第2卷·高楼春［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0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96.

［58］ ［南宋］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第27卷·初食淮白鱼［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00.

［59］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第5卷·新城北录中［M］.扬州:广陵书社，2010:55.

［60］ ［清］徐坷.清稗类钞:第13册·饮食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1］ 高岱明.淮安饮食文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62］ 刘晴波.杨度集: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