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体育：历史的考量与启示①

弋晶 葛菁

（牡丹江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 黑龙江牡丹江 157012）

1 问题的提出

2013年1月5 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因此，“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群众体育，也叫大众体育，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包括领导大众体育事业的建设，这也就证明，大众体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也有改革开放前（即1978年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在本质上也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大众体育事业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体育事业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的基础上开创的。因此，对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为了更好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体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有一个历史考量，并提供有益的借鉴。

2 过渡时期(1949～1956年)的大众体育——确立了新中国体育方针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1]。1949～1952年，我国开展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完成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任务，进行了抗美援朝，并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这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大众体育，作为体育事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个时期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针和管理体制，初步打下了自己的基业。

2.1 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1949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国家“提倡国民体育”；同年10月，朱德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著名题词，朱德作了“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为新中国体育方针（也可以说是大众体育方针）的最后确定定下了理论基调。1953年，毛泽东又指出：“体育是关系到6亿人民健康的大事”。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中特别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2]。同年，党中央在国家体委发布《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当前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人民的体育运动是国家的一项新事业，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3]。体育方针的确立，为新中国大众体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2.2 建立体育组织，完善管理体制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有赖于大众体育的普及；而普及大众体育运动，就必须建立高效的体育组织、完善管理体制。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团中央着手对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进行改组，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49年10月27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后称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1952年6月20日至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英文名称：All-China Sports Federation，缩写“ACSF”。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1952年2月依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组建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在组织上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合一。随后，省、市、县都设立了自己的分会，形成了一个群众性大众体育组织网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体委），1954年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国家体委）。国家体委成立后，体总领导全国体育工作的职责由国家体委替代，体总的机构、编制、经费也并入国家体委。1955年10月，全国总工会设立体育部，负责全国职工体育工作。

2.3 大众体育蓬勃开展

新中国体育方针和体育管理体制的确立，为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20世纪50年代，我国广泛开展了群众性体育活动：(1)推广广播体操和实行“工间操”制度。分别公布了1～3套成人、少年和儿童广播体操，为大众体育的普及和经常化提供了制度保证。(2)普遍推行劳卫制。到1956年，已有6523个基层单位推行劳卫制，参加锻炼的有202万余人，19个省市分别达到劳卫制各级标准的有32.8万人。经过劳卫制的全面锻炼，人们增强了健康，减少了疾病，大大提高了生产、工作、学习效率。(3)建立基层体育协会。到50年代中期已建立21个全国性体育协会、省市级体育协会870个，在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和农村中建立基层体育协会23859个，发展会员314.5万余人[4]。(4)增加体育场地设施。1949年全国仅有体育场地4982个，1953～1957年期间，全国共建成体育场地18191个，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5)举办职工体育运动会。1955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参加比赛的1700多人，是从17个产业系统的120多万职工运动员中层层选拔出来的；比赛项目有田径、自行车、举重、篮球、排球和足球，有10名运动员打破11项全国最高纪录[5]。此外，新中国的农村体育方针是：“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普遍提倡，重点扶持，以点带面，逐步发展”[6]。1956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肯定了在农村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开展体育活动的做法。会后，中国农村体育出现了新气象。

新中国的军队体育也蓬勃发展。1950年，军委总政治部就提出要“大力加强部队体育活动”，确定各级文化部门负责领导体育活动。1952年8月，总政治部明确指出：“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锻炼指战员的体质，是军队训练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同年8月，在北京举办了新中国首届全军运动会，参加大会的运动员达1800多人。1953年人民解放军开始试行《劳卫制》；同年，在广州创办了军事体育学校（1963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负责培养军队体育干部。1955年，在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内，设立了管理全军体育工作的体育局。

这一时期的大众体育健身活动，不仅在改善中华民族体质、发展国民经济和保卫国防等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奠定了以后大众体育健身活动发展的基本框架，为今后大众体育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3 探索时期（1956～1966年）的大众体育——形成了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和开辟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这个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八大以后，党在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各个领域继续探索，并取得初步成果，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7]。10年中，我们党和国家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建设起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积累了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个时期，大众体育也在探索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也走过曲折，但最终取得了举世睹目的成绩。

3.1 大众体育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1957年，全国总工会开始着手制定和完善职工体育的各项规章制度。例如在1957年下发的《关于产业体协全国理事会的任务、工作方法等问题的意见（草稿）》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职工体育的竞赛办法、经费开支、奖励条件等。自1957年始，全军颁发了《体育训练大纲》、《体育工作指南》、《干部战士年度体育训练规划》、《体育竞赛、考核制度》等，保证军队体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1958年2月，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体育运动十年发展纲要”，要求大力普及体育运动，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10月，国家体委根据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1次会议批准，发布了《“劳动卫国”体育制度条例和项目标准》。1965年3月11日，国家体委发出《关于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草案）的通知》，推动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开展。

3.2 大众体育的恢复和发展

在经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我国的大众体育工作有了转机。在工厂，不少单位仍然坚持开展“两操（广播操、生产操）”、“一拳（太极拳）”、“一球（乒乓球）”、“一棋（中国象棋）”等消耗体力不大、有益身体健康的活动。在农村，一些县乡的体育组织得到恢复或重建，特别是结合民兵训练开展的一些体育活动，得到较大发展。1959年，全军第二届运动会在北京召开。这届运动会上计有16个代表团近1万名运动员参加，除设有第一届运动会规定的所有比赛项目外，还结合部队特点增加了武装泅渡接力和军事实用项目，共设43个大项，390个小项。在这届运动会上，共有28人次超过16项世界纪录；有101人次，有6对打破或创造了50项全国纪录，充分展现了军队体育的风貌[8]。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全国适时开展了游泳、登山、太极拳活动，并开展了千百万群众横渡江河以及“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达标等活动，推动了群众性大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3.3 探索大众体育发展规律

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大众体育发展规律进行反思。196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体委针对我国大众体育开展的实际和经验，科学地提出了“根据生产（工作、学习）的需要与客观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开展小型多样的活动”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提出，初步探索出了我国大众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国大众体育向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方向转化。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大众体育发展模式。1956年，围绕第二届全运会的举行，全国出现了大众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潮，有近亿人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活动，大众体育发展呈现出新的高潮。

3.4 体育宣传与体育科研起步

这一时期，我国大众体育宣传和体育科研工作也提上日程并有了很大进展。1950年7月1日在创办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专业刊物——《新体育》后，1957年4月1日，对外宣传我国体育事业的英文版《中国体育》创刊；1958年9月1日，我国历史上第一张全国性体育专业报纸《体育报》创刊。至此，大众体育开始被社会所认识、所接受。1958年9月18日，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成立；1959年1月1日，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现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成立。此后，上海、黑龙江、广东等省分别成立了体育科研机构。1960年3月1日至7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科学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近几年来体育科学工作发展情况,1960年体育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的报告，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明确了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及今后努力方向。1964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第一届全国体育科学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126人；会上报告和讨论了有关运动训练、体育教学、运动生理和运动医学等方面的科学论文109篇，对推动我国体育科研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4 内乱时期（1966～1976年）的大众体育——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有一定发展

自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9]，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是，在这10年中，在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尖端科学技术也有新的发展，祖国的安全仍然得到了保证，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这一时期，大众体育事业也和全国政治经济形势一样，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4.1 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发展大众体育事业

1966年4月16 日，国家体委等9单位号召广大干部和群众踏踏实实地把群众性游泳活动开展起来，并联合发出关于1966年开展游泳活动的意见。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一次游程近30华里的长江；“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这是他对于陪游人员说的。毛泽东的身体力行，无疑对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起到表率作用。1970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接见8341部队驻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出操是很好的办法，不仅锻炼身体还增强了体质，时间至少要半个小时才有作用。在工作时间当中搞搞广播操，出来活动活动。1971年8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在全国试行新广播体操的通知》，推广新广播体操的开展。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大众体育。邓小平于1974年8月8日，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说：“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这是毛主席向来主张的，也可以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体委应该搞好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

4.2 体育管理部门工作卓有成效

这一时期，国家体委在促进大众体育事业发展中，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2年9月，五省（四川、安徽、陕西、辽宁、吉林）、二市（北京、天津）、三小球会议由国家体委在四平市召开，会上不仅仅对于开展小篮球、小排球、小足球活动情况进行了交流，还把三小球的场地、器材规格和竞赛计划等进行了研究和拟定。《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意见》的通知由国家体委于1973年1月下发，要求农村体育工作要切实做好，各级体委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关于进一步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意见》是1973年6月，由国家体委在长沙召开的全国职工体育座谈会上拟定的；同年8月，在全国建立健全业余训练网、试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建立青少年儿童竞赛制度等问题，由国家体委在烟台召开全国青少年儿童体育工作座谈会中讨论。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公布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于1975年5月开始在全国实施。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座谈会，与会人员共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大计。

4.3 大众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广泛开展

1969年，随着大多数机关和工厂恢复正常秩序，职工体育活动逐步开展，以球类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体育比赛方兴未艾。1971年后，一些体育场馆开始接纳群众性体育比赛；特别是1972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座谈会议以后，职工体育普遍开展起来，机关、厂矿的比赛活动增多，不少县级城镇和大中型厂矿扩建和休整了运动场，城市各行业系统和大型厂矿在节日期间，组织召开以田径、球类项目为主的运动会[10]。一年一度的“7.16”游泳横渡江河水库活动在职工中也得到普遍推广。1968年5月，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在北京落成，这为开展大众体育创造了条件。

在农村，农民利用所在地学校的场地和大队的打谷场等，开展球类、拔河、举石锁、石担等活动。随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多知青成为当地体育活动的骨干，促进了农村体育发展。在农村，民兵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也逐渐增多，除了球类比赛外，还举行投弹、爬山、游泳等军事体育活动。1972年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召开后，农村体育又有了新发展。

5 改革开放前大众体育事业发展中值得汲取的教训

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成绩的时候，并不否认这一时期大众体育事业在探索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教训。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大众体育在探索中由于缺乏现成经验，加上极左思潮的干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才需要深化体育改革。而改革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完善，通过改革来推动新形势下大众体育事业继续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汲取以下教训。

5.1 大众体育的“浮夸风”

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大众体育表现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如提出10年内全国应有2亿人通过《劳卫制》；农村体育场馆建设，提出5年内每乡要有2个体育场、1个体育馆、1个游泳池的标准。许多地方大搞“千人表演”、“万人誓师”和“停产突击”，要求工人“挑灯夜战做体操”，农民“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突击锻炼[11]。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脱离了我国当时经济发展承受能力，也严重脱离了大众体育实际，严重违背了大众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加之3年自然灾害，一些体育协会自行消失，“劳卫制”被迫下马，使我国大众体育事业一度处于停顿状态。

5.2 大众体育的过度“政治化”

文革初期，各级体育部门瘫痪，规章制度废止，大众体育组织网络解散，广播操、工间操中断，民族传统体育被当作“四旧”批判。这一时期，主要是用行政手段管理大众体育，体育活动靠政府发号施令，大众体育被当作国家政治的工具，体育的政治功能被人为夸大，大众体育严重脱离了“增强人民体质”的轨道。

5.3 原因

究其原因，一是急于求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造成了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折腾；二是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影响，不按大众体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体育，凭热情、想当然；三是对发展我国大众体育事业缺乏经验、先天不足等。当前，我国大众体育事业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当借鉴改革开放前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摈弃其错误的做法并吸取教训，把我国的大众体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6 启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当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现代文明病的蔓延、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追求健康长寿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一生活需要”，全球掀起了大众体育的热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广泛开展了“全民健身运动”。我国的大众体育事业，努力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进一步改革创新、转变观念，为人民大众提供更高质量、更有实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全面推进“十二五”时期大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那么，我们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推进我国大众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今天，改革开放前的一些促进大众体育发展的做法、经验能给予我们哪些启示,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6.1 党和政府重视，是推进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大众体育发展，是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只有党和政府重视了、支持了，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才有了保证。如1952年，毛泽东就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著名题词；1953年，毛泽东又指出“体育是关系到6亿人民健康的大事”。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新中国的大众体育才得以迅速开展起来。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毛泽东仍然“畅游长江”，身体力行，无疑对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起到表率作用。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大众体育，1974年他在接见我国参加亚运会的队伍时说，“毛主席向来主张，体育方面主要是群众运动，就叫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就是群众性问题。当然，这就是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体委应该主要在这方面要搞好”。老一辈革命家对大众体育的高度重视，无疑是我国发展大众体育事业的根本保证。

6.2 有关部门尽职，是推进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号召，更离不开体育主管部门的具体抓落实。只有体育主管部门尽职尽责了，大众体育事业才有了发展的基本条件。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1954年国家体委成立（体总并入国家体委），国家体委成为改革开放前唯一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这一时期，国家体委做了大量工作，如推广广播体操和实行“工间操”制度；普遍推行劳卫制；建立基层体育协会；增加体育场地设施；推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促进大众体育开展。此外，国家体委还创办《新体育》杂志、英文版《中国体育》杂志和《体育报》报纸，成立体育科学研究所和运动医学研究所等，使宣传和科研为大众体育事业服务。

6.3 广泛开展活动，是推进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

改革开放前的不同时期，我国大众体育的锻炼和竞赛活动都十分频繁，这既体现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所必须的。如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广泛兴起的乒乓球、中国象棋、游泳、登山、太极拳活动以及“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达标等活动，推动了群众性大众体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通过举办全运会、工人运动会、全军运动会等，检验和证明了大众体育事业开展的优秀成果。

6.4 及时总结经验，是推进大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后继动力

我国的大众体育事业是亿万人民的事业，这是旧中国所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发展大众体育事业过程中，非常重视及时总结经验和好的做法，这为后来大众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50年，根据我国农村特点，国家体委提出了新中国农村体育方针，即“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普遍提倡，重点扶持，以点带面，逐步发展”；1960年，国家体委又提出“根据生产（工作、学习）的需要与客观可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开展小型多样的活动”的我国大众体育发展原则；1970年，国家体委先后召开三小球（小篮球、小排球、小足球）会议、全国青少年儿童体育工作座谈会、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座谈会等会议，商议我国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大计。上述这些做法，对我国大众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7 结语

当前，我国正在广泛开展以“全民健身运动”为平台的大众体育健身活动。刘延东在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全民健身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格局，努力开创全民健身新局面”。这就是说，要在全民健身运动（大众体育活动）中建立起“大群体”的工作格局，这个工作格局的三大核心要素是：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在这三大要素中，如果用一棵参天大树来比喻，政府主导是根基和主干，部门协同是枝杈和藤蔓，全社会共同参与是繁茂的树叶和鲜花[12]”。要实现“大群体”工作格局的目标，改革开放前大众体育发展的一些经验、做法，是可以借鉴的。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3.

[2]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高等学校教材——体育史[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65.

[3] 张国华，刘梅.社会体育活动方案设计与组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4]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辉煌六十年[EB/OL].国家体育总局网,2009-05-20.

[5]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高等学校教材——体育史[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70.

[6] 荣高棠.当代中国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70.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375.

[8] 体育史教材编写组.高等学校教材——体育史[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82.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752.

[10]体育史教材编写组.高等学校教材——体育史[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91.

[11]张国华,陈雪红，彭春江.社会体育活动方案设计与组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12]冯建中副局长在2013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中国大众体育网,2013-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