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

2013-08-15 00:48陈景聚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3年11期

陈景聚

(西安财经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一、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独立自主”,是中共党史上一个沉重而又激动人心的命题。沉重,是因为长期不能 “独立自主”与中国共产党曾经遭遇的挫折、失败乃至濒临绝境的惨痛经历相重合;激动人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 “独立自主”的姿态面对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它发展成熟,可以从容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

独立自主本身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和党在革命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中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我党还不成熟,党的大政方针一直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制定的。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国际共运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关于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第一次明确表达。1935年我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它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新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从遵义会议开始,我党自觉的把独立自主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次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的探讨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新中国在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外交原则,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至今仍然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重要准则。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率先提出要独立自主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而且在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或理论观点。

二、独立自主思想的主要体现

独立自主是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行动和理论探讨,要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坚持人民民主自由平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框束和制约,不受任何其他集团和个人的干扰,立足、依靠自己力量,自主探讨、自主判断、自主抉择和自主行动。独立自主指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动目标和行动原则。它渗透、体现、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各个组成部分,表现在处理国家关系、国际上党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内外力量关系及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独立自主思想的精神实质。

第一,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独立自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同于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有别于苏联模式。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独立自主,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核心。在北伐战争期间,毛泽东就开始从注重城市转到注重农村。1926年9月,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的开头写道:“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提出了按照“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928年10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他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创造性实践。建国初主要学习苏联,收到了一些积极效果。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则是这一探索的积极成果。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正确处理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依自己的见解行事,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共政治联盟。导致中共放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得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直接相关。从 1927 年开始,毛泽东和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渐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也找到了一条分两步走,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30 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针对教条主义大声疾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5 年 1月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1935 年7 月至 8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政策、策略路线上,决定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中共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进入战略反攻时,斯大林建议“划江而治”。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了这种错误主张,号召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建国后,毛泽东继续在国际共运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抵制和反对“老子党”、“领导党”的控制和指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说: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

第三,武装斗争和国防建设的独立自主。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已经充分认识到军事力量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1927年7月4日,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装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74页)“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论述道:“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重视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思想。建国后,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仍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宣布: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而且将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1年5月,毛泽东派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团访苏。他告诉徐向前,要把先进技术学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对于中国军队的建设,毛泽东决不允许他人染指。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时,要与我建立“联合舰队”,在中国设立为苏舰导航的“长波电台”。毛泽东气愤地说: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在中国驻有一兵一卒。

第四,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性学说在中国得到发展的体现,其实质是谁领导谁的问题。毛泽东始终如一地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我党手中。这是符合中国特点和历史的正确的、必然的选择。大革命的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的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阐发了如何去实现领导权。“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我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不应该用这个口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而应该既有“先奏后斩”,又有“先斩后奏”,还有“斩而不奏”、“不斩不奏”。他批判了民族的投降主义和阶级的投降主义两种错误。毛泽东同志于1940年先后撰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间题》和《论政策》两篇文章,阐明了我党“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在此方针指导下, 我党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争得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解放战争时期, 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进步民主人士一道, 组成了民主统一战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成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建国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同样坚持了独立自主。

第五,经济建设的独立自主。这是我们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独立自主和国际援助关系的指针,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毛泽东说:“只有当工业有所发展,中国才能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才能享有真正的独立。”抗战之初,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又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发展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决不亦步亦趋地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坚决抵制苏联领导人的霸权主义行为,决不随着它的指挥棒转,而走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了自力更生为主,必须把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作为立足点,同时又要“争取外援为辅”,指出了向外国学习,“洋为中用”,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和研究外国的东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第六, 外交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原则反映在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上,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坚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政策,不拿原则作交易,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观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绝对不能动摇的。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讲话,也不能代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和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中,继续重申了外交独立自主的观点。“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中国人民自己作主,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新中国建立后,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以及经济上的封锁禁运,毛泽东更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中国于1955年取消了苏联在中国的特权。1956年,批评了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后来,毛泽东又拒绝苏联划分势力范围,反对“有限主权论”,坚持了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1958年,美苏为了各自利益,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毛泽东断然拒绝。我国于1964年同与美国斗争的法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南斯拉夫不听命于苏联的指挥棒,毛泽东称赞“铁托是铁,不怕压,压不垮。”对外关系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反对“老子党”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先后同世界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光明磊落地宣布: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这种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决不做他国附庸的独立自主精神,贯穿新中国的全部历史。

三、独立自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两种精神启示。第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主观随意地选择道路。正确道路的选择应该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一是要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符合中国实际; 二是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揭示并运用社会客观规律; 只有遵循社会客观规律,才能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才能找到既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又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呢?说到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走自己的路,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行。独立自主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种渗透在思想理论及实践中的精神,即坚持结合原则、走自己的路的精神。第二,坚持独立自主,首先要求中国化主体必须具备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而这种勇气既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革命经验较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也来自善于结合本国国情比照分析,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其善者而用之,不善者不从之的清醒和明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对本本和别国经验作一些评判和取舍,甚至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看法,由此会引起教条主义者的批判、责难、打击和排挤。当然,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想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党员和群众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大胆探索,除培养他们树立五不怕的精神外,还要创造宽松、宽容、宽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提供自由民主的制度保证。坚持独立自主,还要求中国化主体具备自主决策、大胆独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正确认识也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领导者必须充分认识到各种困难和可能,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之奋斗,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威信、权力、利益、生命。

(二)实践价值。1.它能指导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 它能指导我们正确地处理改革中加强宏观调控和扩大、落实企业自主权的关系; 3.它能指导我们培养大批具有独创自主精神的各类优秀人才, 以增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实力;4.它能指导我们建立以尊重各国人民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 发展对外关系; 5.它能指导我们各行各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协调和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