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早期组织的一点考证

黄爱军

(安徽财经大学 安徽蚌埠 23303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以下简称《党史》上册)在论及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有以下一段记述：“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

《党史》上册关于“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记述，显然来自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已有六个小组”的记载，但笔者认为，《党史》上册对这段历史文献材料的引用与历史文献材料本身的意思有所出入。

第一，文献中所记载的“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显然不是仅仅指来自国内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应该包括来自日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文献材料的完整记载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2]

第二，明明有七个地方的党组织派来代表参加一大，但又说只有“六个小组”，岂不矛盾？显然不会是误将“七”错写成了“六”。也就是说，七个地方，六个小组，必有一个地方不在“六个小组”之内。《党史》上册将日本小组排除在“六个小组”之内，显然不符合文献原意。笔者认为，“六个小组”是指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党组织，没有把上海的党组织包括在内。《党史》上册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历史文献上的“小组”这两个名称，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有所不同。“共产党早期组织”涵盖各地共产党组织，“小组”则不包括上海共产党组织，二者不能混淆，更不能混用。

第三，今天人们一般习惯将上海的早期组织与各地的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史》上册的记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3]实际上，上海的早期组织与各地的早期组织，在名称、性质和特征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名称来说，上海的早期组织最初称“共产党”，到1920年11月称“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最初为“共产党小组”，后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广州的早期组织称“广州共产党”，或“广州共产党支部”；济南的早期组织称“共产党小组”；武汉的早期组织称“武汉共产党支部”。[4]也就是说，只有上海的早期组织才直称“共产党”或“中国共产党”，各地的早期组织则称为“小组”或“支部”。名称与内容是一致的，并不是时人随便的叫法。上海的早期组织与各地的早期组织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海的早期组织是各地的早期组织的中心、总部和机关，这应是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包含的意思。

上海的早期组织是各地的早期组织的中心、总部和机关，各地的早期组织是上海的早期组织发展的“小组”或“支部”。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当威金斯基(Voitinsky)同志在上海工作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全国成员不超过五十——八十人。[5]马林这里所说的“团体”，当指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指出：“一九二0年春，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和杨明斋(华侨，山东人)来华建立党的组织。首先找到了陈独秀，遂于一九二0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中共小组建立后，开始在其他地方发展党的组织。在北平由张国焘发起，建立了党的组织(最初仅七人)，李守常、张申府及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党的；在日本由施存统找周佛海发起组织(最初只四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创立党的组织；在湖北由董必武首先建立党的小组，吸收陈潭秋等入党；最后，写信到法国，在勤工俭学会中建立了党的小组织，周恩来、李立三、罗迈、李富春、王一飞等都是在法国加入党的；以后陈独秀到广东(陈炯明请他去任教育厅长)，在广东也有了党的组织的建立。”[6]

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指出：“北京小组的工作即使不是在上海小组的直接指导之下，也是在它的建议之下进行的。当时，上海小组为建立全中国性质的共产党打下了真实的基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中心。”[7]“中国共产党产生在无产阶级巨大中心的上海，然后发展到北京、广州、汉口等地……”[8]

1 937年董必武在延安与尼姆韦尔斯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9]1953年包惠僧回忆：我记得当时没有小组这个名词，凡经中央组织起来的地方都叫支部。[10]1961年包惠僧回忆中又指出：我为了写回忆录的方便，我常把上海党写成临时“中央”。各地方的组织叫做支部，并无共产主义小组之称。[11]

《党史》上册虽然突出了上海早期组织在全国建党中所起的发起组作用，但又将其与各地的早期组织放在平行的地方组织范畴。有的论著将上海发起组称之为上海“共产党”[12]，有的论者将中共一大前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称之为地方性共产党组织[13]。我不同意将上海发起组与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称为地方性共产党组织，因为这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实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为目标。中共在上海酝酿组织发起之初，虽然以活动在上海地区的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为发起人，但并不以上海地区为限。一方面，最初发起的5人来自全国各地，陈独秀来自安徽，李汉俊来自湖北，俞秀松、施存统来自浙江，陈公培来自湖南；另一方面，中共酝酿组织发起之初，即以全国作为党组织发展的目标。据施复亮回忆，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并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无名)5人，起草纲领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14]这说明，中共酝酿组织发起之初，不仅以全国作为党组织发展的目标，而且将党组织发展目标扩大到海外的中国人之中。8月，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该组织似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5]正是在上海发起组的帮助和推动下，国内的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也都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中共一大前，虽然党的组织机构尚未全面建立，但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上海发起组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地方性组织，都应属于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范畴。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63、63页。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第52页。

[4]刘宋斌、姚金果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1页。

[5][6][7][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1、450、439-440、446页。

[9][11][1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2、434-435、34页。

[10]《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页。

[12]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13]杨斌、陈明显：《“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由来及其问题》，《党史博采》1996年第2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