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口语课本的编写特点①

杨杏红,张 娜

(1.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363000;2.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最近十多年,域外北京官话课本的挖掘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材料,这其中最为丰富的是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北京官话课本,仅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1]就收入了329本。通过对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近代日本汉语教育的基本情况,在这方面王洪顺(1999)[2]、李无未(2006)[3]已有相关研究。但总结已有的成果,我们认为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清楚,如日本明治不同时期北京官话课本的编写变化是怎样的?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语言学价值体现在哪里?因此,本文将就这些相关的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日本明治时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从明治前期到明治后期,所编纂、使用的北京官话口语课本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时期。

一、沿用明治之前的唐通事汉语口语课本

日本外务省汉语学所开办初期,并没有合适的教材,曾在汉语学所学习到明治9年(1876年)的中田敬义,在回忆当年学习情况的文章中写道:

外务省汉语学所约有五六十个学生。一开始是练习“アイウエオネ カキクケコ”的发音,今天想起来好像奇怪,当时是为了矫正发音。《三字经》是用支那语(汉语)语音学的,还学了黄封皮、三册的《汉语跬步》,那仅仅是单词的排列。然后,进一步学习手抄本《二才子》 、《闹理闹》、《译家必备》。[4]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汉语课本的使用特点:

1.采用中国古代幼儿汉字启蒙的教材,如上面提到的《三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