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伪对赫哲族的毒化政策①

杨 光,田丽华

(佳木斯大学a.人文学院;b.学报管理部,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一、日伪对赫哲族毒化政策推行的背景

日人对赫哲族称为“高尔特”,对该民族并不陌生,“早在十八世纪就与生活在库页岛上的赫哲族发生过直接的联系,关于赫哲族的介绍也散见于日人的各种游记和调研文献中”[1](P145),尤其是清初来华的日人乌居龙藏称其为“通古斯的雄族”[2](P143),更使日人加深了对赫哲族的勇猛矫健的印象。伪满时期,由于赫哲族所在的伪三江省是抗日的活跃地区,因此日伪十分担心赫哲族与东北抗日武装联手抗日。尤其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际,东北的抗日联军面临着艰苦绝伦的境地,大部分抗联军队调整战斗路线,辗转到深山野林里进行战斗的准备。而赫哲族英勇善战,由于从小就练习渔猎,眼力好、枪法准,并且熟知当地十分复杂的地形,因此日伪生怕赫哲族给驻扎密林的抗日联军带路,更惧怕赫哲族过江去投奔苏俄,所以极尽拉拢之事,为其利用。

为了讨好笼络赫哲族,日伪采取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对赫哲族的毒化政策。对赫哲族实行毒化政策,在当时是有着一定的“可行性”。

1.实行毒化政策,能够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

旧时赫哲族社会还没有烟草,该民族就喜欢用一些植物的叶子晒干用来吸食,这些植物主要是榛树和柞树。而当烟草进入了赫哲族社会,该民族就十分喜好,逐渐发展到日常生活离不开烟草,并成为日常消费品的一大消耗。烟草最开始进入赫哲族社会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渠道且交易的价格标准也因为地域的不同而不同,如“尼满河与乌苏里江汇流一带地区的貂皮换取日用生活品的比价:貂皮二至三张换取三十斤白酒或关东烟叶三十斤”[3](P207)。而在较为偏远的牛河一带要换取同样斤数的关东烟叶则需要貂皮六至八张。伪满政府清楚地看到鸦片能够带来不菲的经济利益,甚至将成为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大宗,因此日伪极力鼓动伪满人民种植鸦片。在这种鼓动下,东北农民纷纷放弃粮食生产而种植鸦片,而鸦片的种植确实给日伪带来不菲的利润,如1935年种植鸦片面积约3万亩,日伪从中获种植税20万元。[4](P427)

2.实行毒化政策,能够引诱麻痹赫哲族

日伪看到赫哲族具有东北人喜爱烟酒旧俗这一点,对其用鸦片进行引诱。赫哲族喜欢烟草主要因为该民族生活的地区处于寒带,冬季寒冷而漫长,吸烟能够驱寒。其次,赫哲族是典型的渔猎民族,经常跋山涉水、露宿野外,吸烟能够驱除蚊虻,甚至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另外,吸烟也是与赫哲族心理需求有关。在苍茫的林海里,没有人的踪迹,变幻莫测的自然界以及凶狠的野兽出没,都是对赫哲族猎手的考验,而吸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令吸食者壮胆,使人兴奋。吸烟的现象在赫哲族是普遍存在的,不分性别和年龄,男女老少烟瘾都较深。

日伪利用赫哲族喜食烟草旧俗,投其所好地宣称:吸食鸦片会使人变得“威力很大”,谎称鸦片是烟草的更新品。为了迷惑赫哲族,日伪把鸦片称为“福寿膏”。为了让更多的赫哲族吸食鸦片,成为不能自拔的瘾君子,特意对朴实的赫哲族宣称鸦片的种种“优点”如“比烟草更好抽更解乏”,甚至是医治百病的“长寿丸”,来引诱赫哲族来吸食。因此,赫哲族社会开始大范围吸食鸦片,“据伪满洲国康德五年(公元1938年)饶河县公署行政科调查,全县成年吸食鸦片者达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5](P125),足见当时吸食鸦片在赫哲族社会中已蔚然成风。

二、日伪对赫哲族毒化政策实施的措施

1.在赫哲族地区普遍种植鸦片

赫哲族对烟草的消费一直是生活消耗的大宗,“赫哲人用各种兽皮(主要是貂皮)换自己所需的各种物品,如烟、酒、布匹、小米、食盐和铁锅、刀、斧、火镰等”[6](P553)。又如“戈尔德善于根据黑熊的足迹捕黑熊,……黑貂的皮全部用来换取火柴、烟草、盐等其他日用品。”[7](P152-153)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关内流民对赫哲族所在的边疆地区不断地开垦,原始狩猎业受到一定的冲击,因此赫哲族的猎物越来越少,质量也越来越差,赫哲族的收入受到不小的影响,这势必减少了赫哲族烟草的消费。而在这种情况下,赫哲族地区鸦片获得却是很便利的,这主要是由于鸦片在赫哲族地区的普遍种植。

清中期以来,大批的流民来到赫哲族聚居地,其中就有从事鸦片种植的。当年阿纳特博士深入满蒙地区探险的时候,就注意到:“沿着黑龙江……因之这一带有不少的农业移民,大致在黑龙江沿岸的居民,除了土著的种族外,几乎全部是从山东省来的,但这些移民是因地而异,不一定全是从事农耕的,有的打猎,有的采樵,有的种鸦片”[8](P127)。近代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后,“因为乌苏里以东被沙俄侵占,大批屠杀与驱赶华人,被批转道投奔此地种植鸦片,伐木采参等……,于是茂密参天的大深树林子,被人们一块块一片片的砍掉开垦出来做了鸦片烟田”[9](P4-19)。可见,当时世居此地的赫哲族地区鸦片的种植已经不是罕见之事。

日伪时期,为了从鸦片种植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润,日伪政府招募大批的关内流民来到人迹罕至的地方种植鸦片,这些地区就包括赫哲族所世居的家园如抚远县,“本县栽培罂粟的面积约为一千余晌,其收获量为十二万两千(斤)左右,一晌收获量为七十至一百两左右,著名的鸦片产地饶河县一晌有二百七十乃至三百两。”[10](P103)同时,为了使赫哲族更为便利地获得鸦片从而沉溺于鸦片毒品之中,鼓励赫哲族自己种植鸦片,“伪满时期,日寇将赫哲人集中于深山密林,允其种植吸食鸦片。”[11](P120)为了让不善农耕的赫哲族能够安心种植罂粟,日伪政权采取种种优惠政策。例如提供给赫哲族优质的罂粟种子,配给一些生活日用品;另外就是对赫哲族配备枪支和弹药,从而对罂粟的生产提供“安全保障”。

由于日伪当局的提倡和引诱,罂粟栽培面积急剧增加,罂粟种植地区遍布整个赫哲族地区,其中赫哲族世居地——伪三江省大量种植罂粟。为何在伪三江省大量种植罂粟,其中之一的原因在于伪三江省地处北满,与苏俄相毗邻,且有漫长的国境线,日伪认为该地区素来受“苏俄的影响甚深”;再者,伪三江省的抗联十分踊跃。而日伪最担心的是“苏俄势力”与“抗联军队”联合,携手抗日。而在此地区大量种植罂粟,而不耕种农田,可以给抗日武装部队“断粮”,从而消灭抗日力量。另外,赫哲族聚居地一般处于地广人稀,森林茂密的地带,罂粟的种植可以便于匿藏,从而逃避舆论的谴责,所以此处成为北满的重要鸦片产区。

经过调研比较,日伪认定赫哲族世代居地之一伪三江省饶河县的风土气候是最适合罂粟的生长发育的需要,而且产的鸦片与热河等其他地方相比较,因含有较多尼古丁所以质量更优,所以此地所产的鸦片需求量大,价格更高。相对鸦片种植来说,农作物投入更多、产出却少,因而鸦片种植的利润更大;加之日伪政府的鼓动,因此当地的农民纷纷改种鸦片,放弃对传统农作物的种植,致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出现畸形。以饶河县为例,“该县罂粟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至1935年达到了3万亩”[12](P16)。而赫哲族世居的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抚远县、桦川县、同江县、富锦县城、勃利县都已成为鸦片种植的重要产地并有逐渐扩大之势。总之,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在赫哲族居住的三江流域广大沿岸种植鸦片来获取高额利润。

尽管在1936年日伪政府决定加强伪三江省尤其是对该省“特殊地带”——“国境地带”的治安管理。因为该“特殊地带”毗邻苏俄,且多为赫哲族等土著民族所世居地,同时还是抗联的活跃地区,因此具有较复杂的社会环境。考虑到鸦片带来高利润的同时更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对赫哲族所居住地区的鸦片种植有所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是片面的,日伪政府仍允许部分种植罂粟。同年,伪三江省鸦片总产量仍然在300万两左右[13](P58-59)。鸦片的广泛种植自然也为包括赫哲族在内的东北民众吸食鸦片提供了便利条件,“据1938年饶河县公署资料记载,全县成年人吸食鸦片者达55%以上”[4](P427)。

2.引诱赫哲族吸食鸦片

早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初的1932年秋,伪满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话,谎称鸦片是包括赫哲族在内的伪满洲国民众所喜爱的东西,并大发厥词:伪满政府要“适应”人民的需要,准许人民栽种鸦片,领取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烟草由伪满政府负责专卖。在驹井德三倡导下,同年9月伪满政府组建了所谓的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17日伪满财政部发布了《明定暂行鸦片专买法施行规则令》,规定“县长、旗长或市长关于鸦片之搜集,提出保管及运搬与以便宜及保护”[14]。同年的11月,伪满政府又公布了《鸦片法》,该法条对鸦片的种植和吸食都采取相当程度的放纵态度。该《鸦片法》实际上是纵容人们公开吸烟,即每个人不论是否有烟瘾都可以仅花费五角钱手续费领取为期半年有效期的吸食证,可以公开凭此证件买烟和吸烟。在伪满洲国如果领了吸烟证,就等于得到了吸烟的绿色通行证。日伪当局为了拉拢赫哲族,特许赫哲族待遇上有一些“优惠”,这些所谓的“优惠”就包括鼓励其吸食鸦片,发放“吸烟证”,配发一定量的鸦片。日本特务机关规定,凡是25岁以上的赫哲族,按男女普遍配给鸦片,一般每人一天一份,多者二至三份[15](P72)。在这种毒化政策的引诱下,1937年“全部登记的伪满洲国烟民高达1300余万人,而年龄在20岁到35岁的又占了全体烟民的70%”[16](P824)。这只是一个官方数字,实际吸食者要远大于这个数字。而在伪三江省抚远县下八岔赫哲族乡里“赫哲族成年人差不多都抽大烟”[17](P86)。

在日本侵略者看来,沉迷于鸦片的人是堕落的缺乏民族意识的人,这些人是根本不会举起反抗的旗帜,不用操心对其进行统治的,因此他们竭力鼓励吸食鸦片。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鸦片销售点数量十分密集,遍布伪满洲国的各地。除了日伪机构的配给鸦片外,赫哲族是也很容易采购到的。由于这些鸦片零售所销售的鸦片价格便宜,仅为黑市的五分之一的价格,烟膏还特意掺有香料和毒素,使人吸食起来更容易上瘾。夸张的包装宣传,女招待的谄媚招揽,噱头十足的毒品种类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烟具,这些对于朴实无华的赫哲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为了吸引更多赫哲族走向毒品的深潭,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各种报刊媒体进行虚假宣传,甚至挖空心思把毒品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即“长寿丸”。他们谎称这种所谓的“长寿丸”是可以包治百病的,能够治疗赫哲族的顽疾,更能够使其快速消除疲劳,强身健体。

赫哲族世代居住在在江河之畔。经常在江边、山林等杳无人烟的方捕鱼打猎,寒冷饥饿、野兽的侵袭时刻考验着赫哲族猎人的心理素质。而日伪号称烈酒和鸦片能迷惑赫哲族猎人,“使其跃跃成仙,增加勇气”,因此,赫哲族即使十分贫困也愿意用渔猎产品去购买鸦片,如在赫哲族部落“在三十年的时候有(人)用纸币(洋大钱)来买鱼的,每斤值八、九分钱,但赫哲族多是卖给饶河县沟里种罂粟的人家”[18](P10)。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赫哲族实行民族灭绝政策,使其濒于民族危亡,为了求得生存,部分赫哲族在人迹罕至的僻壤之处偷种鸦片。同时,日伪还鼓励汉族兜售鸦片给赫哲人,例如当时在勤得利开果食铺刘姓的汉族人曾多次卖给赫哲族鸦片,而贫苦的赫哲族却是以廉价的劳动相交换,每到冬天汉族商人就雇佣赫哲族并让其打木木半子,以便从中渔利出售给俄国轮船。另外,日伪“利用赫哲族为其‘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强制性地在大屯河七里沁分别组建了由30多名赫哲族编伪‘山林队’,为其‘了解匪情’。即利用赫哲猎人为其‘维持治安’,配合日军‘进剿’,为他们‘收官刀’(烟种植税)”[18](P83),对此日伪付给赫哲猎人组建的“山林队”的报酬即“奖励”鸦片,赤裸裸地鼓励赫哲族吸食鸦片。在这样的诱惑下,少数赫哲族陷入日伪设定的圈套,不能自拔,如赫哲族尤德荣,是饶河附近的七里沁人。虽然他出身剥削阶级,家里生活富裕,但是禁不住日伪诱惑充当日本人的帮凶,替日本人收烟税。

由此可见,一方面赫哲族部落拥有获得鸦片的便利渠道;另一方面日伪鼓励赫哲族吸食鸦片,特意采取发放鸦片吸烟证并配给鸦片烟。日伪时期相当一部分赫哲人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

三、日伪对赫哲族毒化政策的危害

19世纪80年代鸦片就传入赫哲族聚居的三江区域已经对赫哲族身心产生一定的危害,“本世纪初(19世纪),赫哲族(包括瓦尔喀)大都染患吸鸦片之恶习,非特危及身体之健康,且因天花性病之延,全民族濒临衰亡灭绝之境地。据考,十九世纪末,此地沿别拉洪河、挠力河、七里沁河一带,共有赫哲族约一百余户,四百余人口,奈上述原因,人口急剧下降。”[11](P119)足见鸦片烟毒在本县危害程度之大。吸食鸦片者“经月便成为满面青灰之大烟鬼,骨瘦如柴,食欲不振,劳动能力大减,不消一两年间,便奄奄死去。”[5](P125)

日伪时期,为了更好地统治赫哲族,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其毒化政策的实施,宣称“毒品的使用是不配于像日本这样的优秀民族的。只有像中国人、欧洲人和东印度人这样颓废的劣等民族才会沉溺于毒品当中。这就是他们注定要成为我们的奴隶以及终将消灭的原因”[19](P75),毒化政策的实施使得赫哲族深受其危害。

虽然由于社会舆论的异议,迫于国际压力,日伪曾经对吸食鸦片实施“断禁”,但实际上却是仅仅登录吸食鸦片者的名字,变相鼓励民众吸食鸦片。对于登录吸食鸦片者,没有任何惩治措施,相反却促成了更多的瘾君子以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赫哲族聚居地的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原有瘾者3000人,再登录的结果,添了三分之一,到45000人”[20](P695)。

种植和吸食鸦片,造成的恶果致使赫哲族不但生活极端贫困,而且体质不断下降,生育能力降低,人口迅速减少。许多赫哲族人因吸鸦片中毒,丧失生产和生育能力,“抽大烟(吸食鸦片)的结果,赫哲族生育率是很低的,我们在下八岔曾调查过十个已经不能再生孩子的妇女,这十个妇女中生的最多的是八个孩子,有两个根本没有生过,仅生养一个孩子的有两人,生两个的有两个,死亡的十八个,占75%。”[21](P95)日伪毒化政策的实施结果造成赫哲族体质迅速恶化,不治而亡的赫哲族人数越来越多。随着事态的发展,赫哲族也逐渐认清毒化政策对本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赫哲族聚居区之一的伪三江省饶河当地就广泛流传着一个民谣说:“为人不喝乌苏水,喝了乌水就变鬼。活着大烟鬼,死了屈死鬼”[22](P147)。正因为日伪给赫哲人发放吸烟证,发给大烟粉,可吸食“福寿膏”,并让“山林队”种植罂粟,致使赫哲族吸食鸦片中毒、上瘾,产生依赖性,使一些人丧失劳动和生育能力,实质是搞慢性屠杀,如“同江境内的赫哲人迁到所谓的一、二、三部落,生活极其艰苦,短短几年,归并时候237名赫哲人死亡72人”[23](P11)。由于赫哲部落地处偏远,医疗设施极为落后,烟毒的泛滥所造成的病患根本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因此即使毒瘾发作,只能面对死亡的考验,造成赫哲族在日伪时期人口大量地减少,民族濒临危机。

另外,日伪毒化政策的实施也给赫哲族本来就贫困的生活带来不小的负担,甚至占相当一部分赫哲族家庭日常消耗品的首位。早在19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者凌纯声就对赫哲族进行考察中发现,“赫哲人在十余岁以上,无论男女老幼都嗜烧酒和鸦片;近年来他们终年的收人,维持生活尚虑不足再加上这两种消费,生活愈形贫困”[24](P60-62)。日伪时期这种现象更为突出,这些赫哲族家庭数年吃不到一顿像样的饭菜,但是却不能一日无鸦片,始终处于艰难度日的状态中。

日伪时期所撰写的日文调查报告中也承认了鸦片对赫哲族的危害之深,如在康德八年七月日人对伪三江省富锦近郊赫哲族的调查中得出“酒与鸦片以及流行病是最使赫哲族的生活日益贫困的原因,此外还有森林的砍伐和渔猎场所的破坏”。[25](P103)

更为可怕的是对鸦片的沉迷,使瘾君子意志消退,萎靡不振,荒废渔业生产,忘却了侵略者的仇恨,丧失了反抗精神,进而泯灭了民族性,这也正是日伪所实行毒化政策的目的。正如远东国际陆军军事法庭裁判书所写的那样:“凡被日本所占领的地方,从占领起到日本投降为止,鸦片和麻药使用是日益增多的”[26](P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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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邦.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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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饶河县志编纂委员会.饶河县志:卷二·人口[B].内部发行,1992.

[12]田雪莹.论东北沦陷时期东北鸦片政策[D].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0.

[13]吕永华.伪满时期的东北烟毒[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4]本报讯.中宣政治两部就力行烟禁以摧毁敌人的毒化政策告国人书[N].新华日报,1936-06-03.

[15]杨光,高乐才.伪满洲国时期日伪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2).

[16]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东北经济掠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7]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黑龙江省抚远县下八岔赫哲民族乡情况[R].1985.

[18]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黑龙江省饶河县西林子乡四排村赫哲族情况(赫哲族调查材料之三)[R].内部发行,1958.

[19]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0]孙邦,经济掠夺[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21]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黑龙江省抚远县下八岔赫哲民族乡情况[R].内部发行,1958.

[22]王吉厚,姚中山晋.话说乌苏里江[M].哈尔滨:黑龙江科技出版社,2000.

[23]黄任远.赫哲那乃阿伊努原始宗教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4]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M].南京: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承印,中华民国23.

[25][日]大间知笃三.穿鱼皮衣的人们——三江省富锦近郊赫哲族采访记抄[C]//大间知笃三.满洲民族杂记.长春:满洲文艺春秋社,昭和十年.

[26]张效林,译.远东国际陆军军事法庭裁判书[Z].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