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精神之旅

郑素华

(福州大学应用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福州 350002)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一生著述甚丰，无论是小说、剧本、评论、随笔、游记和回忆录都广受好评。毛姆的小说雅俗共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吸引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广大读者。因此毛姆也被称为“在狄更斯之后，最受欢迎的英语作家。”［1］毛姆的作品以“讲故事”的手法深刻探讨了严肃的人性主题和人生的意义。通过毛姆的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他的作品里隐藏着对自身信仰的一种探索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

一、对基督教的摒弃

毛姆于1874年1月25日出生在法国巴黎。父亲是一名在英国驻法使馆工作的律师。当毛姆还不满10岁时，他的母亲和父亲就先后去世了，因此年幼的毛姆被送回英国，由伯父亨利·毛姆抚养。亨利·毛姆是一名自私、贪吝虚伪的教区牧师，对待侄子冷漠而近于粗暴。12岁时，毛姆由伯父安排进入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学习，由于毛姆身材矮小和严重口吃，经常被学校里的大孩子欺负和折磨，因此他的境遇变得更加不幸了。

毛姆将童年的这一经历写入了半自传体小说《人生的枷锁》里。小说主人公菲利普由于跛足不断受到嘲弄，进而痛苦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有一天晚上，菲利普先是读到《马太福音》里的一段话“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2］而后又在大教堂牧师布道时听到关于“信念能移山”的信条。他似懂非懂，因为“《圣经》里有时明明说的是一码事，到头来指的却是另一码事，确实是够玄乎的。”［2］于是他决定向伯父讨教，伯父告诉他“要靠心诚感化上帝”［2］。于是菲利普把解脱自己困顿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身上，“他跪倒在地，双手掩面，整个身心都在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能使他的跛足恢复正常。同搬走大山相比，这简直是件不费吃灰之力的小事。他知道，上帝只要愿意，一举手就能办到，而就他自己来说，内心一片至诚。”［2］“菲利普将心灵的全部力量，都倾注在自己的祈祷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对上帝的言辞无限信仰。……菲利普心生一念:他得以某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来吸引上帝的注意……他又想到，自己身上的睡衣太柔软了，可能会惹造物主不快，所以索性把睡衣也脱了，就那么赤裸着身子作祷告。”［2］可是尽管菲利普一片赤诚，他满心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发生。大伯告诉他还是因为他的心不够诚。终有一天，菲利普意识到，“依我看，谁也没法心诚到那种地步。”［2］这就像他小时候怎么也没法挨近小鸟，把盐撒在它尾巴上一样。于是菲利普觉得自己上了当，不是上了耶稣的当，而是上了大伯的当，是大伯一直在耍弄他。这个时候的菲利普对待基督教还是半信半疑，心存幻想。之后校长铂金斯先生的一席话又重新点燃了他对基督教的热情，并让他有了思想的寄托，痛苦挣扎的内心暂时恢复了平静。“只要你在接受这种不幸时稍有违抗之意，那它就能给你带来耻辱。只要你把它看作是上帝恩宠的表示，看作是因为见你双肩强壮，足以承受，才赐予你佩带的一枚十字架，那么它就不再是你痛苦的根由，而会成为你幸福的源泉。”［2］但是身边牧师的种种丑行又使菲利普对基督教产生了厌恶和怀疑。“‘我不明白一个人干嘛非得信奉上帝’，话刚一出口，他顿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信奉上帝了。”［2］

我们知道对毛姆一生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口吃了。他在评论他的朋友阿诺德·贝内特的口吃时说，“几乎没有谁能理解口吃使他所蒙受的耻辱……谁也不会意识到，他本可以用一种美妙的、有趣的、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却由于口吃而不敢轻易启口，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呵!人们很难想到由于口吃他不能与周围的人们进行正常交往的痛苦。”［3］其实这说的也是毛姆自己的感受。毛姆小的时候，正如同他自己塑造的主人公菲利普一样，希望上帝能够治愈他的口吃，消除他苦难的根源。可是上帝始终无动于衷，而离上帝最近的那些人——侍奉上帝的牧师却个个干着卑鄙的勾当。于是毛姆的内心毅然同上帝决裂了，因为基督教并不能让他走出生活痛苦的深渊，带他走入自由的精神家园。

毛姆1901年在《作家笔记》里就直言，“我很高兴自己并不信仰上帝。当看到世界的困苦和心酸时，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信仰上帝更可耻。”［4］在写于1900年的《克雷杜克夫人》里，当伯莎历尽痛苦生下了一个死婴时，她所有对幸福的期待和念想都破灭了。牧师的妹妹格洛弗小姐叫她要向上帝祈祷，伯莎断然拒绝了，“不，我不想求上帝。他若非软弱无能，便是残酷无情。我不要宽恕。我没做任何需要原谅的事。倒是上帝需要我的宽恕。”［5］“不，我比你更慈善，我知道上帝不存在!”［5］

基督教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况且毛姆也是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中成长的。毛姆能够看清基督教的虚伪，并对它进行如此激烈的抨击，这在当时的文坛并不多见。

二、叔本华哲学思想

19世纪到20世纪，人类社会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掠夺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也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同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阐述了生物的进化进程，科学的进步打破了传统宗教的精神基础，西方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尼采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标志着英国及整个西方现有社会意识形态走向了没落和解体。

在这样的社会转型期，毛姆同众多的西方人一样，思想上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摒弃了基督教，毛姆开始了再次探寻人生意义和人性价值的求索之路。

1892年初，他未遵从伯父让他进牛津大学攻读神学的安排，而选择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一年。在那里，毛姆接触到德国哲学家库罗·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和权威学者讲授叔本华的哲学专题，以及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新戏剧潮流。这一经历在作品《人生的枷锁》里也有体现，“菲利普进入了海德堡大学，旁听一两门课程。昆诺·费希尔此时名声大噪，红得发紫。那年冬季，他作了一系列有关叔本华的相当出色的讲座。菲利普学哲学正是由此入的门。……他在聆听先验哲学的专题报告时，却消声敛息，出乎意外地入了迷。……这一厌世主义的主题，深深吸引了这个年轻人。”［2］

特德·摩根也讲过，“对于毛姆的思想，易卜生和叔本华倒是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的。”［1］因此毛姆的作品里总是弥漫着生命存在的渺茫感和微弱感，这也正是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基础是他的意志哲学。他无限夸大意志的地位，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人的全部活动都受意志的支配。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他明确指出由于缺乏需要，意志转化为欲念，当一个愿望得到满足，这个欲念就暂时结束，然而这个得到满足的欲念马上又会生成其他的愿望。也就是说生命的存在就是一个必然遭到无穷无尽意欲折磨的过程，生命不止，意欲不止，所以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旅程。

毛姆小说里的人物也总是受到一种环境的力量的操控，这种环境的力量可以表现为金钱、情欲，以及宗教。这种力量也类似于叔本华的意志。

《人生的枷锁》里的主人公菲利普，一直在对米尔德丽德的情欲中挣扎着。“她一无情趣，二不聪明，思想又相当平庸;她身上有股狡黠的市井之气，更叫菲利普反感;她没有教养，也缺少女性特有的温柔。”［2］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愚蠢粗俗的女人，菲利普却始终无法从对她的爱欲中挣脱。“可是突然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何缘故——也许是因为想到要揍她，或者是因为想到她那对漂亮的小耳朵——他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感情冲动紧紧攫住。他涌起万股缱绻之情，想象着自己如何把她那娇弱瘦小的身子紧紧搂在怀里，并亲吻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他要用手抚摸她那微微发青的脸颊。他多需要她啊。”［2］这种无法被理性控制的爱欲，让菲利普万分痛苦。“可他偏偏爱上这样一个女人，怎能不叫他厌恶、轻视自己。”［2］“菲利普像鄙视米尔德丽德那样鄙视自己。”

那么要如何才能从被意欲折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呢?叔本华提出了以禁欲和艺术的方式来找到希望的可能。他认为人只有在摆脱一种强烈的欲望冲动的时候才能获得根本上的自由。毛姆也在作品里对这种方式进行了探索。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为蓝本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叙述的是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在人界中年后突然响应内心的呼唤，舍弃一切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与土著人一起生活，因而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杰作。在这个故事里，思特里克兰德一直希望通过禁欲来摆脱生活的枷锁，可是又经常失控成为肉欲的奴隶。“一连几个月你脑子里一直不想这件事，你甚至可以使自己相信，你同这件事已经彻底绝缘了。你为自己获得了自由而高兴，你觉得终于成为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你好像昂首于星斗中漫步。但是突然间，你忍受不住了。你发觉你的双脚从来就没有从污泥里拔出过。你现在索性全身躺在浪泥塘里翻滚。于是你去找一个女人，一个粗野、低贱、俗不可耐的女人，一个性感毕露令人嫌恶的畜类般的女人。你像一个野兽似地扑到她身上。你拼命往肚里灌酒，你憎恨自己，简直快要发疯了。”［6］禁欲是对人的一种折磨，那艺术呢?当艺术演变成了创作欲，就和金钱肉欲一样成了套在人身上的铁链。“‘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我好像感觉到一种猛烈的力量正在他身体里面奋力挣扎;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强大，压倒一切，仿佛违拗着他自己的意志，……他似乎真的让魔鬼附体了，我觉得他可能一下子被那东西撕得粉碎。’”［6］

最后，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被认为是天才之作，因为在他的作品里“人的最原始的天性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眼前，你看到的时候不由得感到恐惧，因为你看到的是你自己。”［6］那么这个让人心神不安，无比恐惧的人的最原始的天性又是什么呢?“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思特里克兰德“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6］既然了悟折磨人的这些意欲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克服的，那么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思特里克兰德临死前，“他叫爱塔保证，放火把房子烧掉，而且要她亲眼看着房子烧光，在每一根木头都烧掉以前不要走开。”［6］

艺术也并非是打开生活枷锁的钥匙，既然天性如此，那么人的一生注定了就是苦难。人类精神信仰的归属依然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东方哲学

毛姆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虽然他一直也怀着人生虚无、人生没有意义的悲观想法，但是他一直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他一直在为自己，也在试图为整个人类寻找精神家园而努力。西方的文明崩塌了，毛姆就转向了神秘的东方，希望能找到一种信仰，能够打开人性的枷锁。“我整个心灵都渴念着东方，……我可能找不到这生活之谜的谜底，可我知道到东方去肯定能比呆在这儿知道得多一点，从书本和文明社会我是再也找不出更多的东西来的了。”［1］毛姆一生曾多次到远东游历，所以他的作品里经常可以读到亚洲的风土人情和古老的东方文明。

《刀锋》写一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达雷尔，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好友为了救他而中弹牺牲。拉里因此对人生感到迷惘，弄不懂世界上为什么有恶和不幸。复员后，拉里和未婚妻解除婚约，抛下一切，开始漫游世界，一心想探求人生的终极。最后到了印度，找到了印度的吠陀经哲学。于是了悟人生，散尽家产，在美国隐身人海，当出租车司机自食其力。

《刀锋》的开篇毛姆就引用了《迦托——奥义书》里的一句话，“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吠陀经给拉里的启发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所珍视的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只能和丑恶的东西共同存在。”［7］“既然得出某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人就只能尽力而为。”［7］毛姆也坦言，“我并不想在本书里阐述所谓《奥义书》的哲学体系。我懂得太少了，但是即使懂得很多，这也不是阐述《奥义书》教义的地方。”［7］只是他感觉对于迷茫的西方人来说，《奥义书》的教义或许是一个精神上的选择，或许可以由此获得宁静平和的人生。

另外在这部小说里，毛姆还提及了印度教的轮回说。“轮回既是世间有恶的解释，也是恶的存在理由?如果我们受的恶报是我们前生造孽的结果，我们就会服服帖帖地忍受，并再硬挣一点就行;使人不能忍受的是看见别人受苦，而这些苦难看起来往往不是应得的。如果你能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前世作的孽，你可以怜悯人家，可以尽力减轻痛苦，而且应当如此，但是，你没有理由抱怨或者不平。”［7］但是印度教是西方人的精神家园吗?毛姆借拉里做出了回答，“我认为，我们西方人不可能像东方人那样从心眼里相信。这和他们是血肉相连的;而对我们说来，只能是种见解。我既不相信，又不不相信。”［7］

在1919年9月，毛姆来到了中国，他放弃了奢侈舒适的旅程，一路坐民船，走了1 500英里的水路，然后又步行，深入中国内地，寻道访贤，进行了四个月的游历。

在1925年完成的小说《面纱》里，毛姆就借凯蒂和韦丁顿的谈话引出了“道”。“‘你知道我找的那个东西吗?’他微微一笑，耸起了肩膀。‘道。有的人从鸦片里寻求这个道，有的人从上帝那里，有的人投奔了威士忌，有的人想从爱情里寻个究竟。而有了道，你还是什么也没得到。’”［8］他同时用大量的笔墨解释了什么是道。

“道也就是路，和行路的人。道是一条时间万物都行走于上的永恒的路。……道中充盈着万物，同时又虚无一物。万物由道而生，循着道成长，而后又回归于道。……它是万物寄居的避难之所。它不在任何地方，可是你一探窗口就能发现它的踪迹。不管它愿意与否，它赐予了万物行事的法则，然后任由它们自长自成。依照着道，卑下会变成英武，驼背也可以变为挺拔。失败可能带来成功，而成功则附藏着失败。但是谁能辨别两者何时交替?……征服自己的人是最强的人。”道无所不能，道无所不在。可是有了道，是否就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是否就找到了人性的价值。“‘这(道)有用吗?’‘有时有用，当我喝了六杯威士忌，眼望天空时，它就有用了。’”［8］似醉非醉时，或许有用，多么地无奈，多么地悲凉。

毛姆期望东方文明能够拯救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缺失，可是不管是印度教，吠陀经还是古老中国的道家学说，始终没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终其一生，他始终也没有找到那个能让人类摆脱精神枷锁，获得心灵自由的精神家园。在他90岁高龄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整个一生一直被这个世界困惑着。我至今也搞不清我是怎样被卷入这样困惑中去的。”［3］但是我们绝不能说毛姆是失败的，因为对于人生意义和人性价值的探讨以及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找本身就是一个无尽而艰难的旅程，而这个探索和寻找的过程或许就是人生意义和人性价值所在。

［1］ 特德·摩根.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M］.梅影，舒云，晓静，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24，114.

［2］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人生的枷锁［M］.张柏然，张增健，倪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1，51，52，52，53，55，73，129，144，333，324，333.

［3］ 罗宾·毛姆.盛誉下的孤独者——毛姆传［M］，李作君，王瑞霞，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16，205.

［4］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作家笔记［M］.陈德志，陈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66.

［5］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克雷杜克夫人［M］.唐萌荪，王纪卿，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167，172.

［6］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月亮和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22，71，334，330，336.

［7］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刀锋［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83，284，275，269，270.

［8］ 威廉·萨姆赛特·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17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