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和中国文学

高 杏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540）

0 引言

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芥川龙之介的死，不仅标志着大正时代的结束，同样也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坛的落幕。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坛的地位。芥川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作品，他的许多短篇小说都广为人知，如《罗生门》《竹林中》等。芥川以理智的态度旁观现实，意在揭露人性的丑恶。他极为重视小说技巧，因此以他为代表的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派也被称为“新理智派”、“新技巧派”。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有密切联系。对于大正作家而言，中国文学“不过是衣裳”，而对于芥川而言，绝不仅是如此。芥川龙之介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对中国古籍的取材以及他的《中国游记》无不显示着他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1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古典诗歌

芥川龙之介号“澄江堂主人”，名“我鬼”，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中国式的风雅韵味。在《罗生门》问世的时候，书的扉页上有题词“君看双眼色，不语似无愁”，说明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热爱。

日本文学素来重视体现“物哀”的审美意识，因此在对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的同时，他们也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斟酌和筛选。日本文学家多喜爱描写大自然的微妙变化，或是充满生机的具有动态美的清丽诗句，或是着重描写一定环境下烘托出的或细腻或恢弘的诗句。芥川也不例外。也许是源于相似的生活经历，芥川格外偏爱许浑的诗句。许浑自幼苦学多病，擅长律诗，其诗句多与水有关。芥川也是自幼体质纤弱，加上作为舅父家的养子，非同常人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性格特别敏感脆弱，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强烈感受性自不必多言。他认为，许浑的诗“比李义山则更微，比温飞卿则更丽”，可见他对许浑诗句的偏爱。

中国古典诗歌在芥川的随笔、书信等中也时有体现。他曾引用赵瓯北的《编诗》“旧稿丛残手自编，千金敝帚护持坚。可怜卖到街头去，尽日无人出一钱”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以及艺术遭人冷落后的伤感。在游江南的时候，芥川在江南名妓苏小小的墓前吟起孙原湘的诗：“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凄迷绿似裙。吊罢岳王来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这些无不说明芥川有深厚的中国文学素养。

芥川是彻底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对艺术追求精益求精，甚为推崇中国的“一字之师”的故事。芥川不仅喜爱中国古典诗歌，而且自己也会创作俳句。吉田精一曾指出，芥川的俳句“承袭的是芭蕉和凡兆的风格”，并评价芥川“所作佳句超过乃师漱石，是近代俳句诗人当中的佼佼者”。芥川除了自己创作俳句外，还研究探讨过松尾芭蕉与中国唐诗的关系。他认为，松尾芭蕉的俳句受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诗歌的影响。可以说，芥川在对芭蕉俳谐革新及如何学习中国诗歌的问题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 芥川取材于中国古籍的小说

芥川从小喜爱阅读《西游记》《水浒传》，并且对中国的志怪、传奇和神魔小说十分着迷。对中国古籍的熟悉，使得芥川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运用了中国古籍中的素材，如《杜子春》《黄粱梦》《仙人》《秋山图》《尾生的信义》等作品。下面仅以《杜子春》和《尾生的信义》为例，说明芥川对中国古典古籍的活用。

《杜子春》的原作为李复言所撰的《杜子春传》。《杜子春》是讲洛阳青年杜子春在穷途末路的时候遇到一位老翁，老翁实为仙人，在仙人的帮助下，杜子春摆脱困境，得到了大量的黄金。然而杜子春挥霍无度，再次陷入困境，仙人再次帮助了他。第三次杜子春表示已经厌倦人世，希望跟仙人学习仙术。入山的时候，仙人要求杜子春不管遇到什么情景都不能出声，而杜子春最终因为不忍见自己的父母被地狱的小鬼们鞭打而出声，同时也失去了成仙的机会。原作《杜子春传》是写杜子春转世为女人，不忍见丈夫摔死孩子而失声，终未成仙，后悔不已。

看似相同的两部作品实际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仙人的形象大不相同。原作《杜子春传》中的老翁是一个引导人抛弃七情六欲的仙人，而《杜子春》中的老人是一个谆谆善诱的慈祥老人。其次，结局不同。原作中的杜子春因未成仙而后悔不已。芥川的《杜子春》中的杜子春则表明：“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我打算真正像一个人那样，正直地生活下去。”另外，作品的主题大不相同。《杜子春传》为道教小说，意在表明人难以抛弃七情六欲，求仙之路实在太困难。而《杜子春》则将主题上升为探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意在表明逃避现实世界，进入仙境也是徒劳，而人有羁绊，并非人不能成仙的遗憾，而正是成为人的要素。

芥川主张“主题小说”，即设定一定的主题，同小说来表现所设定的主题。芥川的小说可以说是主题先行，这一点在芥川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芥川的短篇小说多是“警句”式的，给人很强烈的主题意识。这也是芥川之所以改变《杜子春》结局的原因。芥川意在通过改变结局来突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主题，进行旧材新用。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芥川才使得其作品更有意义、更为出彩。

同样，在《尾生的信义》中，芥川也通过改变故事的结局，改变了故事的主题和意义。尾生的故事在中国典籍中并不具有一个完整的情节，而只是以“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这类简短的句子出现。而芥川将笔墨加重使其变成了一个短篇小说。中国典籍中的尾生是用来比喻只知道守约，而不懂得权衡利害关系的人。而在芥川的作品中，尾生变成了一个因守信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重情重义之人。芥川赞扬这种为希望如痴如醉、为希望而死的精神。

芥川对中国古籍的活用，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他又不仅仅止于对素材的机械模仿，而是赋予素材鲜活的生命力。

3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坛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坛看似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中国文坛对芥川作品的译介与评价却是不容忽视的。

芥川在日本文坛享有盛誉，当然也会引起中国现代文坛对他的关注。中国最早翻译芥川作品的当属鲁迅先生，20世纪20年代后期，芥川的作品便大量涌向中国文学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中，芥川作品的数量名列第二。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坛，对译介芥川的作品，显示出了极大的热心。

但是，热心的译介并不等同于对芥川作品的肯定。芥川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引起过激烈的否定和批评。

鲁迅在1921年写的 《＜鼻子＞译者附记》中写道：“不满于芥川氏的，大约因为这两点：一是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故事的翻译；一是老手的气息太浓厚，易使读者不欢欣。”鲁迅对芥川作品的不满显而易见。新现实主义作为对自然主义这一流派的反抗力量，反对自然主义发展到后期以暴露自身生活为主的私小说，同时又不满于唯美主义的唯美主张和白桦派的近乎空想的理想主义，主张应该以理智的眼光冷静客观地看待世界，同时注重写作技巧，对小说进行艺术加工。芥川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可以说是最具有这一特质的。他喜爱用历史素材，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多用旧材料”，这一点也同样受到了自然主义批评家的否定和批判，认为芥川“不敢直面人生，只是摆弄一下银镊子”。芥川使用旧材料，绝不仅仅是“炒冷饭”，他的旧材新用正是他作品出彩的地方。

鲁迅先生对芥川作品的不满，是出于对他作品本身缺点的一种客观评价。而有些学者对他的作品持否定态度，是出于主观印象。1929年，评论家夏侍桁在《杂谈日本现代文学》中说道：“说来也奇怪，我自从看过芥川氏的《中国游记》后，我总对他不抱好感，乃至再一看他的出世作品《鼻》和《罗生门》，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艺术良心就根本起了疑问了。”[3]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游记》成了夏侍桁对芥川反感的直接原因。芥川在1921年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到中国考察，回国后写了《中国游记》。在当时的背景下，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的批判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感。1935年，巴金也在《几段不恭敬的话》中对芥川说了些“不恭敬的话”，认为他的作品只能“拿空虚两个字来批评”，并说：“在这五百余页的大本芥川集里面，除了一二篇外，不全都是读了后就不要读第二遍的作品吗？”巴金对芥川的“不恭敬”，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芥川在《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的“不恭敬”的影响。

对于芥川龙之介和其作品，无论持肯定或否定态度，但都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坛对他的关注。在这一时期，芥川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不再表现为芥川文学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或者中国文坛受到芥川的影响，而更多地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坛对芥川作品的热心译介和评价。

4 结语

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古典诗歌有着强烈的独特的感受，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其书信、作品中时有可见。而其直接取材于中国古籍的小说《杜子春》、《尾生的信义》等作品，更直接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另外，中国现代文坛对芥川作品的翻译与评价也体现了中国文坛对他的关注。这些无不说明，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2]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3]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