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之我观

王列耀

(王列耀，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如果说文学具有多重书写意义，那么写作主体对于文学语言的依赖本身就有再写人生的意味;通过文字实现对生命的持续见证，回望所来之屐痕，调校未来之方向，使人生景致契合诗性和理性的目标而渐次呈现。从这个角度说，不论专业还是业余身份，书写都具有张扬理想主义和主体尊严的意味。人生有多种活法，栖身于文学也许并非实现人之价值的理想途径，尤其是在当下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但是，这种追求将深刻影响人生的艺术化转换，影响理想主义和主体尊严的持续张扬，这是我系统阅读任启亮散文的一点直观感受。

作者出生于淮北农村，做过农民种过地，求学于煤炭师范学院，在煤炭系统供职多年，不论是成长的坎坷还是激情的燃烧，都打上了50年代生人共同的历史烙印，可以说人生的大部分与辽阔大地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而他的目光所及、感慨所系，无不闪烁着那一代人既复杂又单纯的精神胎记。作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我们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无疑是以消除个性为前提的，而从这种集体、隐身的角色解放出来，倾向于个人记录的文学可能是高雅趣味培育的基础。任启亮大部分散文记述自己的成长历程和相关细节，诸如陈年旧事、少年梦想、故土乡情、行走游记，化时代波澜为寻常琐碎，寓宇宙沧桑于旅途遐思，胸藏锦绣，笔走龙蛇，绵远深情。比如，《母亲蒸馒头》一文从母亲做馒头这样一个既寻常又事关重大的角度写起:她“弯着腰，把面揉过来揉过去”，想尽办法把馒头做得与众不同;“在吃那种‘双色龙’时，也把外边包着的一层白面塞进我们的嘴里，而自己只吃里面的粗面”。鲜活的“母亲”，其实是农村女性以独特智慧与爱心打点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遥远的杏树林》，从消失的杏花叹惜不再的美好，委婉地表达现代性对心灵和自然侵蚀的批判。《看电影》，以停留在记忆深处的美好经历为契机，书写工作和时代变迁对生活方式的影响，追问给童年时代带来巨大快乐的电影为何成为一种渐趋奢侈的娱乐，亦有检讨自身之意味。而《相识在童年》，以生动笔调写中学同学间的聚会，虽然人生道路各不相同，但是在聚散匆匆中重温了少年时光的真诚与美好。如此种种，皆是多情人自然流露的多情词，值得反复品味。事实上，行至生命中途而频频回首，不仅是作家清理点滴思绪的需要，而且也是他有意激励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心，不论身在何方，梦归何处;惟有保持人的个性，才能在纷繁杂事中找到具体鲜活的生命感，深刻体会人之存在价值，也才能在此基础上自觉开掘自我之于社会服务的潜能。

散文既是一种书写主体性灵的重要文类，又是体现一个时代语言文字掌控水平的重要参照，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观，表现的自由与文体的自觉也发展到新的高度。有人说90年代散文的兴盛应当归结为纯文学的胜利，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散文世界大放异彩是诸多综合因素的推动结果，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学者散文隆重登场，说明散文跳出日常感悟的一般框架，思想文化含量在作家书写与读者接受的双重实践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不过，散文作为生存状态的记录，作为自然、人生、人性“风景”的“回眸”与“欣赏”，以朴素的方式叙述生活及其情感体验，仍是创作的大宗和主流，相关美学意义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除这些独抒性灵的情感文字以外，启亮还有大量笔墨涉及社会问题的思索，它们未必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宏大场面，却也体现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言说策略。如《害怕开会》《名片之累》《拜年的短信》《不该斗气》《不求“轰动”》等文章，从标题即可发现作者扣紧身边日常现象立意的匠心，不仅态度谦和，以理服人，而且遣辞运字富于分寸感。所谈所思可能都是人们所“忽视”的共同体会，但是启亮从中开辟出独特角度，娓娓道来，入耳入心，有长者之风。而针砭时弊，慨当以慷，又毫无疑问是“书生气”的本真体现。因此，《书生气切莫轻易丢》大概算是支撑启亮为人理念的一个写照。他从对书生气的社会偏见和个人亲历写起，别有一番人生况味，但是他跳出成见，用心还原书生气之于个人气质和人生哲学的意义。他说:“书生气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与那种装腔作势、虚伪做作、欺上瞒下、利令智昏、颐指气使的风气形成鲜明对比。多一点书生气也许能多一点徐徐清风，多一点清朗之气，多一点真实和正义，有什么不好?”提升到修为和境界的地位为书生气正名，其实正是从一个侧面表达出他对职场的油滑气、官僚气、世俗气有所质疑与不满，甚至不在意以自身为样本自揭短板，这何尝又不是张扬他骨子里的书生气，寻找一个切入社会心理和文化批判的支点?简言之，启亮的书写实践本身既是一种立足生命经验的美学散步，也是一份建构自我精神之旅的用心记录，同时还指向文化智识者对于社会实践的参与和沥滤。

若试加归纳，作者看待“风景”的方式可能是温柔敦厚的，文章的美学特质亦由此生成。显然，不论文理构架还是行文布局，任启亮的写作追求一种素朴的美学效果，以至在当下散文创作流风中看起来有点“保守”和“过时”意味。在我看来，他的写作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从文学性的角度评价散文的美学风格和时代色彩。其实，闲适书写向来是中国散文的大宗，直到今天仍不绝如缕，但是从文学史的维度看，我们可能还停留在由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沈从文等文学名家开创的闲适书写传统形成的巨大阴影里。虽然很多年已经过去，反映文字使用才能的诸多方面，比如对于文字的温度感知，布局的用心，主体情感和叙述基调的控制，并没有展现出真正超越过去的整体能力，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格从传统的压力和魅影中跳出来，动辄以时代性、当下接受理由去臧否略显“陈旧”和“落伍”的文学观念。任启亮在他的散文中有意识地使语言和文学走向融合，冷静看待并超越创新的焦虑，追求语言表达的准确和简洁，也是正本清源、重张范式的一种尝试，其用心是值得肯定的。

不用说，任启亮的文学理想是“正统”的，与此相关，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温柔敦厚的美学意蕴。他曾在《享受文学》一文中表明“享受文学”的意义，“文学不仅能再现生活，揭示生活的真善美，而且能令读者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同悲欢，从而观照人生，启迪人生”，这是文学的功用性阐释。我们也知道，文学除这些现实的作用以外，它还有立足自身的自足性价值。不过，文学在任何时代都遵循“兴观群怨”这一古老的儒家传统以实现价值之承担，这一点可能在当下尤其有重要意义。享受文学阅读与写作，不仅是对抗精神贫乏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追求精神超越、谋求诗意栖居的途径之一。任启亮的写作不论咏物叙事记人，还是面向社会问题发声，都体现出文学对人生与行旅的终极关怀，这无疑是他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若提及他的写作具有标本意义的理由所在，可能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很难取舍的问题:作为文学阅读与业余写作者身份存在的大众，如果回到以繁琐工作为中心的立场，我们应当如何以文学填充职场生活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又如何以文学场边缘人的姿态收获文学提供的审美感受和心智启迪，使平凡人生一路呈现出更加缤纷多姿的景致。而这却是许多名家、专业作家，不一定面对或者说无须面对的问题。启亮克服职场与繁琐带来的诸种干扰，坚持以文学的方式扩张人生内涵，追求精神生活对世俗生存状态的超越，自有不可忽略的典范意义。

此外，我想顺便谈及启亮散文作品的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与他共同探讨。在阅读他的作品过程中，我注意到他在不少文章中习惯使用一种谆谆长者式的叙述角度，细加推敲，这是颇有意思的一种立场，拉家常的文风不失亲切感，在缩小与读者距离的同时，也能体会作者介入读者塑造的公共心态，这应该算是寻找传统型知识分子在当下的责任承担的可能角度。不过，从风格的多样化角度考虑，也需要反省与读者之间的多种身份，特别是针对读者复杂性的预设;除占绝对多数的业余读者之外，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专业读者群体，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挑剔的读者队伍决定了作品的存在和延展状况。罗兰·巴特曾提出“作者之死”，这一理论口号提出的背景是针对作者在文学阐释体系中不可挑战的控制权，其实也潜在地指向作者与读者传统地位之解构，以充分打开文学对话的思想空间。当一个作家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发表意见，有可能剥夺了读者参与文本的机会。换句话说，要从人生风景的观照中，通过别样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致，观看风景的角度蕴育了叙事本身的变化，即使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多幅笔墨仍然是重要的。在读者多元化时代，有必要注意各种影响文本不平等的因素，如果能打开一个丰富多元的美学空间，可能具有同等重要的文体意义。与此相关，作为一个栖息于生存现场的人，叙事作品作为生活及其感受的重要见证，注定要处理的大多是平凡细节，作家有必要进一步借助个体内心感悟的提炼，使文采与思想高度契合，共同完成一次日常美学的文字之旅。

启亮从事散文创作始于70年代，持续至今虽然已有30多年，但是文学于他只是步履匆匆中的一种休整和流连。因此，与其说他希望成为一个文学家，不如说他希望更有兴味投入生命的行走，编织一道道诗意盎然的风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启亮的生活流作品，以独特、本真的“书生气”，试图通过文字实现生命的持续见证，使人生景致契合诗性和理性的目标，并将这一文学梦渐次推进。朱光潜在一篇致青年的文章中提到阿尔卑斯山公路旁“慢慢走，欣赏啊”的标语牌，提醒青年朋友在车水马龙的世界注意对风景的流连。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慢慢走”的心境，都能在步履匆匆中“回眸”与“欣赏”人与自然。启亮的散文集取名《一路风景》，既是他人生旅程的诗性感悟，又未尝不是对朱光潜“美学”的一种呼应与实践，也是对当下无数行者，尤其是青年行者的一种清丽而温馨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