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情与根性

倪金华，倪思然

人们在日常的待人接物、处世赏景的过程中，往往会激发出许多细腻的人生感触或充满智慧的思想火花。与常人不同，作为生活有心人的作家往往能将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及时捕捉，化作鲜活的创作素材，写就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散文集《一路风景》正是这样一部佳作，它的作者任启亮先生虽非专业作家，却以热爱读书、钟情文学的赤诚情怀，在辛苦繁忙的公务之余笔耕不辍，用可观的创作成果实践着自己的人生追求。任启亮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和深厚的文化功底的智者。

王向远曾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官吏都能诗善文”，“换言之，在中国，‘作家’并非一个独立的职业的称谓，它与‘官吏’常常是一体的”，由此，他从文学创作主体的角度将“官吏作家化与作家官吏化”归纳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文化特性。然而，随着我国近二十年来市场经济浪潮的勃兴以及文学的社会地位趋于边缘化，能够从事并坚持文学创作的官员可谓少之又少，因而任启亮先生对文学理想的坚守，就显得颇为难能可贵了。

在《一路风景》中，任启亮遵循的是传统散文的路子，实实在在地写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不故作高深，不炫弄技巧，真诚自然地表达内心的感受，文字中散发着隽永的意味。事实上，他的作品，不仅具有传统散文蕴藉隽永的特质，而且在当下的中国文化界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后者正是读者容易忽略的。本文拟将任启亮的散文创作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发展的脉络与具体语境之中加以观照，以期对其作品的价值进行较为明晰的定位。

一

在《一路风景》的第一辑“情怀依旧”、第二辑“梦归何处”和第四辑“那人那事”中，任启亮先生倾注了眷恋家园故土的浓郁情愫，并展现出深沉笃厚的家国情怀。值得赞许的是，他并不是平面化地停留在怀旧追昔和借景抒情的层面上，而往往以富于诗意的笔调，或呈现故乡风土之妙，或将颇为深刻的哲思熔铸其中。从中，读者能够领略到生命与艺术的亲缘关系，并悟出人生的哲理。

任启亮先生的乡恋题材散文创作，重心往往放在对于故乡山川草木、风土民情的热爱和回味之上。

在《忆柳》中，作者以清新自然的笔调写道:“我的家乡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村后是呈簸箕形的石山，村前有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河”，乡村土路“两旁就站着两排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柳树”，而“我”对于“每棵树的特点和习性都了如指掌”。在这里，字里行间充溢的是深切的乡思。少年时代在柳树林间游玩的趣事，更是将每棵柳树都化作玩伴之间真挚友情的见证者和游戏的间接参与者。不仅如此，故乡的生活、劳动实践对于“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进行了真切确证，体现出俗谚这种民间文学的生活化特征。作者还饶有意趣地描写了与伙伴们做柳笛、赛吹笛的经历，由此可见故乡的柳树将诗意带进了生活，为孩子们带来了别样乐趣。全文表现了故乡民间的“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双向互动，以及人与家乡之柳合而为一的亲善关系，流露出眷恋故土风物的诗性情怀。在《遥远的杏树林》中，作者描述了儿时在杏树林里追逐打闹、捉蝶逮虫的游戏。而对移植杏树苗至自家不成，伤心哭泣的往事的描写，则生动地展现了童趣、童真和孩童特有的主观美好愿望。而故乡的淳朴民性就像那丰收的杏子一样，低调、务实、造福四邻。《相识在童年》末尾精辟地指出“故乡那山水之灵气、土壤之精华，还有先辈之血脉都深深地融进这些孩子们浑然天成、质朴纯真的天性中”，由此才使得“我”与中学同窗的情谊持续至今。诚然，人是特定地域文化、风土民性的根本载体。故乡淳厚的民情正是旧日同窗情得以维持的最根本动因。

任启亮先生的乡恋题材写作，与中国现当代的乡土文学传统有一定的契合点。早在20 世纪20年代，鲁迅肇始的乡土文学创作思潮，由彭家煌、台静农、许杰等人将其发扬光大。任启亮先生的乡恋书写，与这一时期的“侨寓文学”颇有相似之处，即是在离乡后具备一定的时间距离和空间位移的前提下，回望故乡风土人情，笔端常带浓郁感情。但与鲁迅、许杰等人以批判、反思国民性为主的乡土文学流脉不同，任启亮先生的创作往往淡化了社会时代背景，将故乡美好的民情与人性之美加以渲染。这一创作倾向，显然较偏近于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型”乡土文学流脉，并与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展现乡野淳朴民情的作品具有相近的旨趣。

若联系台湾当代文坛“扎根乡土型”乡土文学创作思潮观之，任启亮的创作亦颇具意义。同样是抒写对于家园、土地、山野生灵的热爱情愫，陈冠学的日记体散文集《田园之秋》以陶渊明式的出世情怀，呈现出当代“知识型农人”的创作主体形象;而任启亮类似题材作品(如《天籁离我们有多远》)展现的人生观和写作观则是积极入世的，渴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

那么，如果有读者认为任启亮先生的创作“兴奋点”囿于故乡的小圈子里，就大错特错了。张武扬指出:“作者走过不少清山秀水，但与流行的行走文学不同的是，《一路风景》中更注重的是主观感受的传递，于是文字间便多了柔软的东西”。任启亮聆听亚龙湾的涛声，观赏香山的红叶，饱览神农架的景致……这些经历在他心中往往会激发出智慧的火花，从而化作富于哲思的文字。

《博山雨后》中写道:“任何一种景观都不会亘古常在，而是有一定时限和条件的，稍纵即逝”，“无论到什么时候，大自然好景常在，也常新，失去了晨辉还有晚霞，错过了黄昏还有黎明。”作者立足于对自然界瑰丽景色的喜爱与礼赞，展现出瞬间与永恒、变化与稳定的辩证统一，具有相对论和辩证法的哲理意蕴。这与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借景抒情、情理交融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红叶的香山》中写“我”和友人不经意间寻到通往香山的小道后，不由得慨叹“真是曲径通幽处，更见枫叶红”，印证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生活哲理。而随着夜色渐浓，二人适可而止，打道回府，恰恰符合见好即收、急流勇退的中庸哲学。在《站在高处》中，作者顿悟登高望远之妙，造塔的目的“不是只供人观赏的，而主要是鼓励人登临的”，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眺望远方的平台，一个有利的视角。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作品中“卒章显志”手法的运用，看似与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的散文创作手法有所相似，然而却与杨朔《荔枝蜜》《雪浪花》等作品中的那种宏大叙事与“大我”情怀的抒发大异其趣。任启亮先生所抒发的均为发自本真内心的生命体验，传递出真切的人生智慧。

任启亮先生行脚所及之处，并非全是非洲大草原那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物世界”(《动物与非洲》)。诚然，当今世界科技和全球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风险。对此，任启亮先生在作品中叹惋故乡的山坡再也种不了杏树了(《遥远的杏树林》);思索文明和原始生态、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紧张张力，彰显出保持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天籁离我们有多远》);并且预见了神农架景区可能的环境破坏，诚挚地指出“我情愿不修机场，也不修高速路”。由此可见，他往往能对当今社会人化环境中可能具有的“现代性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具有前瞻性的警惕。而面对科技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以乐观主义者的姿态，指出在发展之中解决“发展的问题”，彰显了对人类科技能力的坚定信念(《高楼上的遐想》)。

这种理性反思“社会现代性”之弊端的创作观，与欧洲18－19 世纪盛行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有内在契合之处。并且，这样的创作实践，与台湾当代的马以工、韩韩合著的报告文学《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环保题材的创作风潮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当代海峡两岸“环保文学”这一特殊文类的创作实绩。

二

任启亮先生的散文对本真性情的抒写，首先体现在对淳厚亲情、友情的颂扬和传达，体现“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母亲蒸馒头》中“母亲总是说机器做的馒头不好吃，没味道”，体现了母亲亲手做的馒头将深沉母爱化入其中。母亲是做馒头的内行，“内行看门道”，做得十分认真、卖力。“家乡过年有蒸馍的习俗，每到小年过后，家家户户都开始蒸馍。”“谁家过年的馍吃得时间长，预示谁家来年的日子更富有，运气会更好。”借物怀旧，将乡情、民俗的渲染与对深沉母爱的传达紧密结合在一起，“五颜六色的馒头里面，包含着母亲全部的爱和超人的智慧”，尤为令人动容。《饺子的魅力》指出:饺子的魅力在于“劳动的快乐和集体制作的气氛”，将浓郁的亲情、人与人之间亲善友爱的美好情意熔铸于包饺子的过程之中。《张允玲老师》怀人怀旧，抚今追昔，娓娓道来，看似闲谈的漫不经心的笔调，然而却有深挚浓郁的感怀师恩的情感熔铸其中。《做客木村家》写中日两国民间的真诚交流，能够搭建起真情的无形桥梁，并拉起有形的友谊“纽带”。

其次，与古代绝大多数“为尊者讳”的官员不同，作者毫不隐瞒过往那些并不十分光鲜亮丽的“事迹”，真实、诚恳地描述过往经历。例如《写春联》，作者坦言:“现在看来，当时的表现真是可笑，本人毛笔字的那两下子，连正在读小学的女儿都看不上，常笑我水准太低，更何况当初了。”对于自己不擅长的方面，并没有像某些官场人士那样有所忌讳，反而自我解嘲，十分剀切。《看电影》，儿时模仿电影人物情节，乐趣无穷，形象逼肖、妙趣横生。并且以电影的题材及内容为窗口，贯穿着自身的赤子情怀，折射出国家与社会的时代变迁。《不懂外语的尴尬》，对自己不懂外语的尴尬往事抱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避讳，不隐瞒，仿佛巴金的《随想录》一般恳切。

再次，任启亮散文作品常常采用拟对话体的形式，与“隐含的读者”对话，像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宽厚情怀的写照。开放式的散文结构，任何读者都可参与进来，产生许多感触甚或共鸣。这与何其芳《画梦录》、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那种独语体的散文文体恰恰构成了两极，有着汪曾祺式的那种历经人生波澜之洗礼，洗尽铅华的豁达感。

任启亮先生文学科班出身，他热爱读书，古典文学功底颇为深厚，名言名句信手拈来，这与新时期以来大陆作家“厚今薄古”、追随欧风美雨的创作状况大不相同，体现出对于文化根性的执着追索。

同样是文化寻根，任启亮与寻根文学作家不同。寻根，是要寻自身之根，寻民族文化之根，在中西异质文化交融的场域之中，寻求民族文化之定位，对寻根文学与文化思潮有着某种程度的超越。

寻根文学思潮是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劣根性多有批判。而《一路风景》大多是写于90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作品，文化背景、时代环境不同，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积极的因素，不变的是温柔敦厚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