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质量与FDI的实证分析

曹亚军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统计学院，郑州 450002）

0 引言

文献研究表明，FDI流向具有更优的制度质量的国家，劣等的制度质量能够阻挡FDI的流入。例如,Daude和Stein(2007)提出了劣等的制度质量可以阻止FDI流入的两个途径,劣等的制度能表现得像一种税务,因此它们是FDI的一种成本。劣等的制度质量也可以增加与所有类型的投资相关的不确定性,包括FDI。在本文中,我们假定,劣等的制度质量可以增加FDI流入的波动性,这种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制度质量和FDI的研究成果是丰富的，但是制度质量和FDI波动性之间的关联却被忽视。本文的研究同时关注到制度环境与FDI水平及FDI波动性的关系。

1 变量设计、数据选取及统计分析

本文的样本包括1996～2006年间16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考虑到2007～2009年全球市场的广泛动荡,样本截止在2006年。

FDI水平以净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取自于2009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FDI的波动性由FDI水平的方差来测量。从表1可以观察到FDI流入的标准差是23，而FDI波动性的标准差是764，表明FDI流入的年度同比变动具有很强的波动性。

近年来在涉及制度因素的各类跨国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Kaufmann等人(2007)构建的政治治理指标体系。本文直接采用Kaufmann指标，该指标体系包含了六大综合指标：话语权和问责制、政局稳定性、政府效率、管制质量、法律法规和防治腐败。实证分析利用了由全球治理指标(WGI)开发的治理数据库，它记录了在1996～2006年间一些国家的指标。这些指标彼此高度相关,因此在一个单一的回归方程很难全部使用它们。因此,我们遵循了Globerman和Shapiro(2002)的方法，通过使用因子分析抽取治理的六项指标的第一主成分。这种聚合度量和治理的描述性统计相同，在表1的第三列显示。所有其他宏观经济独立变量都来自WDI数据库。我们首先用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即人均GDP增长(年均百分比)来代表经济增长、生活水平，贸易水平(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外在的贸易政策导向。国内投资由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假设私人境内投资者比外国投资者获得更多的关于东道国的商业环境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国内投资对于外国投资者充当着反映国内经济状态的信号。因此,国内投资聚集FDI。在FDI波动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利用货币和准货币增长(年均百分比)—一个由货币政策当局控制的变量,代表货币政策的扭曲。Russ(2007)表示货币供应的增长会通过汇率影响FDI流入的不确定性。我们推断货币供应增长将导致更高的FDI的波动性。

表1 描述统计量

2 模型设定、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以下部分显示了关于制度质量、FDI水平以及FDI波动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2.1 FDI流入决定因素

采用以下模型来描述FDI流入的决定因素：

表2 相关矩阵

表3 FDI和治理—面板回归

结果表明,正如假设那样，治理对FDI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贸易系数是正的、显著的，这支持了国家越开放越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的证据。国内投资系数也是正的,这表明能够动员国内资源吸引FDI，但是,它是不显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系数（GDPPCG)是负的,这表明更高的增长阻碍了FDI,因为随着生活水平上升成本(劳动和实物资本)更高。然而,它也不显著。

接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国家不是外在赋予的能够促进良好治理的机构。事实上，治理是由法律的起源、管理国家的法律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内生决定的。工具变量(IV)估计可以用来纠正这种内生性。根据Wooldridge(2000,p.472),IV方法的目的是提供更好的评估模型。Mauro(1995),Hall和Jones(1999),Daude和Stein(2007),Benassy-Quere et al.(2007)在分析中都使用了工具变量。Hausman检验拒绝了一致性的OLS估计的假设(t-statistic=1.872)，确认了治理变量的内生性。因此，我们在表3中描述了OLS估计和IV估计。计量检验表明制度质量改变一个标准偏差导致FDI流入改变1.69倍。La Porta,Lopez-de 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1997)，La Porta、Lopez-de Silanes、Shleifer、和 Vishny(1998)，La Porta、Lopez-de Silanes、Shleifer和 Vishny(2000),后来被称为LLSV,已经建立了一个法律环境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LLSV认为法律准则的起源是治理质量以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例如,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执法和法定求偿权以及可靠的财产权对于吸引潜在外国投资者是完全必要的。根据David和Brierley(1985)，法律基础起源于四个国家(英系、法系、斯堪的纳维亚系和德系)和两个主要的法律系统(大陆法系又叫民法法系，普通法系又叫英美法系)。LLSV发现相比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更倾向于提供更有力的保护和更大的资本市场。

如果法律环境有所改善(这可能是保护投资者免征)，那么金融家们更有可能投资于这些市场,所以FDI将有可能增加。表3显示了IV估计结果。第(2)列显示了使用法律渊源作为工具的IV估计。结论表明，治理的IV估计对FDI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贸易的重要性保持不变。国内投资的系数有一个负号,但并不显著。人均GDP增长系数仍为负值,不显著。

本文还使用普通法系和自变量的滞后值做为治理机制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在表3第(3)列。LLSV(1998)表明,英国普通法国家似乎比法国民法国家有更大的GDP市值。Buchanan and English(2007)表明,英国普通法国家的市值往往有较低的增长率和较高的由GDP衡量的市值水平。他们建议寻求新兴市场利益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们投资的国家的法律依据为基础选择他们的投资。第3列显示,治理的IV估计有一个正号,但是它不再是显著的。贸易系数很显著。国内投资的系数仍为负值,它是不显著的。人均GDP增长系数对的FDI有显著负效应。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分别显示在列(4)和列(5)中。Hausman检验证实了随机效应是适用的,它的GLS估计是一致且高效的(Chi-sq统计量=16.807)。列5中显示治理系数有显著的正效应，与我们的预测相同。

总之,表3的结果显示了用5个参数的3个回归(即列1、2和5)中治理对FDI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揭示了具有良好制度质量的国家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

2.2 FDI波动的结果

在以下模型中FDI的波动性(VFDI)是因变量：

表4第(6)列显示了OLS回归结果,治理对FDI的波动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治理良好的国家可以降低波动性,从而降低FDI的不确定性。贸易系数都是正的、显著的。货币系数和准货币的增长也是正的,表明货币政策扭曲增加了FDI的波动性，然而,它是不显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GDPPCG)对FDI的波动有一个显著的正效应，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FDI流入波动较大,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表4 FDI波动和治理—面板回归

Hausman检验拒绝了一致OLS估计的假设(t统计量=2.376)，治理变量具有内生性，与表3中显示的IV估计相类似，我们在表4的第(7)列中采用了国家法律的起源作为工具变量。结果表明,治理对FDI的波动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贸易系数依然是正的、显著的。货币系数、准货币增长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系数都是正的,但他们是不显著的。第(8)列中显示选择普通法和自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治理对FDI的波动性仍然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贸易系数不再是显著的。货币系数、准货币增长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系数符号由正变为负。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分别显示在第9列和第10列。Hausman检验拒绝了残差值和回归量之间没有相关性的原假设(Chi-sq统计量=3.515),因此固定效应模型的联合OLS估计量是一致的。第9列显示的固定效应模型，表明了治理对FDI波动性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控制变量的系数有效。

综上所述,表3和4显示的结果表明在1996～2006年间164个国家的样本中，治理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它对FDI波动性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良好的治理不仅吸引更多FDI流入，同时也会减少流入的波动性。

3 结论

本文采用1996～2006年间1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质量对FDI的影响，特别是检验了制度质量与FDI水平以及FDI流入的波动性之间的关系。

计量检验表明制度质量改变一个标准偏差导致FDI变化1.69倍。虽然与组合投资相比，学者们“吹嘘”FDI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发现FDI是不稳定的,而且这种波动性有重大的制度先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治理(制度质量的代表)对FDI的波动性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我们通过使用工具变量(IV)处理治理和FDI之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包括IV估计的一系列的计量检验证实了我们结果的稳定性。利用FDI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非常直观的，那就是:中国要想大力吸引FDI,就必须首先在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制度质量。提高我国制度质量的关键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前提。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国的制度质量。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应该从重视制度数量的增加到重视制度质量的提高。提高制度质量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基础，科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上。高质量的制度,即完备的、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的推动作用，反之,对产权、合同不能够有效保护则无法减少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这将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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