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的硬性书写
——论张平的《抉择》

◆龚自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张平来自山西，山西作家大都具有的大地情怀和生命情结在张平身上尤其明显。从1981年发表《祭妻》以来，《姐姐》、《血魂》、《法憾汾西》、《孤儿泪》、《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作品均以直面现实的魄力和勇猛让世人震惊。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平是那种骨子里尊重现实，进而去书写现实的人，这就如同历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骨子里是属于人民的一样，张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张不是冲突，更不是妥协忍让，他就是站立在现实之中，浸淫在那种氛围里。所以，他一旦下笔，那种属于生活并能够表现社会的现实感就汩汩而来。在现实中，张平写作着;同样，由于写了现实，张平更成其为张平。当代文学一直被人诟病的一点即在于对于当下活生生的现实书写的乏力，也就是说当代文学普遍被认为是缺乏参与现实能力的。在一个“文学失却轰动效应”的时代里，当代文学经过先锋小说的洗礼后再去面对现实总是感到无能为力，这是触目惊心的事实。然而，当代文学一直被认为是走在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虽然现实主义的名目和内涵在当代文学的历史中经历了诸多变迁，人们也知道那不过是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力量变化的表征。但那依然是让人激动的文学事实，那种一篇小说举国轰动的个案固然说明文学过多地被外在于自身的社会建制所控制，但那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生态毕竟给予文学以更加广阔的存在空间，也显在地确证着文学撬动现实的能动性之强劲。

在一个文化多元选择的时代里，我们不寄希望于所有的作家都直面现实、写出质地坚硬的老百姓可以阅读无碍的作品来。但是看到这样的作家出现，毕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诚如张平所言:“为人民大众而写作，也就是为自己而写作。这并不是一种选择，更多是出自自己的一种本能。”在张平这里，那些坚硬而刺痛一样存在着的现实包含了太多内容，足够他用一辈子去挖掘和表现。张平的关注点始终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大都与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进而与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关。有论者这样说到:“他的选材标准，总是以文学的社会价值来决定的，总是以这一题材能否表现欲揭示社会本质真实来决定的，总是以这一题材能否唤起人们的痛感来决定的。”可以说，从赵树理的“文摊”作家志趣到张平现在的“大众化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流灌其间的仍是那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思。在当今这样的时代，张平能够时刻以忧国忧民的心态看待和理解现实，这才是其力道所在。正是这样的责任感，使得张平在当代作家里面是如此的独异，也使得他对现实的书写如此有力，如此硬性。这种硬性主要是指他面对现实的那股狠劲，那股一定要切近当下最紧急的现实的韧性，另一方面，这种硬性也体现在他的书写品格上，他的作品永远都是那样地鼓舞人心，在对善与恶、正与邪、黑与白的殊死较量中，一切都是极端的浓烈，却又自有一股浩然之气流荡乾坤。《抉择》正是这样的硬性书写的一部力作。

总体的晦暗:无限伸越的腐败现实

不管你怎样想象，当你看到眼前这一切时，那种让人震惊的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

他又走起来了，可是路实在很长。因为他走的这条村子的大街根本通不到城堡的山冈，它只是向着城堡的山冈，接着仿佛是经过匠心设计似的，便巧妙地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虽然并没有离开城堡，可是也一步没有靠近它。

第一段引文是小说主人公、市长李高成见到寄生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昌隆服装纺织厂”的“乌烟瘴气”般的生产车间时发出的内心感慨。李高成一直不敢相信他亲手提拔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领导班子会出大的问题，却不期然地在寻找孩子奶妈夏玉莲的过程中与这样的腐败现实相遇。这对于李高成来说，是十分震惊的体验。他并非没有听到过上访工人的声泪俱下的控诉，然而，他一直不愿意相信他离开公司才不到十年，公司的腐败问题竟会如此巨大和无底。因此，此次震惊并非仅仅限定在对工厂丑恶的唯利是图本性的震动之内，而是可以表明李高成内心的某种觉醒，深刻的观念性的觉醒。我把这次震惊体验作为李高成在面对腐败时的同质体验:在腐败问题上，李高成同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惊般的体验，他的所有的抉择的困惑既来自腐败现实的空前沉重，又来自他在对国家和共产党信任的基本维度上期望现实不至于如此恶劣的想象。然而，腐败的社会肌体一旦生长，就将以变本加厉、无以复加的方式去扩大自己的地盘，走向新一轮的变本加厉、无以复加，从而制造越发惨淡无光的腐败现实。这样，无限伸越的腐败现实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震惊”逐步被揭示出来。震惊已然表明腐败现实的超出想象的程度，然而就是这样的超出想象还要一再地推至无底的深渊，去到达那无限伸越的腐败现实。这是小说在揭示腐败现实时运用的最主要的呈现方式，直接而犀利。小说开始时这种极端的腐败现实已然达到顶峰，它就必然给还在既定的良性轨道上运思的李高成带去前所未有的干扰和刺痛。震惊，既意味着将要有震惊之后的醒觉，也意味着颓败的腐败现实依然铺天盖地，无法无天。小说因此而显示出硬性书写的魅力。

第二段引文来自卡夫卡的《城堡》。K一直走在去城堡的道路上，道路看起来也是通向城堡的，但实际的行走则从未使得K能趋近城堡。他永远都在那个路上，走来走去，却总是在筋疲力尽之时恍然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在原地。这样的情节十分荒诞，但它却又的确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有无数的事物，一旦我们认真对待它，就会感到它的无法靠近。《抉择》中的李高成之所以从始至终都在不停地思考、辨析、抉择，就是因为他遭遇的腐败现实具有某种“城堡”的意味:人越靠近它，就越感觉与它的疏离;越想深入它，越觉得对它全貌的窥知实则是一种妄想。这并非生拉硬扯地将《抉择》和《城堡》并置，而是我对两部小说共性层面有切实感受。由此看待《抉择》，无限伸越的腐败现实盘根错节，不断延伸，实际上将人们对腐败现实的探知推向莫可奈何的境地，在将腐败现实无限推进的同时，小说也传达出腐败现实的不可穷尽的无底性。面对这样的腐败现实，小说的总体面貌是晦暗的，甚至是绝望的。李高成由震惊而决意大刀阔斧地整顿中阳，却不期然而又注定了要与席卷社会的腐败现实作斗争，其情其景因此就无比悲壮。他是在一种不可能性中进行自我的奋战。通观小说，李高成几乎没有真正的助手:工人阶级的阶级情感和家国意识当然是他的主要依靠，但在行政程序上这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如果说面对成千上万上访的中阳职工之时，李高成思考的重心还是停留在如何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或说法，让他们不是如此仇视和不理解公司领导和省市领导对工人阶级的关心的话，等到李高成的妻子、市东城区反贪局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渐渐引起他的怀疑以及他自己到“青苹果娱乐城”暗访之后，李高成显然意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吴爱珍极力引导李高成对中纺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交给市委书记杨诚去办，并说出了她的核心观点:“如今的事情就这样，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可以说，在李高成决定认真对待中纺问题的同时，以其妻子为表征的连带关系已然显露端倪。只不过这些灵活的“官场经验”和“政治原则”最初只是引发李高成的不满，并未深究。李高成一直不敢相信妻子吴爱珍竟然是早已腐化变质的腐败分子，而妻子面目的渐渐浮现却毕竟是那么真实和逼近，使得他不得不去正视。就是在这里，腐败现实的无限伸越的特质第一次显现。而小说的整体结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腐败现实无限伸越的过程:腐败首先是向自身连带关系的一种延伸。同床夫妻志趣却如此不同，这不仅让外人感觉不解，就是李高成本人也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一度被蒙蔽。连带性也就是一种无限伸越性，而由于连带性切己关身，想要破除它势必也同时就将自己痛苦撕裂。到了省委副书记严阵在关于中纺问题的市常委会上的电话打来时，不仅是李高成，所有的读者也开始神会并惊恐于腐败问题的根深脉长以及这种伸越的没有止尽。市常委会上，省委副书记直接电话强行插入会议，打断会议议程，这不啻于正面宣告腐败问题的最大症结所在:内部腐败。其实，裙带关系也好，连带关系也好，官官相护也好，贪污受贿、目无国法也好，都不是最令人震动的，令人震动的在于内部腐败的横行事实上导致反腐败斗争的形同虚设。市委书记杨诚的一番话直指这一问题: “我们反腐败为什么会这么难，就因为这些腐败分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本身都是领导，他们甚至占据着反腐败的位置，直接掌握着反腐败的权力。枪在他们手里拿着，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作为省委副书记，严阵首先自己坚守不住党性而腐化堕落，然后又在腐化堕落之后潜藏于领导高位培植势力范围，一步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范围越大，安全性也就越高。“不管有多大的问题，只要一涉及到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人们就会望而生畏、望而止步，事情也一下子就会变得复杂棘手起来。”如果说连带性还仅是切己关身的自我腐败的延伸，内部腐败则指向那个掌握威权的官场，是那个掌握着合法权力的场域。张平小说经常会有“在中国……”这样的表述，我虽然不满于张平如此笼统地将具体的问题简化为“在中国”这样简单的逻辑基调的做法，但又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尤其是官场的逻辑“在中国”这三个字的确具有无穷的解释力。正是这个“在中国……”隐性表达的内容才使腐败现实得以无限伸越，也无法不无限伸越。

一个是自己的老上级，而且还是提拔自己当市长的主要领导严阵，一个是自己的爱妻，自己两个孩子的妈妈吴爱珍，一个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层，再有就是所有这些人的亲眷。这就是在明处的那些伸越而至的腐败现实的体现，而在暗处在“地底运行”的不竭的腐败土壤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无限伸越的腐败现实的压倒性分量。如此晦暗如此沉重，让人不忍正视。小说触目惊心地揭示出一旦这些或者身居要位、或者手握重金的腐败分子变脸整人，他们是完全可以堂而皇之地按照正常的行政程序和法律程序达到目的的。与妻子、严阵等撕破脸皮之后，李高成所面临的一系列“奇遇”式的遭际，包括那个无中生有的录音带，包括那心怀鬼胎的三十万元等都可谓发人深省，让人不寒而栗。这无异于一种内部摧毁，却可以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还是严阵将这一层意思说到了极致:“什么叫反腐败?为什么反腐败?你懂不懂?反腐败说到底不也就是一场运动?运动是要干什么?不就是要整顿干部?整顿什么干部?说到底，还不就是要整顿异己?”当年毛泽东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依靠了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才赢得天下，我们的政权因此可以做到长治久安，严阵的一番话则对此提出质疑，而且还预示着新中国成立多年之后，我们党和国家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内部腐败之中，实际同时也就包含了集体腐败的问题。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层为何敢于如此猖狂地背叛国家、虐待工人，依然可以从吴爱珍的“个人—集体”观里找到答案。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说得更尖锐:“拔个萝卜带把泥，一挖一大片，就像一包炸药一样，谁动就炸了谁。”除了市委书记杨诚之外，李高成在反腐败斗争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得力的助手，可见集体腐败的程度有多深重。即便那些并未参与集体腐败的，也已经深受集体腐败思想的侵扰，无力对既定现实做些什么。这典型地体现在严阵等人所宣扬的“圈子”思想当中。而作为事件出现以至于给李高成以又一次强烈震撼的“圈子”思想的实践则出现于一份《有关中纺公司经济问题的调查报告》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记得，在关于中纺问题的市常委会召开前和召开中曾出现“打招呼”和冷场的可笑情景，而这份《调查报告》则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李高成所委派的这个自认为信得过的中纺问题调查团队“主动”地“为市长考虑”，根据他们的政治嗅觉，将触目惊心的经济问题定性为“完全合法的正常亏损”，将严重的腐败行为定性为“一般责任问题”。难怪李高成愤怒地认为这种寡廉鲜耻的行径才真真是最为可怕的腐败。然而，这种行为实际不难理解，在现实中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张平写出了硬性的腐败现实。他写得越是毫不留情，我越是对其增加一份敬意。

多少年了，我们同社会的关系好像一直就是:领导干部管理社会全靠个人的素质和魅力，以及本身的自我制约能力。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可以让他所管辖的区域艳阳高照、莺啼燕语;而一个坏的干部，则可以让他下属的地方天愁地惨、疮痍满目……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小说给出的解决腐败的方案并不满意。纵然结尾处省委万书记如同青天大老爷一样地降临，这依然是一个颓败的故事，附以强行的弥补。能说万永年书记没有尽心费力吗?不能。这里只是去质疑青天似的大官适时出场的脆弱性。《抉择》以善于经营悬念、纠葛、矛盾见长，因此能时时抓住读者的神经，一点一点去见证这个故事。但故事到了最后，却以如此突然的方式，通过寄托于更大一级的官员的出场使得那些腐败分子得到惩治。这并不让人欣慰。当然，让作家代替官员为惩治腐败寻找真正的出路，是一份奢想，毕竟“术业有专攻”，在呈示腐败的根源以及对腐败现实的入木三分的揭露方面，张平事实上已经成功了。尤其是，一种总体晦暗的腐败现实图景已然醒目地被矗立起来，它是如此地猛烈地震荡着人们的内心和精神。

最低限度的肯定:反腐斗争中的党群一心、官民一心

《抉择》不仅写出了硬性的腐败现实，写出了那种晦暗不明、笼罩一切的压抑气氛，写出了一种总体的黯淡无光，它也写出了光明面。《抉择》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体现主旋律精神的典范之作，而且人们通常还认为张平的所有小说如《十面埋伏》、 《国家干部》、《法憾汾西》等都是主旋律精神的体现。所谓主旋律，当指其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应然面向。在此，还是回到张平自己的表述:“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你选择了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那就犹如陷入雷区，遭遇十面埋伏一样。”对于一个有如许自觉意识的作家来说，仅仅一个主旋律就将其涵盖显然有些失之于武断和简单。不管张平的作品在事实上多大程度契合主旋律的意涵，我想在作家来说，这本来是一件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追加，这些追加成立与否，他的作品就在那里，就是那样。张平可谓是一直在孤独地创作的作家，虽然他每部作品均有不小的反响，但在文学史建构的文学秩序之中的尴尬位置，他一直未曾逃脱。这正如当代学者陈晓明所说:“纵观张平的写作历程，他选择‘反腐’绝不是简单地或偶然出于政治意识方面的理解。作为一个开创者，这是它写作历程的自然延伸，它的文学书写必然要向这一主题伸展。”

《抉择》对于腐败现实的极致书写更多的是一种胆量上无畏的极致，主题上的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人民切身利益的严峻性的极致，尤其是对这一丑恶现象的挞伐之心、疾恶如仇的极致，在文本层面，它走的是平实路线。在如此平实的文本风貌里，处处彰显的却是国家的荣誉、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等高昂的曲调。这里有极恶的惨象，也有极美的壮景。面对总体黯淡的腐败现实，李高成并没有退缩到与腐败现实沆瀣一气，尽管有家庭亲情的牵绊，有上级提携的感恩之情的影响，有丰硕利益的诱惑和重大人生灾难的威胁，李高成依然选择了坚决地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工人那里。工人阶级在小说中是转型期一切无着的群体，不仅没有工资，而且没有工作，境遇可谓十分悲惨，但他们依然没有丧失对这个国家的热情和对政府、政党的信心。他们从来不相信这个将自己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之下解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会抛弃他们，会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会不倾听他们的呼声。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小说呈现了国家和工人阶级从微有矛盾到重新和解的真实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最终只是将国家和人民本来的那种鱼水情再行清晰化，排除腐败分子的趁机钻入和思想误导。之所以说最低限度，是因为党、国家和广大工人、农民等的同心同德本来是中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最低限度也就是基本的限度，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所以说最低限度，还有兼顾文本表意层面的意思:虽说光明面的表达是小说深处的思想，也是作家要极力传达的，但事实上在文本的重大之处几乎都密布着光明面背后的艰难和曲折，那些腐败现实的晦暗气氛遍布各处，挥之不去。这样，小说对于肯定意义的呈示就正好是在一种最低限度的意义上言说。即是说纵使一无所有，为国为民的情怀和思想依然是我们国家和政党的最根本和唯一的考虑。这是孤注一掷的局面，也是命悬一线的状态，官民一心，党群一心，在所有的破败之外，要建立和擎起的是它们。这是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超越于腐败现实的最大现实。也是小说最后时刻出示的最低诉求和最后吁唤。正如李高成在工人上访的前夜着重强调的:“我们共产党的政府，过去依靠的是工人阶级，现在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将来也一样依靠的是工人阶级。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这一点就绝不动摇。”这样的思想其实贯穿着新中国的历史，仍将贯穿下去。因而，某种程度上《抉择》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的距离更近于与80年代的反思文学。张平只是要贴近生活，贴近大地去书写最为严酷和最为紧急的社会现实，他所传达的这种家国情怀、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因此就具有本真性，用陈晓明先生的话说，这是张平小说新人民性的体现。

然而就在这几天之间，就好像从云端里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看时，才发现这一切原来竟全是假的。他原来一直就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不仅他们欺骗了你这么多年，而且你自己也欺骗了自己这么多年。

这件事发生在李高成不期然撞见“昌隆服装纺织厂”进而产生震惊体验之后。他从幼时那位算卦先生的卦辞中醒悟过来，彻底动摇了自己之前的信念和想法:妻子和恩人既然是如此可恶地欺骗了自己，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再继续他们本来领受于我的那份尊重和感情?李高成此时方真正醒悟在自己人生的重大抉择中，那最终的依靠力量乃是工人和老百姓——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百姓最讲良心”。这是李高成的肺腑之言。大凡从政者都会有类似李高成这样从“云端”下来的感受和体会，那些背弃老百姓的腐败行为正像漂浮云端的海市蜃楼，即便可以真实拥有，也断然不可长久，无法继续。而从“云端”回到大地，跟老百姓站在一起，跟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才是根本的执政凭靠。小说以李高成和中纺工人的鱼水情谊为突破口，极力渲染了这份国家和人民息息相关的情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是这样，那么国家是不是应该用同样的细心呵护态度对待人民?腐败分子说不，但真正的共产党人说是。这就是区别。正是因为李高成敢于和能够在严阵面前说出以下掷地有声的话，工人和老百姓才愿意将自己对政府和国家一如既往的信心安放在他身上，爱戴这样的好市长。李高成在严阵的狰狞凶相面前，慷慨激昂地说道:“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那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国家，毁了我们的前程!”这些话不啻于李高成的临终遗言，此时中纺问题的形势还不明朗，一切似乎都在严阵的掌握之中:中纺破产，中纺问题即将不了了之，而对李高成的“贪污受贿”问题则即将正式立案。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临终遗言”里，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国家的好干部的光辉形象站立起来了。这是张平硬性书写的功力所在，在极其危难的情势下，张平亮剑一样亮出了一个好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刚强风范。

小说一共叙述了四次声势浩大的工人集会，这些伟大而壮观的场面不消说充满了悲情、苦情和伤情，这是工人阶级和老百姓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抉择。其实，小说中的“抉择”不仅发生在领导干部的心中，发生在腐败分子的心中，同时也发生在广大的工人阶级和老百姓心中。张平也许是不经意间就使得三类人各自的抉择互相碰撞和对比，高下立判，因而收到很好的反差叙事和平行叙事的效果。然而，如此无奈之下的、意欲突破晦暗的腐败现实的群体行动同样凝聚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一片破败之中，这股精神力量来自人民对国家和政党的信心，又召唤一个更加在乎人民的政府的出现。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这就是中国的人民，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党怀有如此深沉的热爱之情。张平虽不是第一个注目于这一层面的作家，但他却是那个传神表达这一层面的作家。在当代文学的视域内，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代表的老百姓似乎总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才合情合理，这是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的制约的结果，那些极个别的凸显于背景之上的工人代表则大都是“高大全”的意识形态传声筒。这点在现今的时代氛围里很难理解，然而却又是历史特定时期的给定现实。然而，在现时代张平在描写工人阶级的时候，依然是用群像呈现外加典型工人的典型呈现的方式，这就依然未脱主题大于人物的写作藩篱。应该说，张平并非缺乏对于工人个体的精雕细刻的描写能力，原明亮、范秀芝、王英烈、胡辉中、夏玉莲等典型工人每一个都让人过目不忘。他将工人作为群像来描写其实另有深意。小说开头在对于工人上访前夜的叙述中，李高成看到“黑压压的人群”集合在中纺公司宿舍区的情况时，身体反应是“胸口一阵揪心的疼痛，腿肚子阵阵打颤，几乎让他挪不下车来”。心理反应则是“平日里，他常常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威势感到暗暗吃惊而又觉得不可思议。而今夜，面对着这无数的人头，却让他感到原来那些所谓的权力和威势竟是这般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工人是无名的，然而这无名者的集合却拥有无穷的力量。即便是看似一无所有的中纺工人，在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那猛然迸发出来的能量亦是惊人的。李高成面对工人阶级的猛然的恐惧实则凸显出工人阶级以至人民群众的力量，老百姓是一无所有的，因此他们也就是无所不能的，正因为其一无所有，他们才可以成就一切。张平也许不经意间触摸到了这一执政的法宝，但同时也得承认，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老百姓的力量，也是人民性这一概念至今不老的内在秘密。其实，在马克思的论述里，人民群众早已被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抉择》不经意间成了对马克思伟大思想的一次致敬，然而，它让我们看到了最低限度意义上的党群一心、官民一心，看到那动人的景象和无穷的力量之源。

至情撼动天地:浸润文本的情感组织

很多人注意到张平的小说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官场小说”中的独特性所在:情感的充沛。张平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强调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强调文学对于社会不公应有的愤怒，所谓“愤怒出诗人”大概就是此意。这些依然不脱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通常理解，但张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责任感和愤怒的背后所蕴藏的对于国家、人民、社会的深深的热爱之情，在于他将这份热爱之情灌注到了文本当中，写出了一种足可撼动天地的大情。很多人欣赏或者抱怨张平小说中理性分析的部分过多，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张平小说中情感的表达一点也不少，比之于理性呈现甚至还要丰富。张平敢于执拗地书写现实感强烈的社会题材，敢于一直直面现实进行硬性的现实书写，并非理智战胜情感的产物，而是一直处在情感、激情的推动之下。这就是张平的小说往往在剧烈的情节变换、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的铺叙中时时都有强大情感冲击文本的原因。只是张平小说中的情感呈现更多的是一种“冰山一角”般的传达，在它背后是有着万千情感蓄势待发而最终潜隐。尽管这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张平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情感组织，它包括所有那些细腻的情感流动，一己的小我想象和切肤的悲欢离合，它一般在小说阳刚的主题和爆裂的情节推进中处于弱者地位，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弥补小说整体的结构性失衡，从而达到文本的故事性和情感性、公理和私情的充分融汇，有助于小说意义的完美传达和小说艺术性的提升。这让我想到陈晓明先生在论及先锋小说时所强调的那些抒情性描写的意义。陈晓明先生着重探讨了抒情性描写对于先锋小说来说如何是必要的、必须的，又如何使得先锋小说走向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后悲剧风格。我更在意的却是抒情性描写对于先锋小说故事性的补充和缝合，纵然公认先锋小说没有故事只有叙事，抒情性描写依然是一种有意义的缝合。如果将《抉择》中的情感表达简单划分层次，它可以分为家国情怀和儿女私情，政治情怀和日常情感，天地至情和平淡情感。而小说的情感组织一般体现为上述两相对应的后者。总体上而言，情感组织对应的是一种弱势的表达，软性的呈现，这样它就能够处弱而不真弱，明软而不真软，作为一种互补性的结构性装置，往往在最紧要的时候，给予文本以情感润滑。当然情感组织也不限于此，在以小撼大的同时，它也有可能将那种极致的大情呈示出来。广义上的抒情组织，指陈张平小说中的全部情感样态，大情是其中应有之义。

《抉择》中那些明显的政治抉择实际都不单纯是政治抉择，而是充满了各种情感的考量和计议。“抉择”之所以是困难的、反复的，正因为这种抉择不单单是一种政治的考量，更何况中国的政治从古至今都带有浓重的人情味。首先，面对中纺的领导层，李高成更多的不是从上下级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他们竟然可以以如此腐败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只要一涉及到中纺的问题，他就觉得有一股扯不断、理还乱的感觉。就好像豆腐掉在灰堆里，打不得、踢不得、丢不得、舍不得。”李高成在情感上犯了“假公济私”的毛病，他一直在不停地将公的问题转化为私的问题，将理的问题转化为情的问题。这样，一个痛苦而焦灼，既想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又不想得罪人的市长形象就日益丰满，而抉择道路上的千辛万苦也就可能一步步撕扯出一幅幅严峻的腐败现实图景，和一个个真诚为民的官员的真实灵魂。其次，面对妻子吴爱珍在生活层面的情感说服，李高成有一个逐渐认清妻子的过程，这依然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他曾一度认为妻子的说辞颇合情理。在中纺问题逐渐牵涉到吴爱珍的时候，李高成也一度想到要保全家庭的完整，保护妻子的安全。但妻子吴爱珍实实在在地做了误国误民、祸国殃民的贪污腐败的事情，在李高成情感的天平上，国家最终战胜了个人。然而，这个成全了国家的壮士行为却成了家庭悲剧的源头，家与国的矛盾如何兼顾?这势必带来强劲的情感冲击。在叙写吴爱珍时，张平侧重从家庭意义上、女性意义上去渲染她的存在状态，这实际上正是导致李高成抉择困难的重要原因，但以情感组织的形式呈现，就更加凸显了家与国在腐败现实面前的不可兼顾以及其间的无穷况味。李高成在病床上要吴爱珍辞去反贪局局长而反遭妻子强词反驳的一幕尤其让人感动。夫妻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生罅隙的情形在此有了新的面向:李吴二人已不再分属两个不同的政党，而是在同一个政党的内部生出裂隙，这是时代的新问题。第三，在决定脱离严阵副书记这一抉择中，李高成成功地走出了那个传统悠久的人情网。严阵是李高成的“恩人”，李高成也一直将其看作领导和尊者。但在严阵渐渐露出了其本来的丑恶面目之后，虽经过痛苦的人性挣扎和生死抉择，李高成终于完成艰难的精神重建:誓以身家性命坚决反腐败!张平对李高成与严阵之间关系的描写十分生活化，那些本来见不得人的“圈子”理论反倒因为中国国情的存在而具有了一时一地的具体合理性，让人不能不惊叹其“合理”和“必要”。严阵同样是一个经营情感的老手，他懂得运用情感为手段俘获乃至控制李高成，他最后的失败只能说是“邪不压正”这一古老训诫的再次显灵。而李高成走出这一层人情网的时候也可谓是心惊胆战，虎口脱险。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也让人体味了那种情感的纠结盘绕。

此外，小说对于家庭之情的传达虽然只寥寥数语，却大都引人深思，让人沉醉。比如对于原明亮、范秀芝、王英烈、胡辉中、夏玉莲等人生活的旁观，虽然集中而简练，但不乏感人至深的情感分量。这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所串联起来的中纺工人的生活全貌固然灰暗、凄惨、穷困，但依然可以看到一股来自生活本身、生命本身的昂扬力量在其间流动，依然可以看到生活的那种光亮感和多彩色泽。与群体性的上访工人群体相比，这依然是一种对称性的描写，一为公一为私，但与在“公”的层面上稍显单调，和同质的工人形象相比，这些作为个人的工人形象支撑起了工人形象的另一片天地，二者既有因果关系，又是一种互补关系。这些生活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是引而不发型的，那些泪水和关于生活的伤痛体验都在这样的情感组织里得到汇聚，也得到包容。在小说文本的缝隙处，它们终于汇集成河，构成枝繁叶茂的情感网络。张平的小说一直以勇猛刚烈的形象示人，也造成人们的一贯往此一路向的理解，但其实张平亦有如此温润如玉的一面，或者说这温润如玉的一面还是他重要的一面。张平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泪水”这一意象，我相信它不仅是一种讨巧的表达，而是面对生活中那些剧痛，面对那些令人震惊的无奈现实，更具体一点，面对那些腐败现实的黯淡无光永无天日的氛围的生命本身的必然表达。它如此淳朴，却又如此直指人心，直指这个世界的道理法则、伦理底线，直指国家和人民的旦夕祸福。因此所带来的情感冲力亦是发人深省的。李高成走访到老厂长原明亮家里时，原明亮在李高成市长的亲切安慰下，所能做的除了讲述自己对国家的忠心不二之外，就是那单纯的动作:哭泣。然而原明亮的泪水却是如此深入人心:

李高成突然讲不下去了，他发现老厂长眼里的泪水哗哗地往外直涌，两只粗糙的大手在那同样粗糙的脸上一遍一遍地抹来抹去。

这或许是小说细微又细微的部分，但却有最为震动、感动人们的魅力。张平的小说总是不缺乏这样的情感细节，在紧锣密鼓的情节的推进中，那些细碎的情感组织总是突然出现，适可而止，让人深味情感的无穷况味，从而撕裂开那些严整的“宏大”关目，一时一刻地带人进入情感的天地。无论是李高成得知省市检察机关将要检查他家之时请求保护其女儿回避现场的“脆弱”表示，还是中纺模范工人代表晚上堵在李高成家等待其回来后王大宽那死死不愿意进屋打扰李市长的忐忑，张平总是能把那些生活细节处理成牵引人情感之弦的动人内容。我一直很佩服山西作家在处理平淡现实之时情感处理方式之巧妙，他们对于情感的表达往往不张扬，但往往又在最为要紧的时刻来那么一两下子，使得情感的张力一下子达到极限。在葛水平那里，感情的流露就像日子或岁月中应有的节奏一样，来无踪去无影，却一样深入人心。张平让我再一次看到这种处理情感的巧妙和灵气，虽然是在如此粗粝的现实图景里。

注释:

①张平:《遭遇十面埋伏》，《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页。

②孙武臣:《共产党人必答卷》，张平:《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③张平:《抉择》，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④当代学者陈晓明论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有一批文学作品重新标举现实主义，继承经典现实主义面对现实的文学立场，并且张扬作家的主体性，强调干预现实的责任，对改革开放现实做出评判，通常被认为体现了‘主旋律’的精神。”见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566页。陈晓明认为，张平的写作在这个“新现实主义”的序列当中，且是突出的一位。这代表了学界的一般看法。

⑤张平:《十面埋伏》，作家出版社 1999年版，第628页。

⑥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2页。

⑦这里的反思文学包括文学史上通常意义上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它指称的总体背景是“文革”以后，也就是“文革”刚结束的几年里，文学界在一种反思的情感基调下所进行的那些文学创作和活动。不同于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的是，反思文学开始对社会主义的某些层面进行不留情面的反思。

⑧陈晓明:《极端境遇与“新人民性”——论张平小说的艺术与思想特征》，《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⑨参见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另可见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