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梦”的沉沦与挣扎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张 凡

2000年，王安忆的《长恨歌》与阿来的《尘埃落定》、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及张平的《抉择》一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它是一部有着文化、社会、历史多重意义的文学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恨歌》是一部叙述中国都市社会发展变迁的纪录片，在小说中作家并没有直接写社会变革与社会风暴，而是以其神来之笔抓住每一次时代变迁的“风暴眼”，截取相对宁静的生活与人物，通过对王琦瑶这一美丽、善良而柔弱的女性不同阶段生活的描写，来体现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挣扎、求生的形态，王琦瑶用其一生去追逐“海上梦”的实现，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并最后以离奇的死亡而告终。“九十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都是出入上海那噪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王安忆似乎在其小说《长恨歌》中传达着某种奇异的空虚与无奈之感，一生太短，一瞬又太长;太短的一生，让人感受到了岁月的无情，像王琦瑶晚年的无望回忆;太长的一瞬，却又让人体味到顿然觉醒的痛苦，活着的艰难，像王琦瑶一生的坎坷遭际。王安忆通过把王琦瑶放置在现实与虚幻、真诚与虚伪、自我与他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表达出沉沦与挣扎这一小说的主题。有着浓郁上海气息的王安忆，通过对普通女性一生的透彻描写来揭示人性的真实与残酷，以此来构建其小说的内在感召力，使其小说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与开放式的现代意味。作为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弄堂”的出身早已给王琦瑶的生命灌注了一股悲凄的意蕴，从而给其人生添上了一层厚厚的沉重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深深孤独感。

叔本华认为，人的本质在于生的意志，而欲望之海又是无法满足的。畸形的社会形态造就下的王琦瑶，既有了生的渴望与向往，也有了关于“海上梦”的追逐与向往，而在追寻“海上梦”中所历经的爱恨悲喜却给她带来了无比的苦痛，正所谓“所欲愈大痛苦愈烈，不仅有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且欲望满足之后的空虚和随之而来的欲求，仍然是痛苦的”。王琦瑶追逐自我“海上梦”的过程其实是在慢慢走向自我沉沦，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既是她痛苦的根源，也是她生命的结点，“这是长痛不息的王琦瑶”。本质上说，王琦瑶的生命过程如同一场梦，终究收获的是一场空，虽历经尘世间的种种尘缘，却如浮云拂过一般挥之即灭。而作家王安忆的视野里，对王琦瑶这一女性人物的塑造不是单一的，其身后是一群王琦瑶们，正如小说中所说，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纵观整部小说，可以发现王琦瑶的“海上梦”带着女性特有的底色，因而其无法挥去女性自身的阴影。王琦瑶是个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旧时代女性，她所生活的最初时代，是20世纪40年代，而身处这个时代的女性无法摆脱时代的限制和视野的局限，从根本上说就是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附。王安忆在小说中对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不彻底的 (人物对历史的穿透)，她带有一种自虐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王琦瑶所处的畸形的社会对人性彻底的腐蚀，尤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的压迫与漠视。王安忆笔下王琦瑶的“海上梦”有梦生之处，也有梦灭之时，也有重燃的可能，如此一个着落点的“海上梦”却让王琦瑶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几遭命运戏谑的王琦瑶，心理上有了扭曲，无以寄托的精神终究找不到理想的栖息地，曾一度沉沦，也曾奋力挣扎，王琦瑶的一生就是她在追求短暂快感的满足中一步步踏入自我挣扎的人生困境。

一、“海上旧梦”驱使下的沉沦

小说《长恨歌》展现的是王琦瑶追逐“海上梦”疯狂而悲剧的一生。王琦瑶的“海上梦”是从十六岁时与好友吴佩珍一起去片厂这天开始的，接下去离奇的生命故事一幕幕地发生。王琦瑶在片厂出演小角色之后，又被导演介绍的一个搞摄影的朋友为她拍了一些生活照，这些生活照中一张以“沪上淑媛”为题名被选用为《上海生活》的封二图片。从此，这个平日里不受关注的女孩王琦瑶在女校引起了一阵激烈的骚动，王琦瑶一夜间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走向万人瞩目的明星角色。正是在这次拍生活照过程中，程先生走进了王琦瑶的视野，和王琦瑶的第一次接触使“他内心竟有一些儿激动，这情绪似乎传达给了王琦瑶，当灯光亮起时，她竟也生出一点无名的希望”。之后几次拍照的接触使得程先生对王琦瑶产生了某种情感，尽管程先生早已是“二十六岁的人，是有些刀枪不入了，不像十八岁的少男，什么都是照单全收，哪怕日后再活生生地剥开，也无悔无怨的。二十六岁的心是已开始结壳的，是有缝的壳……谁能钻进程先生心上的缝里去呢?终于有了一个人，那就是王琦瑶”。程先生开始用约会表达内心对王琦瑶的这份期待，尽管约会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使他有些荒废了他的爱好，但“他心里的那个真爱似乎换了血，冷的换成热的，虚的换成实的。王琦瑶就是那个热和实”。在这里，可以说王琦瑶就是程先生的一个“梦”，而这个梦尤其在王琦瑶参加“上海小姐”决赛的第三轮出场时变得越加美轮美奂，当看到穿了婚服的王琦瑶站在台上，他激动得连眼泪都涌上来，这是他朝思暮想的最动人的一幕。程先生对王琦瑶也并非是一厢情愿的，他的出现无意间吹动了王琦瑶的内心深处未曾打开过的少女的情思，最初王琦瑶和程先生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方便好友蒋丽莉，而当程先生再次约她去照相间去照一次相时，她和他之间有了一次“天马行空”式的私谈，这次私谈使王琦瑶和程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接触，两颗年轻的心之间似乎在倏然间拉近了许多。

弄堂里走出来的王琦瑶，在“海上梦”的引导下走过了人生的一个个台阶，经历了生活里、情感中种种纠葛与历练之后，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三小姐”。而此刻的王琦瑶并不甘于她的“海上梦”就此而止步，她的理想总是期待一个更大的世界。在百货楼开张便宴上，她遇见了气派十足的李主任，眼前这个李主任是军政界的一位大人物，也是百货楼的股东，请王琦瑶前来剪彩正是他的建议。李主任恰到好处的出现，给王琦瑶开辟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一种可能。而这时，饱经沧桑的李主任也从青年时只考虑感官的满足，到如今中年需要“一种贴心的感受”，王琦瑶正合他的心意，“那粉红缎旗袍在近处看是温柔如水，解人心意，新做的发型是年轻装老成看，懂事和乖觉的。等到她问他化妆品牌子，他是由衷地微笑起来，非但不见怪，还正中他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个，世外人间”。李主任令人敬畏的气势和对女人细致入微的体贴让王琦瑶完全听从于他，在王琦瑶看来，李主任很精通女人口味，在不问她爱吃什么的前提下，点了令她心满意足的一桌菜。而王琦瑶又天生会做一个女人，这一点也正好击中了李主任的死穴。终于在静安寺旁公寓里， “李主任将她的头发揉乱，脸上的脂粉也乱了，然后开始解她的衣扣。她静静地由着他解，还配合地脱出衣袖。她想，这一刻迟早会来临。她已经十九岁了。这一刻可说是正当其时。她觉得这一刻谁也不如李主任有权利，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这是不假思索，毋庸置疑的归宿”。王琦瑶搬入了那不是平凡人可以入住的“爱丽丝公寓”，在此王琦瑶“海上梦”的旋律达到了她人生的第一次高潮。

王琦瑶把真情的未来寄托在有权有势的李主任身上，抛开好友蒋丽莉对她的姐妹情分，舍下了条件好、带有摩登气息并真爱自己的程先生住进了“爱丽丝公寓”，而“这是个绫罗与流苏织成的世界，天鹅绒也是材料一种，即便是木器，也流淌着绸缎柔亮的光芒。这世界里堆纱叠绉，什么都是曳地遮天，是分外的柔软亮滑，澡盆前是绣花的脚垫，沙发上是绣花的蒲团，床上是绣花的帐幔，桌边是绣花的桌围。这世界是绣花针缝起，千针万线;线是五色缤纷，一个红里也要分出上百种不同。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手帕里夹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香型，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凤仙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此时的选择是王琦瑶高扬“海上梦”的疯狂，正因此她越来越走向了一条无法转身的死胡同。眼前的“爱丽丝公寓”是女人的王国，到处飘荡着王琦瑶们的身影，她们都怀着各自的“海上梦”，每个梦里都牵着一颗高飞的向往自由、期待美好的心，而这种始于疯狂的高飞却又险象环生，是一个没有着落点的自我沉沦。住进“爱丽丝公寓”的王琦瑶们不是自我命运的主宰者，她们如同“笼中的金丝雀”，每天期待着门铃声与电话声的响起， “这两种铃声在爱丽丝公寓漫行，就好像主人在漫行，是哪个角落都去得了。如花如锦如梦如幻的‘爱丽丝’，就好像托在这铃声之上，悬浮在这铃声之上，是由它串起的珠子”。铃声响起，真正主宰者归来是“爱丽丝”的节日;而主宰者匆匆离去后便又是这些王琦瑶们无尽的独守与等待。而更残酷的是流逝的岁月又在无情地消磨她们的容颜，曾经给她们许下承诺的有权有势的人又将“新人换旧人”，无所依托的灵魂们注定了无望的结局。王琦瑶们最初的选择其实早已为自己埋下了苦根，作家王安忆利用笔下王琦瑶选择权利与欲望这一疯狂的举动所产生的悲剧意味最大化来呈现出作家自身对人性的思考和反省。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是一个即将被革命风暴洗礼的场域，它要面临一个历史、时代乃至文化都要发生激烈断裂的巨大转折，在这个巨大的转折中，王琦瑶的“海上梦”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危机，而这些王琦瑶却一无所知。与蒋丽莉的姐妹情谊并没有使王琦瑶在追求“海上梦”的过程中有所顾虑，与程先生的交往并没有使她在世间真爱面前有所驻足，她决然地选择了李主任和“爱丽丝公寓”。痴迷于高飞之心的妄想，沉醉于权势之威的欲望，欲望的海口瞬间占据了王琦瑶的身心，促使她臣服于李主任的威严与权势，从此王琦瑶从圣洁的处子变成欲望的俘虏。王琦瑶从一个弄堂的清纯少女变成“沪上淑媛”，从“上海小姐”终成“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她在一步步远离世间的真情与真爱，看似高飞的她，却陷入了无尽的沉沦的深渊。她以自毁未来的方式去追求高飞之后短暂的快感，因此彻底改变了王琦瑶最初的生命轨迹。对友情的不顾，对真爱的不惜，对物欲与权势的无穷渴望摧毁了王琦瑶这个出身弄堂的普通女性的幸福。都市的浮华有着致命的诱惑，既可使王琦瑶心甘情愿束手就擒，也可使王琦瑶们因此而变得无所谓，“那天地不是她们的，她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它百年的爬墙虎”。从而走向一个个生命的悲剧，而这些生命悲剧其根源在欲望的高涨、人性的挣扎以及那些畸形的爱。她们看似梦圆“爱丽丝”，其实质上却因无法主宰自我而逐渐地走向失望，由失望走向最终的无奈挣扎。

二、历史压力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挣扎

从表面上看，小说《长恨歌》只专注于描述王琦瑶这一女性的世俗情感，而其实质却是以此来注解都市浮华环境下王琦瑶们“海上梦”的幻灭。小说里所展示的爱情不仅出于人类的本能，也在于追逐“海上梦”必须的手段，更在于对人性危机的现代焦虑。“女为悦己者容”固有其动人的一面，而以美好身体取悦于人，在光鲜的外表下必然隐藏着一颗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女人心。对物欲的极度贪恋、对权势的纸醉金迷的强烈向往，正是王琦瑶走向自我迷失的一种表现。在王琦瑶看来，李主任是她所不可了解的大世界里的人，她明白自己这小世界总会被那大世界所主宰。物欲与权势在王琦瑶的视野里，尤其是在其追求自我“海上梦”实现过程中被其赋予了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和获取个人安全感的双重意义。尽管李主任在老家、北平和上海各有一房妻室，并有不计其数的女人与之厮混，但被欲望俘虏的王琦瑶置这些不顾，她甘愿放弃有着正当职业、收入可观、富有浪漫情调及摩登爱好的程先生，毅然地搬进了“爱丽丝公寓”，而短暂的高潮并非其向往真爱的落脚点。作为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瑶，已经拥有了许多人不曾有甚至不可有的梦想，但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物欲，王琦瑶疯狂地接受和李主任的这一关系，而这种关系对王琦瑶而言，其本身就是对自我灵魂的一种忽略与漠视。搬进“爱丽丝公寓”的王琦瑶一方面自然就成了流言所关注的热点，毕竟“爱丽丝公寓”还有个别称叫“交际花公寓”，而“交际花”这个社会角色唯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才有，她们身处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不拘泥形式，只注重实际，可以说“交际花”这一社会身份是住在“爱丽丝公寓”的王琦瑶们必须承受的生命情态与社会色彩。而另一方面则注定要与寂寞与孤独成为伙伴，“李主任每一次走，都不说回来的日期，王琦瑶便也无心一天天地数日子……她吃饭睡觉都只为一个目的，等李主任回来……她等李主任是寂寞，又是填寂寞，寂寞套寂寞的，真是里里外外的寂寞”。王琦瑶本以为以身相许可以求得安稳，换来的却是青春年华的空虚与孤寂。而这只是李主任带给王琦瑶痛苦的一部分，更大的却是由于国内战事吃紧，李主任疲于奔命于各处，终因飞机失事而丧命，李主任之死既使王琦瑶的“海上梦”从巅峰状态瞬间跌入低谷，也使王琦瑶从此进入了一个庸常的生活状态。

20世纪中期的上海，至少有近百条平安里。那种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有时可走穿来到另一条马路上，有时还会和邻弄相通，连成一片，如同一张网，令人迷失和迷乱。每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平安里显得清洁而宁静，便勾起人们月影花影的回忆。从邬桥回到上海之后的王琦瑶就住在平安里三十九号三楼，而“平安里”并没有给王琦瑶带来平实的生活。三个月的护士教习所学习让王琦瑶成为一名执照打针的护士，她平日里为身边居民打针治病而忙碌着;有闲时就和几个相识的熟人围坐一起玩麻将、吃下午茶。简单生活的表面看似平淡死水，可深藏于王琦瑶内心的“海上梦”却时隐时现，在这种情怀下滋长的情感潮水从未平息，她试图努力在时代的变迁中保留自己的生活，当被人请上门去打针时，“王琦瑶总是穿一件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海上梦”根深蒂固地在王琦瑶的生命中留下了烙印，王琦瑶们的“海上梦”并没有因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从此悄无声息，而是早已被刻进了王琦瑶们生命的年轮上，时不时地激起她们对生活的热情期待，“自从烫了头发，王琦瑶又有了些做人的兴趣了，从箱底翻出旧日的好衣服，稍作修改便是新。她也开始化妆，修眉毛的钳子、眉笔、粉扑都还在，一件件找出来摆开。她在镜子前流连的时间多了，镜子里的人是老朋友，也是新认识，能与她说话的”。对王琦瑶日常生活的细节呈现，是作家王安忆笔力睿智的有力彰显，“人物的细节生活的写实抹去了制约其生活的社会性的广泛写实内容，生动的细部掩盖或遮蔽了复杂的全体”。在严家师母家中王琦瑶结识了毛毛娘舅 (即康明逊)，通过在一起打桥牌、吃下午茶以及打麻将这样一来二往的交流，王琦瑶便和康明逊熟识起来，也因此有了爱慕之心。尽管彼此两情相悦，但他们却不能在一起，“康明逊知道，王琦瑶再美丽，再迎合他的旧情，再拾回他遗落的心，到头来，终究是个泡影。他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就在他们一次温柔风雨之后，王琦瑶却怀孕了。有了身孕之后的王琦瑶，显然让康明逊承担不起，正因为在“这时候，她发现自己真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为他做什么都肯”。由于爱康明逊爱得疯狂，王琦瑶一方面为了避人耳目，找萨沙当垫背来替康明逊开脱，消除因孩子的事给康明逊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选择独自承当因她怀孕而起的平安里的流言飞语，并且执意要将孩子生下来，哪怕历尽磨难也不放弃。

此时，王琦瑶正身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交替时期的中国，紧张的社会大环境并不容许王琦瑶这类有着特别旧社会身份的人有过分的举动，但怀揣“海上旧梦”的王琦瑶却义无反顾地疯狂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1948年爱丽丝公寓的两人世界，1957年平安里居民的四人派对，仿佛逸出了时代/时间的轨道，成为悬浮在历史深处的幽闭空间”。在这里，作家王安忆并没有迷失于自身的性别上，她以较为客观的方式对王琦瑶这一女性形象的展示添置了一个合理的历史维度。当王琦瑶最终将孩子生下了之时，唯有一往情深的程先生陪伴其左右，不仅为康明逊扛上了末梢，也让深爱着程先生的好友蒋丽莉再次与程先生心隔天涯，“程先生将她送到楼下，再回到房间，两人都有些回避目光，知道蒋丽莉是误会了，但这误会却有些称他们心的意思”。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康明逊，到萨沙，再到回到程先生，经历了一圈轮转之后，似乎什么都又回到原点，而这一切却并非源自王琦瑶的多情和滥情，而是王琦瑶关于灵魂深处所暗藏的“海上梦”的自然疯狂。40年代的花季少女王琦瑶有如白绢一般，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经历不同时代的变迁，历史从最初的清晰，到沉淀得布满灰尘，到最终的漫天飞扬的黄沙，曾经激起的都是一个个王琦瑶们的“海上梦”。那身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浮华都市的繁花似锦，更多的却是抑制不住的孤寂与惆怅。时光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清洗剂，洗尽了铅华，那往昔璀璨夺目的荣耀，不过如同过眼云烟一般，留不下任何风景。忧伤种下缠绵的种子，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到头来只剩空旷的挣扎。

三、一种寓言

“如果没有人能在自己性格深层结构中产生动荡、不安、痛苦、搏斗等矛盾内容，就不能个性化地把人性的本质力量与社会关系的冲突表现出来，就没有活生生的真实的人，也就没有真正深刻的典型。”从很大程度上说，人性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生命的故事亦即是人性的故事，文学是对生命一种明朗的观照，生命存在的性质便决定了作家对人性的敏感度。王安忆的《长恨歌》中的“长恨”看似表达的是一种延绵的情感关系，即是恨之深亦爱之切，而这种情感关系与都市密不可分，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纠葛;实质上“长恨”在于“恨”这个时代没有给王琦瑶们一个可以真正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与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一个开放而又繁闹的空间。这至少某种程度地源于她的女性立场”。而王琦瑶生命悲剧的起因在于她一生都在都市里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即文中所谓的“海上梦”，人生有梦，才能够有前行的动力。对王琦瑶而言，“海上梦”贯穿于她一生的情感世界里，她不在乎李主任、康明逊是否爱她，而注重的是通过爱李主任住进了“爱丽丝公寓”，使得其达到了“海上梦”的理想巅峰，通过爱康明逊在“平安里”扩大了“海上梦”的历史维度。女性依附于男性走了几千年，而千百年来的男权练就了社会嗜血的本能，在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中，女人始终只是爱的附属物，这种身份的不对等使得王琦瑶们不得不利用情感去努力追求“海上梦”的深度与广度，从而使自我人生对于庄严的婚姻渐渐模糊化，通过出卖自我的爱情、甘于沉沦去换取生存的方式，这是人生挣扎的最有力表现。

当时间的列车驶入20世纪80年代时，王琦瑶所处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的上海又成了繁华的大都会，而新上海似乎在骨子里透出40年代上海的韵味，“到了第二年，服装的世界开始繁荣，许多新款式出现在街头。据老派人看，这些新款式都可以在旧款式里找到源头的”。这个时代是属于薇薇的时代，已经步入晚年的王琦瑶似乎并不甘心，她依旧在我行我素地重现曾经的自己， “曾有一次，王琦瑶让薇薇试穿这件旗袍，还帮她将头发拢起来，像是要再现当年的自己。当薇薇一切收拾停当，站在面前时，王琦瑶却惘然若失。她看见的并非是当年的自己，而是长大的薇薇”。王琦瑶的心是固执的，不乏几分温婉而轻柔。因为在时尚方面有着某种天然的共鸣，王琦瑶和女儿的同学张永红成为知音;为了照顾女儿和男友小林，每次小林来家时，她都会借故让出去，以便让两个年轻人有更多的自由。会做女人的王琦瑶善解人意，而且从一而终。王琦瑶的心是热情的，不时地闪现着“海上梦”的星火。有过派对经历的王琦瑶，在1985年的国庆夜一个派对上与老克腊相识，他们一起在劲爆的迪斯科音乐声中跳起拉丁舞，“他扶在她腰上的手，觉出她身体微妙的律动，以不变应万变，什么样的节奏里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一种律动，穿越了时光”。尽管群魔乱舞一般的迪斯科舞步满场摇动，淹没了他们高贵优雅的拉丁舞步，却为接下来他们的纠结提供一种可能。王琦瑶的心也是孤独的，带着某些孑然的渴望。老克腊是80年代的年轻人，他对40年代有莫名情状的向往，“有一次，老克腊对王琦瑶说，他怀疑自己其实是四十年前的人，大约死于非命，再转世投胎，前缘未尽，便旧景难忘”。而王琦瑶在他眼中像是旧版电影里的女主角，带着神秘走向现实，老克腊与之的爱恋便由此而产生。王琦瑶和老克腊彼此相差三十岁，他们有些暧昧，有些纠缠不清，年长的一个在回想，年轻的一个在幻想，而幻想往往会被打断，当他们分手之后，王琦瑶以派对的名义想挽回老克腊时，却等不到老克腊的回头。而这也使王琦瑶最终明白过来，在其一生中真正爱自己的人就是程先生，而他却早已成为“文革”暴风雨来临时第一批倒下的人。

已进晚年的王琦瑶，尽管依然孑然一身，但她又“是一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女人……非常能受委屈，但她百折不挠……眼看着没有路了，她又能走出一条生路。只要一息尚存，她就决不认输”。经历几个大时代的命运轮转，生命的厚度与韧性在王琦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些日积月累的丰富却源于王琦瑶“海上梦”的冲动与张力。究其一生，王琦瑶从十六岁的少女成为“沪上淑媛”，从上海“三小姐”成为“爱丽丝公寓”里的“金丝雀”，从生命的高潮又跌落到平安里的普通护士，从未婚先孕到薇薇的妈妈。人生的起起伏伏、风云的交替变化把王琦瑶造就成一个拥有多重社会角色的女性，而这个丰富体又可以产生更多的可能性。然而，令人深感吊诡的是，王琦瑶却在这时“碧落黄泉”，缘起于当年她用青春和身体从李主任那里换来的那个装着金条的木盒，她是为了保护这个木盒而被女儿同学张永红的男友长脚失手杀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木盒是王琦瑶“海上梦”的精神寄托，也是其“海上梦”的物质呈现，也是她一生岁月的见证，即使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没舍得动。可以说，木盒是她的根本，是支撑着她坚强活着的后盾与靠山。可是在她与老克腊的暧昧关系中，她动了纯情当了真，拿出了这只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给的木雕盒子，甚至向老克腊亮出里面的黄货，但这个举动非但没有留下老克腊，反而吓跑了他。王琦瑶终其一生追逐“海上梦”，可到头来却因此死于非命。

纵观整部小说，王琦瑶琐碎而曲折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上海主流历史、社会甚至时代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是基于大时代、大变革背景下普通人生活的点滴写照，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这城市流失了多少人的经历与变故，虽说都是上不了历史书的，只能是街谈巷议，可缺了它，有些事情就不好解释了”。小说看似描述的是王琦瑶一个人的故事，其实在王琦瑶的背后站着更多的王琦瑶们，是她们为如今的时代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了改革开放，国际资本和技术大规模涌入，迅速把中国推到世界变革的前列。中国在90年代最后数年的发展，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迅速推动的城市化和消费社会”。中国正在迅速融入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而上海就是这个道路上最直接的受益者，新的环境和发展道路让人们情不自禁地回忆往昔，人们想通过怀旧来获取对日新月异的新上海的情感认同。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人心的怀旧，似乎预示着什么。《长恨歌》的适时出现，注定会给人们带来某些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王琦瑶们的存在，让承载着她们美好理想的“海上梦”有了重新复燃的一种可能性。然而，历史之何去何从，“海上梦”已然烟消云散，新时代的王琦瑶们的“中国梦”又何去何从，王安忆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注视上海弄堂的目光，扫过黄浦江畔已经光怪陆离的老上海的遗产，她的预见和寓言性在今天还是如此意味深长!

注释:

①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②崔志远:《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吴俊:《瓶颈中的王安忆——关于〈长恨歌〉及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

④罗岗:《寻找消失的记忆——对王安忆〈长恨歌〉的一种疏解》，《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⑤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⑥南帆: 《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⑦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⑧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⑨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