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 陈晓明

主持人语

◆ 陈晓明

2000年11月11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决出结果，《抉择》(张平)、《尘埃落定》(阿来)、《长恨歌》(王安忆)、《茶人三部曲》(王旭峰)四部作品榜上有名。按茅奖每五年五部作品的数额，这一年还有一部作品空缺。或者评委意见难以统一，或者难有令评委完全信服的作品，或者竞争激烈，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故而只有暂付阙如。多年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还是站得住脚的，这几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张平的《抉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效性，这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推崇的作品。这部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现实反响，尤其是改编的电影，据说高层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都十分赞赏，它为中国当时正在着手进行的“反腐败”提供了一个及时的参照系。《抉择》首发于文学杂志《啄木鸟》1997年第2期至第4期，1997年8月由群众出版社结集出版。随后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于2000年出品上映，上映后以1.7亿元创国产主旋律电影最高单片票房纪录。作为反腐败的重大题材和教材，当时每个单位都组织观看了这部影片。在如此背景下，如此有影响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顺理成章。张平的作品一直坚持道义上的鲜明色彩，他早年的作品就有十分强烈的“人民性”。在《抉择》中，“人民性”这个概念被重新放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中，它不再是在改革的层面上揭示经济制度的不合理，而是在政治层面上思考人民与当权者的矛盾。尽管这部作品是被冠以“反腐败”的代表作，但其中对人民的重新书写还是这部作品值得肯定的地方。这部作品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底层民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逼真的现实主义笔法足以催人泪下，人民开始有勇气与权势者斗争。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张平情真意切，对底层普通百姓有发自内心的关切，可以看出他早年表达的那种“人民性”具有更广阔的内涵。今天我们在艺术上掂量它，或者置疑它在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下，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可能并不是完全的历史主义态度。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就是对现实主义状况做出及时而真实的反映，它的问题性和当时性，它的尖锐性和直接性，都使它不可能在艺术上有更为复杂的设计，但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下，它的现实意义就可以使之具有独特的意义。尽管我本人崇尚“纯文学”，但面对书写现实的作品，我也会看到文学多元并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阿来在出版《尘埃落定》之前默默无闻，《尘埃落定》让阿来名满天下。这部作品显得气韵灵动，故事叙述从容却跌宕起伏，语言绚丽却不失洗练。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史诗式的格局，写一个土司家族的兴衰史，也是发生在地缘区域里的争斗史。小说把这段家族史放置在巨大历史变异的时间段落中，即西藏从前现代的农奴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前夕的时期。小说并没有过多表现外部历史对西藏历史的介入，而是表现他们自身对外部社会的反应，他们内部的争斗，家族内部和土司之间的争斗。这一切，都因为傻子的视点而被改变，历史呈现为一出戏谑的和略显荒诞的舞台剧。这部小说把大历史与小视点结合得恰到好处，相当于四两拨千斤。这部小说因为采用了傻子的叙述视点，不仅显得自由洒脱，而且几乎是神采飞扬，无拘无束，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为傻子的视点没有限制，在叙事上可以超越常规逻辑。反复重演的家族争斗，到了现代革命时期，历史不得不耗尽了它的重复逻辑。麦其土司一家人在解放军到来时终归于灭亡，傻子最终为仇人所杀，那鲜红的血流了一地，但依然没有痛苦，像是期待已久的结局。就此而言，这部小说以史诗的形式，完成了对经典史诗的解构。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叙述深受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苏童的《罂粟之家》的那种情绪和风格。但阿来确实做得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是藏文化的神奇底蕴在起作用。

1995年，《钟山》第2、3、4期连载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讲述一个女人荣辱沉浮的历史，但并不渲染惊心动魄的大喜大悲，而是在平淡安详中叙述上海的小弄堂的日常生活史，女人在这种生活史中完成了她的宿命般的人生。王安忆曾经表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她理解的历史因而是一种日常的生活史。《长恨歌》延续并推进了王安忆在“三恋”中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其中也始终隐藏着男性历史对女性日常性的压迫。王琦瑶只想过“好生活”，男人改变了她的生活，实则是男性历史摧毁了她的生活。革命改变了她的一切，也随时都可打碎她的日常生活。她小心谨慎地回避着这个男性历史中的强大暴力，但那被男性创造出的历史动力，终究会侵扰她的生活。她最终被一双男人的手掐死，而这双手，虽然没有以革命的形式扼杀她，但却以对金钱的贪婪掐死她——这倒是与老上海一脉相承，如同老上海幽灵重现。老上海的怀旧与弄堂里的日常生活，王安忆是在重写海上旧梦，无意中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自我重构给予了文学的铺垫。

王旭峰原来研究历史，倾10多年心血，完成《茶人三部曲》。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厚重的历史小说，虽然并非艺术上特别富有创新性或挑战性，但它对现实、历史或人性的表现还是有相当深刻独到之处的。它的文化底蕴厚实，关于茶的专门知识极为丰富，况且以它的历史和生活的含容量，这部作品获奖也无可厚非。事实上，这部作品在构思上还是相当大气的，也颇具匠心。它把三个层面叠加在一起，即把家族的历史、茶文化、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动三者穿插结合起来，倒是把中国的历史叙事和家族叙事发挥到极致的地步。这部作品也写到众多的人物，刻画人物的手笔还是颇具功力。一招一式都有江南韵致，一板一眼都有文化根底。

12年过去了，这里邀请我的几位在读博士研究生来撰写评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接近这几部作品，为求对每一部作品深度解读，故在有限的篇幅里，每篇文章主要讨论一部作品。龚自强评论张平《抉择》，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很到位，他也很用力，自强用功，写作能力颇强。关于这部作品他有一个地方分析得很有见地，他看出小说表现的“抉择”的困难，并非全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经常是官场中陷入人事关系，个人的利益权衡而陷入“抉择”的困境。但恰是在这个地方，自强没有深入探讨下去，他可能有些偏爱这部作品，对其有限性没有更多地展开探讨，例如，小说对不可决断性(抉择)的表现还是没有坚定地放置在大是大非的决断的绝境中来思考，这可能是这部作品值得反省的地方。

何瑛对阿来的《尘埃落定》的分析着眼于通论，就这部作品创建的“另一种史诗叙事”进行分析，角度、立意很好，拉开的结构架势颇大，但关键的要点没有形成一个不断深化的主题。文章涉及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以为是很有价值的，文章谈到“作者实际上是用土司之间的争斗这种民族内部冲突置换了革命和现代性冲击的命题；同样的，小说也以宗教文化的神秘性力量解释了现代性力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介入”。这部小说试图碰撞两个主题——革命携带的现代性与西藏进入现代的冲突，但却并不直接表现。同样，对文化神秘性的表现兴趣压倒了不同文化，乃至政治对信仰的冲击。显然，这两个要点是“硬道理”，阿来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可以被追问并形成问题链的。但何瑛看到了“在《尘埃落定》中，革命的意义模糊不清”，如何模糊不清？只是点到为止，但这是要害问题。如何评价它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创造性的，还是回避式的(回避或许是叙事策略)？何瑛也指出：“后台的力量在小说中不经意地闪现，直至在小说最后显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藏族和土司制度的主体性在命运般的强大力量下轰然倒塌，终而尘埃落定。”如何重写革命，阿来几乎避开了《农奴》的经典叙事，但神秘文化和异域风情能否真正超越政治，超越20世纪的激进现代性？这个问题要追问。

彭超从罂粟、毒品、花、色彩这些边缘性因素来切入讨论《尘埃落定》，创意颇为精彩。彭超写文章的技术很好，要点与修辞都很紧密，文章内里还是要追问一个大的问题：这些修辞最后推向深度和高度时，她使用“国家革命”作为大的问题——这个大他者与小说文本中的小修辞建构起内在的关联，这种推论也是我所欣赏的，处理得很顺畅。但因为没有与前两部分的修辞更内在地和有机地关联起来，故而最后部分的血肉不够饱满。白色与红色，与罂粟、梅毒，如何建立内在关系？这就需要更为机智的修辞关联。这就有点苛求了。

张咏宸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看得出来，她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传统茶文化颇有兴致。她的文章对《茶人三部曲》的内在结构的把握十分精到，她不是在一般的表面结构关联中去把握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而是把个人、历史与国家作为第一层结构，茶与历史则为第二层结构；而由茶生发出来的人文精神与历史再重合为第三层结构。张咏宸对结构及其叙事策略的分析还是深得这部作品的精妙处的。因为她的结构分析在每一层都汇合了多个因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构的转换展开，如何回到文本的叙事中则分析得还不够。特别是如何通过主要人物，通过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行动或场景使这些因素重叠碰撞在一起，如果就这一内在结构做更深入的分析，可能会很有意思。或许是篇幅所限，未能有更多展开。感觉立意很好，展开挖掘得还不到位。

注释

①参见《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