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并存到同化：一个中国移民村的变迁之路*——以北京“浙江村”为例

李琼英

（安徽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合肥 230022）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将不可避免地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和整合，对此不同学者进行了不同的阐释。 运用传统－现代的思路来解释人口迁移过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种是同化论，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 “同化假设”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统文化的人必将会“与过去决裂”，失去“特殊群体感”，会被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沃斯和瑞得菲尔德相应的研究取向被称为Wirth-Redfield 模式， 即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 移民不断个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另一种观点是多元论或并存模式，这一论点缘于犹太裔学者Kallen， 他对同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精神，基于对移民社区、移民网络的研究，人口迁移也可以是“无现代化的迁移”，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要素也可以共存。曾经闻名全国的北京“浙江村”其变迁过程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理论模式和运作逻辑呢？ 从传统与现代、乡村和城市的并存形态，到今天的半融合、半同化的状态， 以及未来愿景中的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浙江村” 与北京社会双重建构着一个独具特色的移民村的生存和发展道路。 探讨“浙江村”的历史嬗变， 在当今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对促进外来移民的社会认同与城市接纳，防止社会失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浙江村”的形成过程——改革推进与文化传承的产物

北京“浙江村”的称法始于1988 年，其中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温州的乐清县和永嘉县，以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为主要聚居区，这些人来到北京，主要是经商赚钱，90%左右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活动。 后又根据内在需求，发展出了内向行业，如餐饮、诊所、幼儿园、理发店等，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行业体系和生活体系。 王春光把“浙江村”界定为由来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聚集形成的，并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准社区体系。项飚将“浙江村”定义为超越了地域、体制、身份体系等社会边界的限制，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是进城农民适应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成为了居于体制之外的“新社会空间”。这个自成一体的，传统特性显著、内聚力强的聚居区与北京社会存在着典型的地理、心理与文化上的边界。

“浙江村”的形成具有内外两方面条件，一是改革的推动。 改革开放前，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公社制，和市场的被取消与物资调配权的高度集中，构筑了中国“无流动”的封闭模式。由此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完全禁锢在土地上，无法实现其边际效益，黄宗智将此称为“过密型增长”。 人多地少、生活贫困，以及城乡利益差别、工农业利益差距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强烈的流出冲动，形成了强大的流动势能。 城市集聚效应这一拉力和人地矛盾、农业比较利益低这一推力相配合，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这一时期，流动人口规模相当小，而且大都属于体制外的流动，随时上演着外出-被抓住遣回-再外出的一幕幕场景，“躲着走”是当时流动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在浙江温州地区尤为典型。

1978—1982 年， 是我国改革的启动阶段，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另一方面国家改变了对农村生产生活的高度集中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恢复农民一定的自由支配资源权和生存空间，并改变单一化的所有制结构，重新肯定个体经济的地位，并使之合法化。 但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就地发展，限制城乡流动。 这一系列政策的松动对农村人口则产生一种暗示作用，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突破制度控制向城市流动，向以往僵化的限制城乡流动的各项体制提出挑战，而这又进一步形成示范效应和“破窗效应”，外流的人员越来越多，最后反而迫使国家不得不对旧的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改革。 1982 年以后，进入改革深化阶段，国务院首先从改革城乡商业流通体制入手来改变城乡二元体制。 在《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 中首次提出农村个体商业者可以进城经商，以及在《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移居小城镇，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疏通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流动的通道。 虽然大中城市没改变旧的户口制度和就业制度，但却以有控制的人口迁移与较自由开放的人口流动态度，默许（甚至欢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从1983 年开始，流动人口如潮水般向城市涌入，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和个体户。1984 年后形成了以沿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第一次进城热潮，尽管这次热潮席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地，但向来有流动传统的温州农民却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由于城市的外来人口骤增，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随后国家又通过暂住证制度、 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税收政策等多个方面对外来人口实施管理，这些新的改革措施主要优点在于经济管理多于行政管理，反映了国家在调整管理职能，不断缩小、减弱行政干涉范围和强度，给予民众远多于改革前的自由活动空间。 “浙江村”正是在改革使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是改革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改革的加速。

二是浙江温州的经商传统及文化强化。 北京的移民聚居区不仅有“浙江村”，还有“安徽村”、“河南村”、“新疆村”， 为什么其他移民区没有形成像“浙江村”这样规模庞大、聚合性强的商业网络呢？ 这与“浙江村”独特的文化传统有较强的相关性。

温州人自古就有经商和流动的传统，特别是手工业和小商业传统，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 ”有悠久历史的发达商品经济，使温州人形成了强烈的商品意识和观念，后者反过来又促进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温州流传的重经商和手工业的民间故事代代相传，潜移默化，使温州形成了重商的社会氛围。 温州人的商业行为和意识也得到了南宋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的支持。 该学派不但否定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 “重本抑末”、“重义轻利” 的观念， 给予本末以同等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士农工商平等分工和互惠互利是经济繁荣、社会兴盛的先决条件或前提。 因此它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相左，构成了温州区域性文化即“瓯越文化”的核心，它是温州一带工商业繁荣发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后来的温州人注重功利、重视商业的思想观念。瓯越文化为温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使温州人对工商业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期待，并积极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 这一文化传统也使他们敢于冲破区域界限和制度禁地，积极寻找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又进一步成为其在现代城市社会得以生存的重要资本。 早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民就能够无惧政治责罚冲破层层障碍， 外出劳动力每年达数万人， 由此创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北京的“浙江村”是“温州模式”异地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

温州悠久的经商传统以及瓯越文化的强化使温州的农民具备外出经商务工的内在动力和欲望，这是“浙江村”形成的前提条件，体制的变革又为“浙江村”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但一方面由于传统行政管理的路径依赖性使改革的效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速度，典型的城市二元分隔的管理格局（本地人—外地人）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大量的外来移民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规划，从而使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陌生的环境下为了降低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成本，自发地形成了与北京社会相分隔的聚集区，在北京这个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城市以求生存。 在这个“空间”里，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而且这些要素在不断地被“再生产”着，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即更多地处于并存模式。

二、“浙江村”的生存机制——在寻找体制机会

改革期是新旧体制的交替期，当旧的体制逐步被削弱， 而新的体制又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障碍。 我国的改革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结果出现社会结构变化的异步性或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对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缺乏新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措施，各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强有力的配合，例如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各自为政，出现错位和缺位现象。 北京市尽管也针对大量人口的流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其改革是出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被动调适，仅就表面化的问题进行治标不治本的调整，而没有进行实质性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社会变迁出现脱节、失范以及整合减弱等问题。 “浙江村”居民一方面利用改革带来的有限空间和资源，另一方面又沿用自己原有的资源优势拓宽体制外的活动空间，以求得在城市社会的生存。 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和农村体系、 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 传统行业与现代行业之间，处于“边际人”的地位。

在经济体系方面，因为体制和身份所造成的区隔，使外来者不能取得充分的、平等的“市场进入权”，造成“浙江村”在生产和经营领域面临着诸多困境。 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而且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力。 由于不能合法地参与诊所、房地产业建设等方面的经营，阻碍了内部行业的分化和发展。 当社会需求受到社会结构和体制的限制时，如果需求不强烈，它就不会引发冲破现存社会结构和体制的社会分化，否则，这些需求就会以各种隐蔽的、非法的方式来得到满足。 “浙江村”人利用各种网络资源通过体制外手段与体制内的各部门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 寻求自己的“庇护网”， 以降低合法性问题所造成的风险系数。 例如，通过贿赂商场负责人获得商业企业的柜台经营权，通过贿赂工商税务部门减少各种税费开支以及简化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通过发展和村级组织及北京人的关系获得房地产业的经营权。 “浙江村” 人正是在体制的缝隙中挣扎前行，努力争取并紧紧抓住各种生存的机会，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代价。 上世纪90 年代专业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京温大厦”的建成对“浙江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浙江村”进入外部社会的成本代价降低，发展规模扩大，而且表示北京市政府对“浙江村”的管理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向有序化管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标志着“浙江村”在向着规范化、合法化方向发展。 如果不是“京温大厦”等专业市场的建立，“浙江村” 在1995 年的大清理中可能会被彻底根除。

在社会管理方面，北京市并没有将“浙江村”纳入其城市行政管理系统。 “浙江村”之所以会聚集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改革是从外围开始然后向中心推进的，首先放松了对外围在地理、体制和经济上的控制，使外来人口在北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市对“浙江村”的管理政策是以“赶”为主，从1986 年到1995 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在8—9 月份对其进行轰赶，而城乡结合部的管理相对较为薄弱，往往成为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从而使“浙江村”有了狭小的生存空间。 但这一空间并不稳定，“浙江村”人是在“驱赶—逃跑—撤退—回潮”中上演着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在每一次轰赶、清理后，一些人重新回到原地，而另一些人则留在了外围更为偏远的地带，但这后一群人在中心产生的空缺很快又被新来者填补，这种运动反而使“浙江村”在面积上不断扩大。

“浙江村” 与北京社会存在着相异的图景想象，尽管“浙江村”人在意识中已将自己与在家乡种田的农民区别开来，不少人将自己认同为“生意人”而不再是农民，但在北京人的想象图景中，“浙江村”人是一群“在北京做生意的浙江农民”，是外来人口，这种“外”不仅仅具有地域的内涵，更指称一种文化和体制之外。 北京政府和市民对“浙江村”常持有社会刻板印象，甚至带有偏见，即“浙江村”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因此相应的政策导向便是清理，并没有将其视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 从1990 年开始“浙江村”内部治安状况明显恶化，到1992—1995 年期间，已经陷入了完全的无序和混乱状况，帮派和黑恶势力横行，恶性案件经常发生，而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不作为，当正式的社会管理机构实施其功能出现障碍、失效时，人们只能寻求体制外的“替代品”，最后造成以乱治乱，进入了“乱”的恶性循环。 “浙江村”出现的此类问题并不是其自身所造成的， 而是城市管理缺位的必然结果。根据刘林平的调查，目前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仍然存在着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同乡会，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提供权益保护和社会服务中的缺位。学者们的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性，移民聚居区只有在威胁到城市社会安全的时候才会引起普遍关注，而往往缺乏预防性、防范性的社会管理思路和管理体系。

在社会整合方面，“浙江村” 内外部关系主要以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要调节机制，制度性整合力度严重不足，认同性整合畸形发展，所以“浙江村”的社会整合处于低水平，或者说低度整合。

“浙江村” 内部存在着相当强的功能互赖性整合，各户、各行业之间为了提高生存能力，降低生存风险，增强生产和经营的集聚效应，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的分工合作体系。 “浙江村”内的每个人都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丛，也即项飚所称的“系”，一个系包含两个“亚系”，一边以亲友关系为主，叫做“亲友圈”，另一边以合作关系为主，叫做“生意圈”，两个亚系中间重叠的部分即为核心系，这个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在“浙江村”这个部分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不同人之间“系”又存在着交叉和重叠，由此在内部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浙江村”与外部社会也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互赖纽带，因为其快速发展也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带动了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北京难以割舍的部分，这也是后来“浙江村”能够被北京接纳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功能互赖性整合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具有很大的脆弱性。

制度性整合即制度化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和各级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对社会实现正式的管理和控制。 制度性整合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 但在“浙江村”，制度性整合水平相当低，相应的政策、法规等制度性规范没能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规范，但由于执行乏力，造成了权力的寻租、社会的无序，这也是“浙江村”混乱的根源。

认同性整合是建立在个人自觉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化来实现。 “浙江村”人在生活、社会交往、情感等许多方面对所在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传统乡土人情、民间信用及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Portes 通过对国际移民现象的研究，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在人口迁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 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 移民网络可能形成，移民网络实质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是血缘、亲缘、乡缘和业缘等。在移民网络内部往往形成较强的社会认同。 “浙江村”依赖社会资本等资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于北京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心理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缺乏现代社会的正式社会组织和制度性机制，带有狭隘的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偏见的认同性整合反而阻碍了“浙江村”和外部社会的整合。 群体成员将他们自己的群体称为“内群体”，对它怀有特殊的忠诚感；同时，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其他群体，将其视为“外群体”。“浙江村”人和北京人正是将彼此视为“外群体”，从而造成了互动、融合的障碍，无法在认同上达到有效整合，由此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三、“浙江村”的最终命运——迈向制度化轨道

沿着“浙江村”的发展脉络，今天这个移民村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景况、是被彻底清除还是被完全接纳？ 是延续着传统的共同体模式还是走向现代化的组织结构、是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境地还是全面进入了制度化轨道、是保持并存模式还是已实现了彻底的同化？ 如果把这一系列理想类型看作是一个两端连接的连续谱， 那么可以说“浙江村”目前正处在中间偏右的位置，离制度化的轨道愈来愈近，且仍在不断地向终点迈进（如下图）。 从摆地摊到租柜台再到建市场建大院，“浙江村”不断分化重组，一步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流动经营网络”，在北京打下了自己的根基。

传统意义上的“浙江村”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阈中，成为历史的记忆，目前的“浙江村”已发展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城”或也可以说“浙江城”。从1997 年“浙江村”一带开始拆迁改造，经过地方政府多年的整顿、疏导和建设，“浙江村”现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旧村落已被现代化的商贸城和住宅区所替代。 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以木樨园环岛为辐射中心，周边近3 公里范围的区域，聚集了大小24 个现代化商贸城，这个以服装批发、零售为主的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中心，已经成为京城著名的“八大商圈”之一。原先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加工现亦大都通过办服装厂转向了组织化、专业化生产模式。 在经济体系、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已进入了制度化的框架。“浙江村”居民在地域上不断分化，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也逐渐趋同于现代城市社会， 血缘、地缘关系逐步弱化，传统的因素逐渐削弱，现代的因素日益增强，流动将越来越快速，边界也将越来越模糊。 “浙江村”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变迁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典型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即：城乡社会从隔绝走向沟通、从对立走向一体化的方向转变。 同样，“浙江村”的未来走势也反映出国家的改革方向与城市的开放态度。 “浙江村”所发生的变迁证明了外来人口的生存机制正在由“并存模式”向“同化模式”的转变之中，尽管“同化”未必是最优状态，但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正如帕克所言，“边际人”或“边缘人”身份会令其不安焦虑、敏感好斗，只有不断褪尽自己的“异性”，填平文化的沟壑，以同化而告终，才能消解“边际人”的心理障碍。

但实现完全的同化还需迈过一道坎，制度和心理的障碍还没有彻底清除。 传统的“浙江村”尽管已经慢慢向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居民已经逐渐渗透进北京社会，却仍处于半融入半整合状态。 他们在经商和居住地域空间上与北京人、其他省籍人越来越混合、杂化，但是他们依然尚未真正融入北京社会，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呈现出马赛克般、小团体化的群体分割。传统因素的顽固性和惯性，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形成无形的内在束缚， 由此带来认同危机。 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阻隔，使他们在身份上仍没有得到政府的制度认可，在心理上也没有完全得到城市居民的接纳。 这已然不仅仅针对“浙江村”人，而对来自于农村的城市移民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共性。 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与流入地的接纳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过程。 如果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城市能够产生心理认同，即会倾向于用城市的文化、 规范约束和指导自己，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各种失范风险，如此进一步推动城市的接纳；相反如果外来人口把城市仅作为短期居留地，而不是永久定居地，就很难对城市文化产生认同，则容易偏离城市规范，产生越轨行为， 结果又加剧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 与此相应，如果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能够将外来人口作为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将其纳入等同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范围之内，则会有助于消除各种隔阂，促进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认同。 看得见的城乡壁垒和看不见的乡里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使得无论是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还是城市生活接纳农民都十分困难，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打破这城乡壁垒，中国农民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将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自如。因此，打破城乡之间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壁垒，消除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隔离，促进其交流与融合，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大规模城市移民的出现，我们应努力消解各种主客观障碍，实现有序转移，减少社会震荡，推动外来人口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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