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在身体中的投射

李开文，刘 杰

1 体育与身体

从身体的社会属性来看，唐·伊德提出“物质、文化与技术”等身体形态。约翰·奥尼尔在身体五态重塑关系中把身体归为世界态身体、社会态身体、政治态身体、消费态身体及医疗态身体［1］。在马克思看来，身体具有实践、文化和社会的内容。无论身体处在何种环境下，我们的身体是离不开社会而单独存在的。

从体育的涵义来看，体育的英文是physical education，译为身体的教育，即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实现教育的目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为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来实现;第二种指体育运动。在现代体育类教材中把体育分为广义的概念和狭义的概念，体育的广义概念(亦称体育运动)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受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并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服务。体育是一种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社会活动。

体育作为身体发展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满足身体需要，主要表现在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方面。生理需要是指人类应用体育对自身生命——身体进行“优化”的一个重要过程。苏格拉底宣扬“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用身体的。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完成应该做的一切事情。那些天生体质脆弱的人，只要锻炼身体，就会在他们所锻炼的地方强壮起来［2］”;在社会方面体育作为塑造身体的一种方法，身体本身的需要不再重要，而是要把我们的身体打造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身体”，能为社会服务的“身体”。

“体育身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体育身体”的生理属性。强壮的体魄是其主要标志;二是其社会属性。教育是体育身体社会属性的主要代表。

2 体育、身体、教育的联姻

从人类文化开始产生的那一刻，体育就承担着诸多的功能，比如生产、宗教、娱乐、军事、教育等，但无论哪一种功能都离不开我们的身体与教育。李力研在《野蛮的文明》一文中，对教育将古希腊哲学与运动、身体锻炼相结合进行了精妙的分析，即体育运动是通过教育、锻炼身体的形式，培养、历练了参与者的心智，进而才能形成“体育是智慧的基础”这一观念［3］。当体育身体－教育联系在一起慢慢地就演变为一种独立的体系即体育教育，也就是把体育投射在教育之中，通过教育的功能发挥体育之独特的社会功效及教育功效。

从古希腊的历史中透视出体育对古希腊人民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作用主要表现在“身体教育”或“身体训练”的功能上，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身体教育”或“身体训练”培养人“节制”“勇敢”和“公正”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明确指出，体育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丹纳认为，在古希腊每一个公民必须会打仗。打仗需要有好的体格，为此他们必须加强锻炼身体，努力打造良好体格，能让自己变成一个出色的战士。这种风气使得舞蹈与体育演变为一种锻炼身体的制度。在此制度下，人民热衷于身体锻炼、追求均衡、匀称之美，赞美人性的高贵与生命的尊严，以此投射出爱智、尚武的精神文化世界。相较而言，古中国对身体锻炼、体育运动的客观认识显得十分贫乏，受到称颂的是从体育活动中投射的道德身体，如习武的终极目的在于武德的修养。福柯挖掘了运动中身体所承担的各种社会权力形式［4］，进而在教育规训的层面上归结体育的意义［5］;尼采在身体一元论哲学的考察中发现了身体的本体性，“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6］;威廉姆斯也提出，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教育，是为了形成全面发展的人。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充分地说明“国家体育”要“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的体质”。这里所指的是关于身体生理健康的状态，不管我们出于锻炼身体、教育、军事、还是宗教目的，体育终究都与我们的身体活动密切相连。

杜威的教育理论主张认为，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的主要手段，要特别注重“发动性的、有精力的和有生气的性行;特别是身体上的动作，应当分外注意”［7］。他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游戏运动不仅有助于人的身体发育，也有利于培养人的敏捷的感觉、流利的思想、果敢决断的精神和生动活泼的禀性，“能够使一个被动的、静穆的、无生气的人，一变而为活动的、有生气的、有用于社会的人”［8］。体育从一开始就与教育联姻在一起，身体是体育与教育联姻的载体，教育是体育延伸的基础。体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克服身体的缺陷，不断的征服、改造我们的身体，使身体符合教育的需要。由于教育本身归属于国家和道德层面，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体育改造的身体最终也是为了国家和道德服务的。

3 体育在教育中对身体的改造

3.1 体育——国家工具型身体

3.1.1 体育——国家工具型身体的雏型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采集食物、捕猎等，在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奔跑、投掷等体育活动。为了丰收、节日而创生的体育活动，并将这些活动通过教育的方式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如元宵节斗鸡，端午节的龙舟赛，清明节的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等。这些建立在生产生活中的体育活动，对身体进行了改造并投射出一种民间社会文化形式。这种民间社会文化形式具有国家性质，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的节日是国家规定的，其体育运动在国家规定的节日里产生，主要目的是为民众提供娱乐和维护阶级统治;在人类战争中，尤其是以“国”为单位的国家战争中，士兵的身体和军事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统治者为了提高士兵的战斗能力和军事技巧就必须依靠体育手段来训练，除此别无他法。斯巴达为了征服敌人，必须拥有强悍的军队，于是国家的命运系于军队的训练，依靠体育手段的训练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简单的教育思想很明显地在斯巴达教育制度里透露出来［9］。身体就成了意识形态之战的工具，而生命也成了这种战争的殉难品。这时体育作用的身体成为生产实践活动和军事的代表，但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身体的社会构建，即体育教育的国家意义和内涵还没有得到较大范围的拓展和延伸。

3.1.2 体育——国家工具型身体的完成 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清政府开始思考原因，在武器层面的改革无法奏效时，人的身体的改造被广泛重视。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大而惜败日本，非吾将相之才逊于日本也，乃吾无公民之不如日本也。”［10］康有为之所以提倡改造身体，是基于国家存亡的观点和政治提出的。在这里身体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涵，身体成为国家强弱的隐语。改造身体、强种报国的认识使身体在十九世纪末受到严肃的凝视，身体和国民间的关系成为焦点。由此梁启超认为国人之所以沦落到“东亚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重文轻武，不讲体育，导致民族体力衰弱［11］。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阿Q等人物都是病态的或身体有缺陷的。在鲁迅看来身体病态是与“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进而也是与传统文化对人的宰制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的问题不仅仅是身体锻炼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才价值观及教育模式的综合问题。

体育对身体的教育作用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是如何改造我们的身体使之符合当时国家需要，蔡锷提出了军国民身体即战斗的身体［12］。蔡锷认为解救中国唯一的方法就是对国民进行身体改造和精神改造。其目的是两者结合，最终到达“全民皆兵”的状态;其身体的改造主要是“尚武”，希望凭借军国民教育，以健壮的身体取代羸弱的身体，于是体育身体教育走向制度化，体育活动才正式成为教育的科目之一。1911年中央教育会明确表示，体操、兵操、拳法、刀法、枪法和游泳等活动都应成为教育的重点。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要求教育部以军事动作、知识和军用规则来管理和教育中小学学生［13］。在军国民思想下，体育就成为磨练身体和训练的主要手段，成为国家制造标准化身体的主要方法。由此在教育中衍射出服从纪律的体育身体和爱国教化的体育身体。1919年军国民教育停止，随着政权的更迭，国民党政府实施训政教育方式。1938年各省体育行政人员讨论会上曾通过《如何加紧民众体育训练案》。该方案主张:“利用保甲制度，壮丁训练及民众学校，强迫民众练习国术［14］。在《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中规定:“在抗战时期中”，小学体育特别注意的第一点是:国家观念及民族意识之培养;中等学校体育“特别注意”的第一点是:“国家观念及民族意识之激发”;专科以上学校体育“特别注意”的第一点是:“为国家、民族以至人类服务之志趣”［15］。上述教育中，将体育、身体与国家命运连接在一起，强调国家成为个人身体忠诚的对象。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国家、身体与体育相互构建，但体育通过教育的功能化已经使身体走向了国家。身体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即国家是身体服务和服从的对象，身体被国家化和工具化。

3.1.3 体育——国家工具型身体的成熟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与个人身体发生了实质性的关联，国家接管了体育身体，体育身体由此国家化。国家确实对国民的体育身体进行投资、训练、强化和管理，身体被纳入国家理性的轨道，身体成为国家理性实践的完美手段［16］。1949年9月提出“提倡国民体育”。朱德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并为大会题词:“为人民服务，为国防服务，为国民健康服务”;1952年，毛泽东同志确定了以“体育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体育工作指导思想，形成了“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体育发展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校体育培养“祖国保卫者、建设者”。“服从生产、坚持业余、自愿原则”——开展农村体育，“体育先行”——拓展国际空间［17］;《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于1978年3月编定。明确提出了全日制十年课程目标: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是全面贯彻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18］;1987年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中，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育人的指导思想，内容包括增强体质、全面锻炼身体、学习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发展基本能力、向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陶冶美的情操等［19］;2001年教育部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其学校体育教学的目标是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培养学生全面发展，通过体育促进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江泽民同志强调:“体育是关系人民健康的大事，体育水平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现阶段体育是开发学生的身心潜能，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从事体育运动的态度、兴趣、习惯和能力，为终生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促进学生个体社会化，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使其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合格人才［20］;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9月29日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我们国家的体育话语机制中看到，体育锻炼更多地是强调思想、理想的崇高，突出责任与担当，注重劳动、军事与为人民服务，最终都归咎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和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以此投射出身体是为社会和国家效力的文化性世界，身体的作用被精神化。体育作用的身体在教育中被抽象化，工具化，缺乏对个体身体的细节化和真实化的关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体育身体”最原始的是生产实践身体，随社会的发展体育身体演变为军事身体，成为救亡图存的工具，是服务与建设的工具，体育身体被物化、被工具化，只不过身体训练、强化、管理的层面和内容有所不同。当体育身体的细节得不到感受与倾听，个体的生命也就会缺乏理解与关爱，我们的身体就会被这样那样的东西所异化。而所异化出来的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体育作用于身体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性张力。

3.2 体育——道德身体

3.2.1 培养身体与培养德行 体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学生具有一定的理想诉求。通过体育运动，并且在制度、纪律的要求下形成教育者所需要的素养。《论语》中“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孔子在这里认为，人为主导射箭比赛的主要是规范即“礼”，而不是射箭的技术［21］。儒家身体训练忽略个体身体的存在，呈现“礼”的存在，在“礼”的践行过程中训练后的身体成为社会规范、个体修养的象征。毛泽东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从现在我国教育培养来看，“科学文化-思想品德”这一二元结构是我国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特点［22］。《体育与健康》课程明确指出，体育对于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内容来看体育身体行为素养是全面的，重视了我们的个体身体需要，但身体负载着更多的道德因素如团结、合作、爱国、集体主义。如果从运动本身来说还将不怕苦、不怕累，自立自强、遵守纪律、能奉献，为国争光等社会道德铭刻在体育身体的表象，在践行道德时体育身体表现出行动的状况，也表现出社会对个体的驾驭状况，体育身体即是自我规范的对象，也表现为权利和社会道德关系的符号系统，在体育教育下身体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体育身体被社会化、精神化。

3.2.2 体育——规训下培养身体

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承活动，同时也是以理性体系对身体的规训过程。体育身体作为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固然要遵循教育对身体的规训，只不过在规训中显示出独特的体育特点。如在体育比赛中，我们要遵守比赛规则，体育课堂上队列变化要服从教师的口令，体育教学要使学生形成终身体育的习惯等等。福柯认为“规训就是造就形式的推行形式，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逐渐成为规训社会的囚徒［23］。”体育规训主要是指人们在体育交往中所应该具有的表示相互尊重、亲善和友好的行为规范［24］。其内容主要表现在语言、行为、体育比赛规则，服饰以及体育仪式等方面;在行为方面主要表现在团队意识、合作学习、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等方面。但这些规训不是一开始就体现在个体身上，而是一种通过学校体育理性地规训约束和抑制个体感性为主的身体活动。体育身体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通过身体训练让个体身体感受到在规训下所形成的优秀品质，能够带给个体更多的尊重与关爱，以此形成体育道德，在社会道德的认可和作用下最终使体育作用的身体走向社会化。

3.3 体育——生理身体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身体已成为很多学科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爱德华兹认为，体育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涉及身体运动，这种体力消耗是一个必要的特征，不能过度。没有它，根本没有体育活动［25］。体育教育的作用基础也是生理身体，因为生理身体是体育教育活动最忠实的实践者和承担者。在体育教育中生理性主要表现在力量、速度、平衡与和谐、技巧等美的体现。古希腊人就是按照他们对美的理解，利用体育塑造人的健康美与力量美［26］;在古老的中国，人们采取多种体育手段维护人的身体健康，追求延年益寿，如中华武术、中华养生等都以人体生理认知为基础，讲求人的形神兼备，身心统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和回归到人原始状态的自由。要求用身体感觉大自然的风韵，并将内心的情感通过身体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身心合一，［27］以此将体育身体投射到养生文化中;在现代学校体育教育中关注的是健康、愉悦等体验式概念，而后在健康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合作交往等能力，最终将体育身体投射到教育本能当中去。体育不仅仅是要达到身体的康健，它还要在健康的生理身体上投射出一个以体育教育活动而建构起来的文化性世界，并且使个体在自己构建的文化里认知和生活。

4 小结

体育从生产实践开始，经历了“尚武强国”的军国民体育身体到“增强体质，保卫国家”的体育身体，再到“健康体育，终身体育”。这种变化从国家需要的社会本位向个人需要本位方向发展。在发展其间教育从来没有被剥离出来。身体作为体育的承载物质，一开始就与教育联姻在一起并被教育所重塑。其间身体是体育铭刻的表象，教育通过体育的形式把身体打造成国家、道德的工具，以此在其周围投射出一个被工具化的世界，进而身体被体育训练成被动的或者“顺从”的存在物。其体育教育化主导的国家价值、信仰和道德规范被灌输到我们的身体，从而实现了国家及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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