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云南实施的民族政策研究

姜 南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阶段历史时期的路线制定的行动准则。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国家和政党的产物。民族政策则是国家或政党为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之间存在着紧密而直接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实的民族关系状况构成了民族政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民族政策也深刻地影响着民族关系。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与民族政策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联系。因此，可以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来分析中国的民族政策。换句话说，我们要研究民族政策，可以从对民族关系的协调以及具体表现出来的情况进行分析。诸葛亮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的是针对当时复杂的民族情况和蜀国内外风云突变的政治状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诸葛亮长期的思想智慧和政治经验的总结，充分体现了诸葛亮作为东方智者的政治眼光和雄才伟略。

一

三国时期魏、蜀、吴的民族政策，历来是民族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曹魏的民族政策一般是先征服后迁徙，并辅之以拉拢、镇压等手段，导致各少数民族族群和部落的内迁，处于长期被曹魏集团控制的地步，力量一直被分散和削弱。孙吴采取了灵活多变、镇抚相结合的民族政策：对山越以高压为主； 对蛮族则根据其地理位置及重要程度采取不同策略；对岭南俚族以抚为主。其核心目标是掠夺民族人口以增加兵力与劳力。卫永锋先生认为,“诸葛亮在南中地区实行的羁縻式的统治措施开创了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的先声”。其方式逐渐成为古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方式的主流。这种统治方式也缓和了民族间的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这里主要对诸葛亮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进行较为具体的研究与阐释。

二

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建兴三年（公元225年） 春，亮南征，自安上(今屏山)由水路入越巂；别遣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即“兵分三路”。西路军由诸葛亮亲自率领，由安上溯马湖江（金沙江）而上，入越巂郡以征叟大帅高定元，东路军由马忠率领之入牂牁郡以镇朱褒；中路军由李恢率领之以向益州郡对付雍阎，李恢在进军前夕是以庲降都督之职驻镇平夷县（今贵州毕节）。三路军中西路是主力，故由诸葛亮亲自率领，入越巂郡平定高定元之后，再渡泸水（金沙江）南入益州与李恢军汇合。蜀汉军队南下，益州郡大姓雍闿率领自己的部曲北上与高定元汇合抵抗诸葛亮所率领的蜀汉主力军。但由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高定元的部曲杀了雍闿，后雍闿的部将孟获继任继续与蜀汉主力军作战。其后诸葛亮向孟获进攻的时候，采取了七擒七纵的策略，其实是“非暴力高度智力竞赛”，一种又打又拉的手段。诸葛亮在南征战役前后，为安抚民心，稳定社会，实施了一系列合理、适当、有序的民族政策。

（一）少数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的开山之制

《史记·司马相如传》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引申为笼络控制。诸葛亮在南中实行的统治措施为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诸葛亮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政策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范本和蓝图。西汉时期分封的土著王、侯、邑长,东汉和三国两晋时期重用的土著夷帅,隋唐时期的羁縻州县，唐代蜀州刺史张柬之云：诸葛亮“使其渠率自相统属，不置汉官，亦不留兵镇守”，可谓“妙得羁縻蛮夷之术”。（《旧唐书·张柬之传》）,南诏、大理国时期中央王朝对南诏王和大理国王的册封,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等,都是羁縻政策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汉官仪》解释羁縻政策的含义是:“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即用牵牛绳和拴马索的办法,来管理中央王朝无力进行直接统治的民族地区。这一政策的核心要义是:“因俗而治”、“以夷制夷”。即诸葛亮在云南保留各民族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不变,任用其民族首领管理其内部事务,中央王朝只负责各民族各部落之间外部纠纷的协调管理,并通过纳贡等形式向其收取少于内地的赋税。羁縻政策成为了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主流方式，这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方式也缓和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因俗而治

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蜀汉南中地区有盟誓的习俗，诸葛亮就通过盟誓，使统治政策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而且统治也愈加深入，以得到民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落后，遇上重大事件往往以盟誓为信。在昆明市嵩明县嵩阳镇南原火神庙，今县农机局院内，尚有总面积150平方米、高2米的石砌圆形平台。台上有明嘉靖年间所建武侯祠遗址。其中《武侯祠碑记》载：“嵩明，古崧盟部。昔武侯南征，擒孟获与秀崧山，筑台盟此，遂以名郡，台曰盟蛮台。世祠祀之，以至于今。”这表明诸葛亮当年确实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并通过盟誓的沟通交流形式来表现尊重当地夷人的风俗习惯的目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卹，又画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人重之，许致生口直……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因为当时落后的“夷”族各部落中还没有文字、所以诸葛亮以图画的形式教少数民族如何与部主吏、刺史、校尉加强经济方面的联系，教会老百姓政府与天地日月君长一样都是要尊重和服从的，此外老百姓还有缴纳贡赋的义务。诸葛亮将道德伦理观念和对国家履行义务的职责思想灌输给了老百姓。这样一来，蜀汉中央对南中各民族地区既能调度灵活，增强了综合国力。地方也减少了叛乱纷争、南中地区出现了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三）重视先进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传播

代表中原文化的蜀汉政权通过军事战争的方式进入云南，并实行了屯田、修建水库等诸多可圈可点的措施，促进了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云南诸葛亮南征传说中，诸葛亮作为汉族人民的代表，是智慧的化身，其政治、政策的合理与适用、人格魅力的张力，都是调节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因。诸葛亮将汉族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贯输到了南中地区，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历史影响。杨慎《滇载记》：“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常璩《华阳国志》：“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深居滇南基诺山中以往称为“攸乐人”的基诺族，传说是孔明南征返回掉队而丢下的，因此又称“丢落”人。傣族民间传说诸葛亮南征到澜沧江，惩处贪婪的汉官，废除苛政，送来谷种，教傣人开田插秧、打谷舂米。诸葛亮回师时，傣族男女老少都来送行，并盛赞：“天上的星星再多，也没有丞相为我们做的好事多；高高的贝叶树，会永远记下丞相的恩德。”而诸葛亮临别时还摘下头上所戴帽子，留赠给傣人。在纳西族和傈僳族中，传说诸葛亮南征到了维西地区，教百姓开辟水稻田。这些与诸葛亮南征有着莫大关系的传说，究其原因是诸葛亮在历史上有利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开发，同时也说明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和徙居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影响十分深远，故而民间将这些事情都汇聚在了诸葛亮的身上，使诸葛亮成为了民间传说故事中箭垛式的人物。如果我们再深究一下，主要原因还在于诸葛亮对少数民族采取了相当怀柔的政策，改善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得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和谐交融，共同发展。上述传说自然有后人的附会的成分，因为有些地方孔明从未到过，但它却说明诸葛亮南征对加强云南与祖国的联系具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汉民族向边疆民族地区传播了内地较为先进的文化、生产生活模式等；二是进一步增强了边疆民族对祖国的内心力与回归的力量，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和各民族团结进步。

（四）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体现

当今中国由于成功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民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形成了各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民族地区是否稳定主要和民族地区人民对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是否一致有关。 如果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就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国家稳定；反之，则影响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的局面。南中地区的叛乱就是民族和国家认同不一致所致，正如南中大姓雍闿所言:“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这不仅和叛乱分子妄图稳固和延续自己腐朽地奴隶主阶级利益而分裂疆土野心的息息相关，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东吴肆意插手蜀汉内务造成了一定时期的混乱。

其后，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在南中地区采取了任用当地官员的政策是：团结大姓和夷帅，缓和民族之间的矛盾纷争，安定南中社会秩序，以稳定蜀汉对南中各民族地区的统治。诸葛亮说道：“若留外人（按：外地来的汉族官吏），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克新伤破，父兄死伤，留外人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按：南征前夕，大姓、夷帅们曾杀害蜀汉官吏），自嫌衅重，苦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也。”这一思想就是要团结大姓和夷帅，利用他们来对南中进行统治。在此民族自治思想的基础指导下，在地方上诸葛亮“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即是保留原来的的各个部落氏族、原始居民，任用他们中的有影响力和有权力的人为个阶层各组织的官吏，承认并让他们沿袭世袭的统治权力，这一措施可以看做是明清土司制度的发生。“诸葛亮在公元225年春天南征，当年秋天便把南中完全平定。这不仅由于他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正确，而且也由于他在对待南中大姓、夷帅的政策上切合于当时南中的实际情况。诸葛亮把南中的大姓、夷帅们团结了过来，仍然利用他们充当南中的官吏。这些大姓、夷帅与本地的少数民族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是个地方的民族上层。他们诚服于蜀汉，蜀汉在南中的统治便迅速的稳定下来。政局的稳定，给诸葛亮北伐中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没有了后顾之忧。蜀汉也从稳定、诚服的南中地区获得了金银战马和成为飞军的劲卒青羌，增加了北伐的人力物力。”诸葛亮坚持从各民族、各区域的特殊情况出发，依据特殊情况处理特殊问题，极大地照顾了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上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从而使他们既能保留民族自身的特色，又能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一致，这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制度多元大一统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力的保证。

三

诸葛亮在南征中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十六字方针，恩威并用，七擒七纵孟获，终于使南中豪强心悦诚服，完全平定了南中，并于同年12月班师回蜀。这一战役不仅战略方针正确，而且沉重打击了地方军阀势力和粉碎了其企图依附于吴国势力继续制造蜀汉后方疆土不完整、国家不统一稳定和民族不安定的局面，熄灭了其妄图制造民族分化、边疆分裂的嚣张气焰。诸葛亮在南征胜利后，于云南实施的民族政策，充分说明了他是民族团结的典范人物。这与明、清两代对云南少数民族采取的歧视、杀戮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回顾历史，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稳定曾在蜀汉政权的英明决策和诸葛亮的政治智慧的充分施展下，逐步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边疆各民族与国家之间形成和谐、共生、共存的良性互动模式。虽然其间由于政治决策、方针上的小失误，导致了少量的矛盾与冲突，但是毕竟淹没在了历史的发展洪流之中。总之，蜀汉政权的施政方向、纲领以及任人唯贤的制度使其长久的稳定，各民族团结进步、和谐互助。民族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现象，是一个特征鲜明区别于其他各种组合的共同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的这四个特征，当属民族的自然特征或自然属性。蜀汉在当时相当怀柔的民族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与民众确实达到了不反对变动的平衡。诸葛亮作为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的优秀政治家，他提出的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经验和智慧，可资治国者和治滇者学习和借鉴。而今，针对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在外部反动势力扶持下策划、制造的“藏独问题”、“新疆东突恐怖主义”等分裂行径，我们应当像诸葛亮一样进行坚决地斗争，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因而我国特别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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