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惑乱遗至今
——传统观念在当代《三国演义》评论中呈现出的非理性现象*

杜 青 蒙

(包头师范学院 图书馆，内蒙古 包头 014030)

三国惑乱遗至今
——传统观念在当代《三国演义》评论中呈现出的非理性现象*

杜 青 蒙

(包头师范学院 图书馆，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在感情倾向上具有强烈善恶观的部分《三国演义》评论者，其理性认识和学术研究理念的公正性，常常被《三国演义》中儒家性善观、封建正统观所禁锢。非善即恶的道德倾向性使当代学者在评判《三国演义》时，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描写上的历史局限性缺陷，更多的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春秋笔法来进行回护性批评，这使学者在论著中引用的论据往往与其文中的结论相互抵触。

三国演义；传统观念；非理性；倾向性

非理性的学术评论，是一种依从于传统儒家性善观、封建正统思想以及阅读中的个人道德感情倾向来作为评判标准的论证方式。

清代批评家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点评，就是一种以封建正统观、性善观为依据的感情倾向性的点评方式，并将这种评判观念鲜明地用于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的人物点评上。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第一回中曹操、刘备的身世介绍进行对比评判：“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1](P30)

这种传统脸谱化的出身决定忠奸论的封建正统评判标准，在现代史学观念面前，还顽固地存在于某些学者的脑海中。这部分学者了解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成长和生长环境的关系，了解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但这部分学者善与恶的对立倾向性强烈，以单一的儒家传统道德评判来衡量《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这种惑乱导致部分学者在评价《三国演义》时，失去了严谨求实的学术研究规范，并在其学术论著中产生以下三种缺陷：缺陷之一，学者的个人情感被小说正统人物形象所征服，袒护不尽；缺陷之二，尊刘抑曹，忠奸分明；缺陷之三，曲意回护，对鲁迅“欲速显刘备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2](P129)的评判名言，进行曲解。引用论据和史料，佐证《三国演义》作为经典小说的当代现实意义，轻描淡写或回避《三国演义》中必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与写作缺陷。

一、学者对《三国演义》非理性维护的内因

《三国演义》与中国其它具有说唱特征的古典历史演义小说不同的是，以史而作，具有写实性；场面恢弘壮阔，尽展文人武士心机武功；半文言文用语，简练而典雅；又经名士罗贯中整理写成，毛宗岗删改定型。在仁君刘备身上，寄托着文人对封建君王实施仁政的政治理想。在千古名臣诸葛亮身上，则集中展现了文人名士殚精竭虑、济世安民、精忠报国的愿望。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为文人的感情寄托而作，为文人名士的道德理想而作。在当代社会，还可以借助《三国演义》的影响力，代替以深奥的文言文写成的儒家经典，来在普通市民中传扬传统儒家忠孝仁义观念。就是这种思想的寄托，使《三国演义》的地位，在当代某些学者当中，具有不可诋毁、动摇的内在原因。

二、以传统正统观念为评判标准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在质疑易中天的《品三国》中伤《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句评语：“《三国演义》是人神不分的一部作品，是奠定了民族精神史、思想史、人格史的一部作品。”[3](P217)葛红兵同时认为：“如果以《三国演义》为假想敌，把《三国演义》摧毁来讲三国史，这样就把其中的人文理想、审美理想、历史观念、人生信念、社会价值观都颠覆了。”[3](P220)葛红兵对《三国演义》创作理念的维护观点鲜明，能集中代表一批《三国演义》爱好者和学者的观点，即评判《三国演义》时，不能以历史的角度对传统儒家忠孝仁义观有过多的质疑。这种传统儒家理想集中体现在以刘备集团为核心的各种人物身上，在这些人物形象中，能体现出当代文人对儒家仁政理想和道德社会的渴望。

三、以人物形象的善恶主次为评判依据

葛红兵认为：“对三国的解读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很好的解读方法。”[3](P219)从根源上讲，当学者的思维被善恶对立的儒家传统观念所误导时，必然从内心拒绝任何学说对《三国演义》进行多样化的解读和定论。学者的个人学术评判价值观，必然向《三国演义》中展现的儒家性善观回归，向封建正统观回归。身处当代的部分《三国演义》研究者，在向性善观、封建正统观回归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所以这部分学者全盘接受刘备仁、曹操恶、鲁肃呆这种脸谱化人物形象的同时，在论据论点上显现出思想认识上的两面性。明为持平，实为贬低。明为当代文史观，实为古代性善观、正统观。

(一)袒护不尽，君子行为皆善念

鲁迅对《三国演义》中刘备和诸葛亮的人物形象有句评判名言，“欲速显刘备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2](P129)

鲁迅与当代某些《三国演义》研究者的评判眼界不同的是，鲁迅是站在《三国演义》小说之外，以现代文史观，对《三国演义》中以儒家性善观、正统观为写作观念的历史缺陷做出的评判。鲁迅还用这种犀利的目光对《红楼梦》的创作方法进行了评判：“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的，不大相同，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P338)

当代部分《三国演义》研究者在评价书中人物形象时，是站在书内而非书外，站在古人视角而非当代视角来解读。此类学者辩护学说可分为两种，一类是从小说思想和题材的角度来为《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辩护，一类是从小说中人物的具体行为表现来为之辩护。

程少人在其《欲速显刘备长厚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语文教学通讯》1985年第5期)一文中首先对清代章学城“七实三虚”的评判进行反驳：“此说不值得一辩，艺术不等于历史，艺术只要表现对象的成功就是好的。”进而对鲁迅刘备似伪的评语作出辩驳：“事实上，‘刘备似伪，诸葛近妖’之说有一定的道理，然其因决不是创作方法(堆演、三虚)所致。而是作者运用这种方法时出现了漏洞，因而出现了败笔。”程少人此文发表于上世纪，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从文学题材来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辩护的代表论文有聂西、李朋《浅论刘备似伪的理由》(《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6期)，王同舟《〈三国演义〉的文体性质与刘备形象的塑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程少人急于为《三国演义》创作方法辩护的同时，首先就忘了作者的小说创作观是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离不开作家的个人情感与艺术形象倾向性，离不开时代和思想观念的变迁。空谈堆演、三虚是文学特有的创作方法，刘备“似伪”的定论只能永远的错下去。程少人认为帝蜀寇魏，帝魏寇蜀的正统观是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不能用于《三国演义》评价上，但程少人承认书中尊刘抑曹的倾向，“刘备似伪，诸葛近妖之说有一定的道理”这种承认又与“然其因决不是创作方法(堆演、三虚)所致。而是作者运用这种方法时出现了漏洞，因而出现了败笔”这种结论相互抵触。

“《三国演义》写刘备善哭，丰富并强化了刘备仁君的心性，义士性情，英雄之志，枭雄之术，儿女之情等方面的性格内涵。而且，善哭从某种意义反映了刘备矛盾的性格结构，矛盾而又复杂的性格使刘备形象得以深化。”[4](P16)

以哭的特征来论述人物形象的成功与否，要与人物形象所处的生活和历史环境相结合来判断。单一的以哭来论述仁君刘备，反而使刘备的行事能力与性格表现显得单薄，使得仁君刘备无法融入尽展文人武士心机武功的三国现实。无法显示出刘备在以仁德为本之外，还具有的刚毅果断、隐忍、老谋深算的性格特征和行事策略。

时培根首先要考虑的是仁君刘备形象是怎样形成的，这种仁君形象与历史人物原形哪一个能让刘备形象得到深化。如果抽掉刘备善哭的文学描写细节，刘备还能剩下多少立足于三国现实环境的能力。如果说仁君刘备是独立于历史人物原形而存在的，这个文学人物形象还要再次面临是否符合生活真实的检验。

(二)痛恨有余，细小行为皆藏奸

对于多视角评价曹操的学术著作，学术界众多学者基本持一种平静内敛的心态，但这种平静心态被易中天的《品三国》所打破。大多数学者认为易中天对曹操评判是不以忠奸来定论，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用了过多的溢美之辞。代表性词语如“可爱的奸雄”、“大气”等来赞美曹操性格和行为。

毛宗岗这样定位奸雄曹操的可爱：“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廷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1](P623)

奸雄是奸的可爱，而非可爱的奸雄。从当代的视角来讲曹操的易中天，在观念上却深受《三国演义》奸臣曹操这一奸字的影响，“他的奸诈、狡猾、残忍、暴虐，都表现的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真诚而坦然，这实在是一种大气。”[3](P44)这种以传统的善恶观来把两极化的词语放在一起，自然会遭到大多数学者的围攻。奸雄不可能大气，更不可能真诚而坦然。以史来讲《三国演义》的易中天，在对曹操的评价上并没有超越奸雄这一传统定论，仅有的逾越是把可爱、大气等词置于奸雄之前，可并没有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

由于曹操的多样化个性特征在史料《三国志》和《魏略》中已得到丰富的展现，当《三国演义》对曹操的史料进行增减并加以润色时，往往在多数《三国演义》研究者中，产生多义的解读。这种多义的解读使作者笔下奸诈、狠毒、残暴的曹操，产生形象认知上的分化。鲁迅讲：“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2](P323)

以传统性善观、正统观念写就的曹操形象，在现当代学者眼中，其奸的符号化特征明显减弱，反而有着跌落凡尘的生活气息和性格多变的人性之魅力。这种人性之魅力是否是易中天产生曹操可爱、大气结论的内在原因？同时，还需要众多学者考虑的是，如果作者认为纷杂而充满各种人类欲望的现实生活是表现曹操奸诈多变性格的最佳场所，那么是不是这种生活化的描写，最终导致了刘备伪而曹操真的阅读观感的产生？

(三)蜀汉有奇士，东吴皆懦夫

诸葛亮出场后，曹操基本上是遇刘则弱。东吴三杰周瑜、鲁肃、孙权则是遇刘则呆。毛宗岗评到：“文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乖巧，是反衬也；写周瑜乖巧以衬孔明加倍乖巧，是正衬。”[1](P563)

志似远大而心气高傲，谋似高超而眼光短小，这种为突显诸葛亮而弱化的周瑜形象，在李景文著《既生瑜何生亮——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新议》中是成功的典型。“《三国演义》只因成功地塑造了周瑜形象，才能使那神机妙算、料敌如神、夺天地造化、能呼风唤雨的诸葛亮栩栩如生地站在读者面前。”[5](P79)

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的周瑜形象，是降低了诸葛亮的形象，还是为诸葛亮增加光彩，这首先要考虑到诸葛亮和周瑜形象，是否概念化、理想化。除了个体形象生动外，还要考虑到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中描写人物形象褒贬过度、夸张失实、神化仙化的描写特征。

不加分析和评判地接收“神机妙算、料敌如神、夺天地造化、能呼风唤雨”的诸葛亮形象，从诸葛亮的形象上来判断周瑜形象塑造的成功，实际上是古人写作理念作用于今人，是学者的感情倾向被书中人物形象俘获的典型例证。

《三国演义》中因维护刘备正统形象而矮化周瑜、鲁肃、孙权东吴三杰的形象，已经被21世纪多数学者认知，并从生活真实、历史真实两个视角对周瑜和鲁肃予以全新的阐述。

淮茗在《这个周郎不正常》这篇论文中从周瑜性格处事上的矛盾，东吴所处的复杂环境来谈周瑜形象上的不足：“不过，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谓间歇性发作。那就处理东吴内部事务或与曹操一作战时，周瑜往往是精神焕发……但是，一但与刘备一方交锋斗智，周瑜就立刻换了一副面孔，风采顿失，变得愚蠢无比，屡受挫折，成为一个结局可悲的弱智者。宽容与狭隘、睿智与愚蠢、从容与暴躁、远谋与近视，就这样缠绕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此一个精神极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为东吴得力干将，屡屡得到孙策、孙权的重用，被委以军国重任。”[6](P110)

学者被书中人物形象俘获的另一小说人物是鲁肃。伏漫戈在其《简述鲁肃的性格》中谈到“他的性格是由崇高和滑稽所组成的。……鲁肃性格居主导地位的是知识分子善良和恻隐之心，不是政治家的冷静和机变……在尔虞我诈的争斗中，在强权政治的迫害下，他的忠贞演变成不识时务，仁慈等同于软弱可欺，智慧扭曲为明哲保身。”伏漫戈在文中让与鲁肃有紧密相关的诸葛亮永远缺席，让同一政权下的孙权承担鲁肃“崇高和滑稽”这种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得到孙权的信任能言善辩，果敢坚毅……孙权对他不满，他的行为受到限制，从此他变得消极、软弱、无能。”[7](P50)

“鲁肃性格居主导地位的是知识分子善良和恻隐之心，不是政治家的冷静和机变。”这里突显出文中的一个矛盾，具有“善良和恻隐之心”的鲁肃是如何得到孙权的信任的，难道孙权想要的不是一个具有谋略与胆识俱备的辅佐之臣？在《三国演义》中对鲁肃和诸葛亮描写上是“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乖巧，是反衬也。”是诸葛亮“神机妙算、料敌如神、夺天地造化、能呼风唤雨”的半仙智慧，让鲁肃、孙权变得软弱无能，而非“孙权对他不满，他的行为受到限制，从此他变得消极、软弱、无能。”但是作者始终回避《三国演义》中“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乖巧，是反衬也”的细节描写，是有意？是疏忽？是对《三国演义》的褒贬手法一无所知？还是确实陷入《三国演义》对鲁肃老实人描写的陷阱之中？

部分学者以儒家性善观、封建正统观为评价标准，以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倾向性来判断人物形象描写的成功与否。不去探讨《三国演义》这部传统小说的创作思想所带来的历史局限性，也不去仔细研究现当代不同观点对《三国演义》评价的合理性。这种固执使部分学者论著内容必然与现当代的文学评判观念产生冲突，与学者想要表达的结论相矛盾。这就是仁君刘备，江东三杰，特别是遗落尘世，具有多种人性之魅，与性善观对立的奸曹操形象，在部分学者中常年被曲解回护，争执不断的内在原因。

[1]陈曦中,宋祥瑞,鲁玉川.三国演义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6.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红孩主编.且慢易中天[M].上海：学林出版，2006.

[4]时培根.浅论刘备善哭的性格内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7).

[5]李景文.既生瑜何生亮——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新议[J].名作欣赏，2002，(4).

[6]淮茗.这个周郎不正常[J].唐都学刊，1998，(1).

[7]伏漫戈.简述鲁肃的性格[J].松江学刊，1992，(3).

〔责任编辑 韩 芳〕

On the Non Rational Phenomena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In Studying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DU Qing-meng

(Library,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Some critics of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have strong consciousness on good and evil, and their fairness on the rational knowledge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idea are always restricted by Confucious ideas of good nature and the feudal orthodox ideas. In criticizing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some traditional prot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Romance of theThreeKingdoms. Thus the evidences the scholars quoted in their papers always conflict with their conclusion.

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Traditional view；Non-rational；Tendency

2013-10-23

杜青蒙 (1964-)，男，蒙古族，河南洛阳人，包头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文献信息服务研究。

I207.413

A

1004-1869(2014)06-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