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订补二题*
——兼及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

陈 波

《元史》订补二题*
——兼及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

陈 波

董士选、石抹继祖二人在元代颇有儒素清白之令名，但这种历史形象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本文通过梳理二人碑传及相关列传记载，试图说明元人碑传多有“谀墓”或“曲笔”之处，而《元史》列传多本于碑传记载，其可靠性与真实性须加考辩，审慎利用。

董士选 石抹继祖 谀墓 曲笔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且出于众手，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就《元史》列传而言，相较其他二十四史列传，亦较为粗糙，清代学者钱大昕对此曾有激烈批评a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元史》：“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上海书店，1983年，第195页。。从具体内容看，其中一些名公巨卿、元勋世臣的传记，无非是个人功勋劳绩的系年排列，并且完美得难以找出传主哪怕丝毫的瑕疵，而揆以常理，这不免有悖于历史真实。在此，笔者试图以董士选、石抹继祖二人的传记或碑传为例，对这一问题稍加揭示，俾有益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元史》会注工作。

一、 朱清、张瑄的伏诛与董士选的出处进退

藁城董氏一族，在元代以其儒 素方正见称朝野，也颇受元朝诸帝亲信，有元一代自始至终显宦不乏其人。但是作为元朝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阀阅之家，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元廷政争的激烈漩涡，作为这个家族中的个人，亦难免有宦海沉浮。这里所要揭示的，就是作为董氏第三代名宦的董士选在大德七年（1303）朱清、张瑄二人受诛前后的出处进退。

之所以要言及董士选的此次宦途风波，是因为其本人与朱清、张瑄关系匪浅，宋元鼎革之际，正是随父董文炳征战的董士选亲自招降二人，使之宣力元廷b《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672页。。因此董士选对于朱、张二人而言，有提携之恩，自不待言，而朱清、张瑄的宦海沉浮，自然也关乎董士选的进退荣辱。而大德七年朱清、张瑄二人伏诛，对于董士选的仕途到底有无冲击，无论是《元史》本传还是记载董士选生平的《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以下简称《神道碑》）皆语焉不详，似乎刻意回避。《元史·董士

选传》云：

桑哥事败，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于是召士选论议政事，以中书左丞与平章政事彻理往镇浙西，听辟举僚属。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悦。有聚敛之臣为奸利，事发得罪且死，诈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请留以待之，士选曰：“海商至则捕录之，不至则无如之何，不系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则元以谢天下。”遂竟其罪。a《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第3676—3677页。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收入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汲古書院，1997年，第304页。 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七《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六册，第196页。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聚敛之臣，并未明言所指何人。日本学者植松正撰文谓“此处所谓聚敛之臣，当指朱清或者张瑄”，同文注七提到：“此事《董士选传》将其置于成宗即位之前，桑原氏在《蒲寿庚事迹》中也认为此乃世祖末年之事，难以理解。按大德七年董士选任江浙行省左丞，而非中书左丞，彻理亦任同省平章政事b《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武宁正宪王》：“（大德）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台，门无私谒。以转粟京师多资东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岁久，富民利之，当水出涂筑为围田，以故弥漫浸灌，沮洳广远，民不可稻。公发卒数万浚决，揵石堤之，导水入海，使复其故。凡身董役，经时而成，民得良田若干万顷，至今赖之。”中华书局，1996年，第70页。。且在此事与成宗即位之间，可见关于董士选与彻理经营水利事业的记载。因而此处的记载与朱清、张瑄籍没事件相关，当无疑义。《新元史》卷一四一《董士选传》则将‘聚敛之臣’一事及水利事删去。”c《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第3676—3677页。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收入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汲古書院，1997年，第304页。 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七《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六册，第196页。可是《神道碑》则明言此处所谓聚敛之臣，系指桑哥的党羽沙不丁，且系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

二十八年，世祖将诛桑葛，夜遣近侍召公入，谓公曰：“桑葛谗慝贪婪，朕不私一人以病天下。”命平章不忽木与公商度，桑葛及其党皆抵罪，时相独庇江淮省平章沙福丁，复立行泉府司，俾之典领，以征舶商之输。谓国家出财，资舶商往海南贸易宝货，赢亿万数，若沙福丁黜，商舶必多逃匿，恐亏国用。世祖信其言。公曰：“国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偿于南方，然新附之地，人心惊疑，初阿合马以要束木贼湖广，忽辛贼江淮，民曰此圣上未之知尔。及二贼诛，民曰圣上果不知也。桑葛以沙福丁贼江淮，其毒甚于忽辛，民怨之入骨，又曰圣上亦未之知也，今桑葛之党皆逐，而沙福丁独留，恐失民心，民心一失，收之甚难，得财货之利轻，失民心之害重，何况海商家在中土，其往必复，行省自能裒其所有，何以沙福丁为？”世祖瞿然曰:“此言是也。”再三嘉奖，赐公白金五千两，授骠骑卫上将军，江淮行省左丞。d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二《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三册，第542页。

附和此说的还有虞集所撰《董忠宣公家庙碑》：“（桑）葛之党以海舶重利未还动朝廷，请复立行泉府院，以挠行省，公伐其谋而罢之，又佥行枢密院于江淮。”e《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第3676—3677页。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27卷第3号，1968年。收入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汲古書院，1997年，第304页。 虞集《道园类稿》卷三七《元人珍本文集丛刊》本，第六册，第196页。

但是，《元史》本纪对于此事的记载却完全不同。据《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1303）三月，朱、张事发的当口，董士选被枢密院及监察御史参劾曾贷钞与朱、张以牟利，成宗虽然表面上未加追究，但显然对董士选产生了怀疑，五月董士选即受命以江浙行省右丞的身份籍朱、张货财赴京，“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a《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癸丑条（第450页）：枢密院臣及监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选贷朱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又《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五月辛巳（第452页）：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壬午（第405页）：“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朱清、张瑄为之……”又同卷冬十月壬子（第406页）：“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又《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第4172页）：“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始，明善在江西时，（朱）〔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经世大典·元漕运一》，《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69页。

需要注意的是，《神道碑》撰写者吴澄颇受董士选礼遇。元贞二年（1296）董士选任江西行省左丞时，经省掾元明善引见，前往拜望吴澄，为其学识所折服，遂执弟子礼，还向元廷力荐吴澄入朝b《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第4011页。。由此可知吴澄与董士选有师生之谊，而董士选则于吴澄有知遇之恩。董士选对于朱、张二人有提携之恩，朱、张二人也投桃报李，元贞二年董士选与张瑄同任职于江西行省，董士选乃是张瑄的上司，张瑄还与董士选所敬重的省掾元明善交好，借其瘠马作为从骑，“致米三十斛酬其直”c《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癸丑条（第450页）：枢密院臣及监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选贷朱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又《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五月辛巳（第452页）：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壬午（第405页）：“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朱清、张瑄为之……”又同卷冬十月壬子（第406页）：“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又《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第4172页）：“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始，明善在江西时，（朱）〔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经世大典·元漕运一》，《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69页。。董士选贷钞与张瑄一事，大约就在江西共事时期。实际上，在董士选与桑哥一党进行斗争时，朱清、张瑄二人也往往在地方上予以呼应，早在桑哥主持尚书省时期，沙不丁在桑哥授意下立行泉府司，置上海、福州两万户府，其职司似乎只是由海道运送市舶货物。行泉府司所统海船不用新附军人，而用不习舟楫的乃颜叛军之余众，排斥朱、张的用意十分明显d《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至元二六年二月丙寅：“尚书省臣言：‘行泉府司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制海道为便。’从之。”第320页。。至元二十八年（1291），桑哥倒台，沙不丁也受到连累，朱张乘机上书控诉自海运隶属沙不丁主持的泉府司以来，“再添二府，运粮百姓艰辛，所有折耗俱责臣等，乞见怜”，要求“宜罢二府，或委他人”e《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癸丑条（第450页）：枢密院臣及监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选贷朱清、张瑄钞，非义。”帝曰：“台臣称贷不必问也。若言者不已，后当杖之。”又《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五月辛巳（第452页）：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选发所籍朱清、张瑄货财赴京师，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元贞二年七月壬午（第405页）：“增江西、河南省参政一员，以朱清、张瑄为之……”又同卷冬十月壬子（第406页）：“赣州贼刘六十攻掠吉州，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讨平之。”又《元史》卷一八一《元明善传》（第4172页）：“辟掾行枢密院。时董士选佥院事，待之若宾友，不敢以曹属御之。及士选升江西左丞，又辟为省掾……始，明善在江西时，（朱）〔张〕瑄为其省参政，明善有马，骏而瘠，瑄假为从骑，久益壮，瑄爱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后瑄败，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谷之簿，书‘米三十斛送元复初’，不言以酬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为辨白其事者，乃复掾省曹。” 《经世大典·元漕运一》，《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6969页。，获得忽必烈同意。时任庆元路总管府海船万户的张瑄之子张文虎也乘机上奏，获准将泉府司用以运送市舶货物的船只和军队也归自己管辖f《经世大典·站赤四》（《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第7212页）：（至元二八年三月）是月江淮行省言：“蔡泽始陈：‘海道立站，摘拨水军，招募稍碇，差设头目，准备每岁下番使臣，进贡希奇物货，及巡捕盗贼，且省陆路递送之劳。以此奏准设置。’今本省再令知海道人庆元路总管府海船万户张文虎，讲究得‘下番使臣，进贡货物，盖不常有，一岁之间，唯六、七月，可以顺行，余月风信不便。莫若将福建海站船只，拨隶本处管军万户府，其在浙东者，隶于沿海管军上万户提调，听令从长区处，以远就近，屯住兵船，遇有使臣进贡物货，自泉州发舶，上下接递以致杭州，常加整治。头目军器兵仗船舶，于沿海等处，巡逻寇盗，防护商民，暇日守镇陆地，俱无妨碍，所处海站不须设置。’都省准拟。”奏奉设置，令罢去之。。对于董士选与张瑄关系之密切，蛰居江西的吴澄当然心知肚明。董士选在朱清、张瑄二人失势之后，急于与之划清界限，实际是一个政治污点。因此吴澄在为董士选作《神道碑》时，极有可能曲笔讳之，或者董氏子孙在请吴澄作神道

碑时就已经提供了虚假的家传资料。而《元史·董士选传》正是沿袭了《神道碑》的记载，使得这一段文字颇为令人费解。

大德七年的朱清、张瑄之狱，引起元廷政局的极大震荡，受此案牵连，中书平章伯颜、梁德珪、段（真）〔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八名中书执政被罢免a《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乙未，第449页。《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7页。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9页。，董士选与朱清、张瑄关系匪浅，尽管亲自受命籍朱、张货财赴京，一定程度上可证明自身的清白，但似乎并不能完全洗脱嫌疑。此后不久，董士选就解职家居。对此，《神道碑》云：

又言：“近年以来，星芒垂象，霜杀蚕桑，饥馑洊臻，灾延太庙，上天之谴告至矣。皆执政非人，泽不下究，宜蠲积弊，与天下更始。”出为江浙行省右丞，徙河南，不赴。武宗立，除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亦不赴。b《吴文正公集》卷三二《元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第544页。

尽管《神道碑》没有说明董士选不赴任的原因，不过笔者窃以为，很可能是因朱、张事件引咎告退。而《董忠宣公家庙碑》则云：

是时，吏议尚持重，官多久次不迁，好进者不快于志，兴大狱以徼倖，时上久不豫，事多留中，公复出为江浙右丞矣。俄改河南，不赴。c《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乙未，第449页。《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7页。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9页。

所记虽十分隐晦，但多少透露了董士选的此次宦途挫折与因朱、张事件而导致的政局动荡有关。无论吴澄还是虞集，或言天变，或论人事，皆是虚晃一枪，讳言其事。虞集称董士选“出入进退，信如金石，无可疑者。天下公议，以为正人，有古大臣之节”d《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8页。。就董士选生平政治行为而言，大抵不错，不过就朱、张事件而言，董士选的表现亦难免物议，使得吴澄和虞集都不能不为之文过饰非了。

二、 石抹继祖与学田纠纷

石抹继祖是元末著名儒将石抹宜孙之父，《元史》无传，关于其本人生平，详细记载于《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以下简称《石抹公神道碑》）e《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三月乙未，第449页。《道园类稿》卷三七《董忠宣公家庙碑》，第197页。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9页。。据载：“公讳明里帖木儿，别名继祖，字伯善，迪烈乣人。卒于至正七年(1347)十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其先出于梁萧氏，随萧后以族入突厥。……考讳良辅，以黑军攻五河，及湖南诸部。宋平，论功行赏，赐金虎符，历蔡州弩军万户、黄州招讨使，寻以沿海副都元帅开阃于四明，会改元帅为万户，遂以为沿海上万户府副万户，累阶昭毅大将军。……大德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谢事。诏以公嗣其职，初以沿海军分锁台州。”

《元史·石抹宜孙传》提到他“驭军严肃，平宁都寇，有战功；且明达政事，讲究盐策，多合时宜。为学本于经术，而兼通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术数、方技、释老之说，见称荐绅间”。a《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第4309页。《元史》卷一五○《石抹也先传》，第3543页。根据《石抹公神道碑》和《元史》的记载，石抹继祖乃是一位文武双全、声名极佳的镇戍军将领。

可是，根据现存宁波天一阁的《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这位声名极佳的镇戍军将领似乎不再无可挑剔，而是近乎双重人格b关于此碑详细内容，章国庆《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已有详细考证，以下仅略述大概。。公据记载了一起典型的投献隐占学田案件，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宋末元初，当地住人陈大猷等趁无人经理洋山赡学砂岸之机，谎称是祖业，将其据为己有，但又怕败露，便投托当时在赵沂王府管干的韩忠以其它名色遮庇。韩忠知此系儒学产业，故于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又将其投献给昭毅大将军萧元帅庇护，并虚立价钞400贯，书写卖契，以周瑞作为担保人，付与萧元帅麾下王总领。仁宗皇庆二年(1313)二月，其子沿海翼萧万户为筹集已故父亲归葬费用，将洋山砂岸一半以中统钞100锭高价卖给胡珙和胡载父子。另一半仍由王伯秀使用(据王伯秀告：“故父王文喜买到陈复兴等洋山砂岸一半，起屋在下居住，有连至山地。”其实也是虚买，并每年向萧万户缴纳中统钞5锭。)从这里可以看出，洋山砂岸经过二次投献，被非法侵占时间长达30余年。期间，围绕投献隐占和买卖的大都涉及二代人，而且都应该是明知故犯。特别是萧元帅当时的虚买，其实是由其下属王总领出面，自己并未经手，其子萧万户出卖时也“不于韩忠元卖文契上明白批凿，俱将韩忠上首赤契交付胡珙收管”。最后仅仅被认为是“朦胧作己业，违例卖与胡珙管绍”，予以退业而已，并未受到相应处罚。

公据所谓“沿海翼萧万户”即指石抹继祖，至于“昭毅大将军萧元帅”，乃指其父石抹良辅。据《元史·石抹也先传》，可知石抹氏自也先一代到查剌、库禄满、良辅，是蒙元时期勋功赫奕的名臣宿将，他们曾先后领“黑军”，为元朝的统一大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传又云:“(石抹良辅)袭黑军总管，至元十七年(1280)以功累升昭毅大将军、沿海副都元帅。二十一年，改沿海上副万户。大德十一年(1307)，告老。子继祖，袭万户。”c《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第4309页。《元史》卷一五○《石抹也先传》，第3543页。《石抹公神道碑》则云:

驭军严肃，而恩意周浃。……遂昌愚民啸聚窃发，单骑直抵其处，责长吏失于抚，字谕富家输粟赈济，而团结保伍以自卫，不旬日诛其首乱。……公尝师事四明前进士史蒙卿……凡先生所指授，闻辄领解，然不徒守空言，而务在明体以达用。自经传子史，下至名法，纵横天文地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而韬鈐之秘则家庭所夙讲，商榷古今，亹亹忘倦。年踰强仕，即请纳禄，举仲弟祖以自代。乐台州山水之胜，买田筑室而居焉。扁宴沐之所日:“抱膝轩”，雅歌赋诗以自娱，家事付之诸子，一无所问，更自号“太平幸民”。

黄溍向我们展示的萧万户是一位智谋见长又明达世务、修身自好而不乐仕宦的贤者。可就是这位贤者，在公据中却似乎是一位“依恃镇守军势”、强卖学田的嗜利之徒。根据公据，石抹继祖以中统钞100锭高价违例卖与胡珙时，就立即引发了儒学方面先后二次诉讼。那么，他为什么要急于将洋山砂岸脱手呢？从表面上看，萧万户自己陈述得很清楚，“皇庆元年十月十五日内，父亲身故，阙少盘缠，将上项砂岸契书、税由、砧基共三纸，于胡珙处抵当钞两用度”。而黄溍却称:“粥其(意指其父石抹良辅)故庐，为舟车之费，奉枢还葬柳城，余货悉分诸弟。”石抹家族世居柳城(今辽宁朝阳南)，其父石抹良辅在世时“每怀乡土之念”，身故之后，作为儿子“还葬柳城”，以遂其愿，自然是情理之中，且台州至辽宁朝阳路途遥远，奉枢归葬舟车之费确实不菲。两种说法的共同之处是筹集归葬费用，所不同的是前者“违例出卖洋山砂岸”，后者则“粥其故庐”。如果黄溍所说为实，还可以有余货悉分诸弟，那么萧万户所说显然是假的。不过黄溍的神道碑铭是根据萧万户门下士潘悼所撰行状写的，今其行状不存，因此其所说的“粥其故庐”，是不知实情所致，还是别有用意，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否定萧万户“违例出卖洋山砂岸”的事实。据章国庆考证，石抹继祖违例出卖洋山砂岸正处在大兴儒学之风的历史时期，又是即将开始“延祐经理”的前夕，或许并非偶然。疑惑的是此案审理结果除“退还儒学管绍”外，根据胡珙、陈复兴等各所犯罪行，“行移元委官再行议拟牒呈”，最后是“吞者伏辜，改者退业”，而对石抹继祖本人则不了了之。

由公据可知，石抹继祖其人并非如《石抹公神道碑》以及《元史》所言，是一个明达世务、亲儒好学的完人，亦有嗜利强横的一面。并且根据方志记载，他在移镇婺州之后，还有一件劣迹，发生在泰定二年(1325)，当时号称神明的知平阳州事贾达赴浙省，道经金华，“适沿海翼石抹万户纵兵暴横，民甚苦之”，应民之请，亲自登门切责石抹继祖“不思振先御史之烈，而纵兵肆暴”，后者“自是肃然知惧，民赖以安”a《（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六《名宦》。 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第三章《阿里海牙一族と潭州》、马娟《元代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史事探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石抹继祖四十五岁，正值壮年。由此可见，所谓石抹继祖“驭军严肃”云云，大约也是溢美是时之辞。

结 语

碑传对于传主生平的过失视而不见或者为之文饰，并非自元代才开始。古代文人应孝子顺孙之请为其先人撰写碑铭时，或碍于私情，或图其润笔，不免要对墓主生平歌功颂德，据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文集中，就充斥大量的谀墓之文，“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此事在唐代开始就颇招物议b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外集》卷一○《祭韩吏部文》，《四部丛刊》本，第8页；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文字润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6页。，被视为韩愈生平污点。而《元史》列传不少源于元代文人撰写的碑铭，亦不乏曲笔之处，上述二例，尚十分隐晦。尤为典型者，如元朝灭宋功臣阿里海牙乃因桑哥党羽要束木逼迫自杀身亡，无论是元史本传还是姚燧所撰《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皆不置一词c《（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六《名宦》。 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第三章《阿里海牙一族と潭州》、马娟《元代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史事探析》（《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又如灭宋功臣张弘范曾因盗用官钱被罢职，无论是《元史》本传抑或出土的《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

志铭》皆讳言其事a参见张洪印《河北易县发现张弘范墓志》，《文物》1986年第2期。。相对碑传而言，似乎本纪的记载可靠得多，尽管从中所见不过是传主生平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与碑传参证，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发现。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元史研究室/

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讲师）

Two Topicsaboutadditionsand Corrections to YUAN SHI——A Co-discussion on Yu-muand Qu-bi in the Inscriptions of Yuan Period

chen Bo, Institute ofasia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

Dong Shixuanand Shimo Jizu both had scholarlyand clean-handed reputation in YuanPeriod, but whose historical image wasnot fully consistent w ith the historical truth. By combining inscriptionsand biographies records, thisPaper try to reveal that the inscriptions of YuanPeriod often had theProblem called Yu-muand Qu-bi. Yu-mu means the flattery on epitaph. Qu-bi means deliberate digression in w riting. Because the biographies in YUAN SHI originated from inscriptions records in general, their reliabilityand factuality should be justi fi edand then used w ith caution.

Dong Shixuan; Shimo Jizu; Yumu; Qubi

*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元明时代的滨海民众与东亚海域交流”（项目批准号：12YJc770007）阶段性成果之一，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史》会注考证”（项目批准号：10&ZD088）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