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翁沈君

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

翁沈君

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共发表论著40余部，论文400余篇。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文献研究等领域。以下就笔者目力所及，对本年度蒙元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试作简要介绍。

一、 会 议

本年度共召开蒙元史相关学术会议五次。7月25日至26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举行。8月25日至27日，“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与张北两地举行。9月15日至16日，“《老乞大》与元代东亚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同期第二届“元上都遗址与文化研讨会”在锡林浩特召开。10月21日，“元代北京佛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二 、 专著与古籍整理

本年度出版重量级学术专著多部。蔡美彪著《辽金元史考索》（中华书局）收入了作者自1948年以来多篇关于元史研究的文章。杨讷著《元史论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汇集了作者五十年来发表的元史研究论文。陈得芝著《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是在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的基础上，增加了近十年的国内外蒙元史研究新成果。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重新出版。

专题研究层出不穷。宗教方面，程越著《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齐鲁书社）以宫观为切入点,对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分期、宫观的地域分布、宫观的建制与宗派系统、元代的宫观管理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有宫观数据库,可作为全真道研究的重要参考。殷小平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辑录了约183名也里可温人物,并分析了该群体的整体结构和身份特点,指出元代也里可温所特有的色目背景和官方背景,及其由北而南的历史分布走势。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元代也里可温在江南传播的背景和途径,并深入探讨了元代基督教世家的华化问题。杨晓春著《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中华书局）对元明时期清真寺汉文碑刻、明末汉文伊斯兰教典籍进行了大量细致深入的考证与辨析，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元明时期回回人与汉文化的关系,从而恰当地估计这一关系对于中国回族形成的意义。

边疆史地方面，温海清著《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华北地方行政建置与区划的历史变迁状况进行分析，尤其重视蒙古因素在金元之际华北地方行政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薛磊著《元代东北统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翔实考察了辽阳行省等统治机构建置, 并从封藩变迁、政区建置、军事镇戍、监察机构的设

立、元丽政治关系等方面,勾勒元帝国对东北地区经营策略演变的轨迹。

文化艺术方面，刘中玉著《混同与重构：元代文人画学研究》（人民出版社）从宋元文化思想发展的动态进程的诸层面,来考察元代士人的精神革变及文人画产生、活跃的历史场域,同时分析这个历史情境之于文人画发展的理论意义。相关著作还有顾世宝著《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兰州大学出版社）、徐小虎 (Joan Stanley-Baker)著《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刘智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顾宏义著《金元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建森著《宋元戏曲本体论》、云峰著《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杂剧研究》、许明著《土耳其、伊朗馆藏元青花考察亲历记（增订本）》（以上三本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古籍整理方面，黄山书社陆续出版了《元代史料丛刊初编》中的部分内容，包括元代史书、元人文集、元代地理方志、元代政书与元代子部书。其他成果有《元朝秘史》（乌兰校勘）、《袁桷集校注》（杨亮校注）、《宋元学案补遗》（沈芝盈、梁运华点校，以上三本均由中华书局出版）、《蒙古纪事本末》（黑龙、李保文点校）、《揭傒斯全集》（李梦生标校）、《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章国庆编著，以上三本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张可久集校注》（吕薇芬、杨镰校注）、《吴师道集》（邱居里、邢新欣点校）、《王冕集》（寿勤泽点校）、《赵孟頫集》（钱伟强点校，以上四本均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年度出版论文集多种。《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24》）、《马可波罗游历过的城市：元代杭州研究文集》（杭州出版社，以下简称《杭研》）、《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以下简称《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论丛》）、《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西域》）、《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文集：辽金元佛教研究》（大象出版社,以下简称《佛研》）。以上论文集中的部分论文将在下文中提及。

三、 政治史、法律史、军事史

政治制度：李治安《元后期怯薛内外“爱马”、“各枝儿”考——以〈至正条格〉为重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考察了元代后期“爱马”、“各枝儿”在怯薛内外部的频繁使用和混存,指出“爱马”及其汉译“各枝儿”此时已转而指谓怯薛内部的某一分支。薄音湖《成吉思汗去世地点与祭祀》（《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认为萨里川哈老徒行宫是随着守斡耳朵的皇后迁徙至西夏，并指出“斡耳朵思”是“鄂尔多斯”一词的来源，元代之后的祭祀地转移到鄂尔多斯是因为蒙古人深信成吉思汗表示愿在此安度晚年的传说。何启龙《13至16世纪蒙古历法的几个问题》（《集刊24》）详细研究了从12世纪起共四百多年蒙古人历法的不同阶段与变化。林玉军《〈元史·百官志〉录事司设司侯正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指出司侯不应设于录事司之下。曾令怡《浮梁磁局大使和督陶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认为元政府在其统治中后期加强了对瓷器事务的管理。尹雁、吕岩《元代广教总管府探析》（《宗教学研究》第3期）梳理广教总管府的设置背景、分布、职能等问题。

地方行政：温海清《“万户路”、“千户州”——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分析了蒙古千户百户制进入华北汉地的史实，指出万户往往占有路府单位、而千户则基本对应州郡单位,其《元代福建行省置废变迁再考》（《历史地理》第25辑）一文则考察了福建行省的设立及其与江西、江浙两省分合等

问题。戴辉《大理地区元代帝国构建中地方社会的作用》（《民族学刊》第14期）与《元初大理地区权力结构探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二文考察了元代中央王朝在大理地区进行的帝国建构行为，认为故大理国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苗冬《元代浙江行省使臣研究》（《杭研》）以中央政府与江浙行省之间往来使臣为切入点，考察元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变化。

政治事件：刘迎胜《元统二年（1334）朝廷收还田产事件研究——国家与贵族、寺院争夺土地斗争的背后》（《集刊24》）对元统二年（1334年）赐田还官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指出还官涉案事主仅针对部分蒙古贵族和官寺的授田者，并进一步提出其原因与皇权重归武宗之孙顺帝有关。陈得芝《元文宗在建康》（《西部蒙古论坛》第3期）通过对元文宗被贬建康四年（1325—1328年）期间交游情况的论述，来说明其具有汉文化根基。赵文坦《孔氏南宗“让爵”考》（《史学月刊》第3期）考证了“孔洙让爵”相关记载中的抵牾，其《蒙元时期衍圣公袭封考》（《孔子研究》第2期）一文则对“权袭封衍圣公”、孔思诚是否袭爵等问题作了一番辨析。洪学东《论蒙古帝国1219年储君议定与1226年成吉思汗嘱托》（《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认为1219年是成吉思汗议定继承人问题的首次提出，而1226年是该问题的最后决议。造成这种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对拖雷的偏好以及拖雷在这段时期地位的上升。魏曙光《论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指出了忽必烈远征云南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周思成《大蒙古国汗位之争中的皇孙失烈门——〈史集〉中关于失烈门的波斯文史料的若干考订》（《研究》）利用《史集》波斯文本对失烈门的身世、皇储身份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并订正了《史集》中的若干阙文。

法律与军事：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文史哲》第1期）在考察元代立法制度沿革的基础上，分析了《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所代表的元代法典编纂体系，并指出了《经世大典·宪典》的立法思想。戴建国《元〈至元杂令〉发覆》（《河北学刊》第4期）指出《至元杂令》的编撰刊行反映了元朝法律由借鉴金朝法律向元朝制定法过渡的时代特征。

王晓欣《关于元江南镇戍体系中杭州和杭州驻军的若干考述》（《杭研》）从军事角度探讨了杭州省治地位在元世祖时期频繁调整的原因及相关杭州镇戍军队的情况，其《〈至正条格〉中关于军事方面的资料初探》（《集刊24》）一文则对《至正条格》中条格和断例部分所涉军事内容作了一番考释。郭万平《赴日宋僧与忽必烈征日》（《杭研》）指出在忽必烈征日期间，赴日宋僧以传授法语的形式，增强日本人护国的信心和勇气，战后又在镰仓修寺建塔，供养死亡元军。

四、 经济史、社会史

经济：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江南经济进行了探讨。张岱玉《元朝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散考》研究了浙江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所管产业来源、数额、分布等问题。孟繁清、杨淑红《方国珍与元末海运——兼析天一阁〈移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记〉碑》评析了方国珍、刘仁本等为元廷海运输粮的过程。徐吉军《元代杭州的“南宋遗风”》指出元代杭州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显示出南宋时的市井繁华。杨印民《元代杭州及江浙酒业》）（以上四文均载于《杭研》）探讨了杭州及江浙行省酒业的生产和消费情况及其兴盛的原因。潘清《元

代江淮农业发展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认为元代江淮地区农业保持着南宋时期的发展势头。

货币问题的研究则有刘森《元代昏钞的兑换与销毁》（《中国钱币》第2期）和王文成、代琴《元朝平宋之际的货币替代、纸币贬值与银钱比价——至元十七年江淮行钞废钱考》（《云南社会科学》第3期）。其他相关成果，魏曙光《元代两都驿道三则地名小考》（《西部蒙古论坛》第1期）对禁地、Joju、Sing-Ling三个驿道地名进行了考证。韩光辉、向楠《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论述了元政府在大都粮食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和办法。孔德翊《元代亦集乃路水资源与基层社会探析》（《西夏研究》第2期）和霍红霞《元代亦集乃路水利管理初探》（《农业考古》第4期）分别对亦集乃路的水资源问题进行了研究。

社会：元代士人研究是研究的热点。陈得芝《玉山文会与元代的民族文化融合》（《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以玉山文会中蒙古、色目士人为切入点，指出了元代多民族间的深度文化融合。申万里《元上都的江南士人》（《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江南士人游历元上都而产生的诗文，是在江南传播的元上都和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其《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期）一文则考察了元代江南士人怀旧情结的表现及对其日常行为的影响。徐永明《元代文人与岳飞墓》（《研究》）通过考察元代文人凭吊岳飞的活动，分析元代文人在异族统治下的文化心态。

民间习俗研究，吴小红《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中国史研究》第1期）对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元朝对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漫不经心。许序雅《元代杭州火葬习俗考述——以〈马可波罗行纪〉为中心》（《杭研》）指出元代实行火葬的主要是富贵之人，且出于佛教信仰，有一套完整的礼制。其他研究成果比较零散，陈得芝《从“销金锅儿”到民族熔炉——元代杭州与蒙古色目人文化的演变》（《杭研》）认为元代杭州多元文化和民族融合的特点非常突出。李修生《元代的儒户——元代文化史笔记之一》（《研究》）对元代儒户的数量、南北儒户定籍时的社会背景、元代教育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吴志坚《元代科举与“唐宋八大家”》（《集刊24》）分析了南宋以来科举与文统观的变化及其与八大家名目之形成和确定之间的关系。陈彩云《元代温州人在杭活动述略——兼论其游宦之难》(《杭研》)以元代温州人在杭州的活动为例，说明温州人如何构建社会关系，借此改善自身和家族的境遇。

五、 文 化 史

宗教：佛教研究成果较多。陈高华《元代江南禅教之争》（《论丛》）考察了元世祖崇教抑禅政策中派遣教僧的去处以及该政策的影响，同时指出元成宗淡化该政策及其影响。李辉《至元二十五年江南禅教廷诤》（《杭研》）则着重考察禅教廷诤的若干问题。赖天兵《元代释教都总统所》（《杭研》）和《元代杭州永福寺、〈普宁藏〉扉花与杨琏真伽及其肖像》（《中国藏学》第1期）二文探讨了释教都总统所、杨琏真迦与永福寺关系等问题。杨惟中《元代华严宗的传承》探讨了元代华严宗在五台山、大都、江南等地区的传承情况。黄公元《梅屋念常与金、元佛教》（以上两文均载于《佛研》）论述了元代念常禅师京都写经与北地游历对其《佛祖历代通载》成书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赖功欧《元代曹洞宗的前期准备及中后期发展》、张云江《元初华北地区佛道论争事迹考辨》、刘洋《蒙元

初期汉传佛教人士的历史业绩及其对蒙古人的宗教影响》、邱昭袆《辽金元时期燕赵地区佛教传播的情况及其特点》、谭洁《元僧刘秉忠的禅门悟道与践行》（以上均载于《佛研》）等。

藏传佛教方面，沈卫荣、李婵娜《“十六天魔舞”源流及其相关藏、汉文文献资料考述》（《西域》）利用藏、汉文密宗文献，把“十六天魔”和“十六天魔舞”放回藏传佛教的语境中，详细考察了“十六天魔舞”的源流。郑鸿蛟《夏鲁寺般若佛母殿〈文殊根本续〉壁画与转轮王观念关系考》（《中国藏学》第2期）从图像学的角度，论述了夏鲁万户如何表达转轮王观念等问题。张冰冰《元代摩诃葛剌崇奉溯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对摩诃葛剌被萨迦派与元廷相继崇奉的过程，及其所承接的北方战神崇奉传统进行了梳理。郑群辉《胆巴帝师与元代潮州藏传佛教密宗的传播》（《西藏研究》第1期）对以胆巴为主导的藏传佛教密宗在潮州的传播进行了研究。

道教研究成果，高荣盛《全真家数 禅和口鼓——道士画家黄公望琐议（上：道教篇）》勾勒了黄公望内丹道士的一面。吴小红《南宋御前宫观在元代的变迁——兼论江南几个道派的沉浮》（以上两文均载于《杭研》）探讨了元代江南九处御前宫观地位升降等情况，借此说明相关道派在杭州的势力变迁。乔新华《借儒兴道：从元代全真教改造山西尧舜禹庙看其兴盛的独特路径》（《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通过考察元代山西全真教改造传统儒家正祀庙宇的事例，说明全真教借儒兴道的历史现象。郭武《谌母与兰公：净明道的女性观及其变化》（《宗教学研究》第4期）指出早期净明道中女性地位并不低，而在元代吸收理学思想后，出现女性地位下降现象。

其他方面，陆芸《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暨南史学》第7辑）利用清真寺内保存的碑文来探讨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一些特点。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对元代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及景教徒的部族构成、语言使用、宗教文献和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刘海威《也论祆神与火神之融合——以小说〈封神演义〉为例》（《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指出《封神演义》中的火神与文献记载宋元以后的祆神在形象、姓名和文化意义方面十分相似。范立舟《弥勒信仰与宋元白莲教》（《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形式、与白莲教融汇等问题。

教育：苏力《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浅探》（《兰州学刊》第5期）指出亦集乃路儒学的发展是元代学校教育普及化、儒学南北差异以及程朱理学向地方教育渗透的体现，其《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学补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一文则认为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学，但其设置时间较晚。邱居里《元代乡试策问与对策》（《研究》）分析了乡试策问中所反映的地方特色、考生群体特征、当世急务等问题。潘清《元代江淮地区教育述论》（《江汉论坛》第12期）指出元代江淮地区的教育在规模、人员配置、教学内容等方面较前代都有所扩展。

文学研究：张赪《元代语言接触中的汉语使役句式》（《民族翻译》第2期）指出受蒙语影响元代汉语使役句产生了只强调动作的受影响性、而不明确使事与受使成分关系的用法。魏崇武《论蒙元初期散文的宗韩之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讨论了蒙元初期散文的崇尚韩愈的风气。段海蓉《〈西湖竹枝词〉与元末江南诗风》（《杭研》）从《西湖竹枝词》编纂者的诗坛地位、编纂背景等角度对该集的编纂和江南诗风的关系进行了探研。李瑞卿《吴澄诗法论之理论及诗法史蕴义》认为吴澄以理学

思路完成了对个人心灵、古法和自然法度的融合。张文澍《兰芷清芬写盛容——略论袁桷〈清容居士集〉之诗论与诗作》指出袁桷创作才能稍弱于理论才能。张建伟《论元代汤阴许氏家族唱和的文化意义》（以上三文均载于《研究》）认为《圭塘款乃集》一书反映出许有壬等人济世理想受挫的彷徨和无奈。此外还有韩格平《元人诗序概说》（《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徐大军《元代的直说作品与书面白话著述的自觉》、孙昌武《元代的僧诗：中峰明本的僧风与诗作》（以上两文均载于《中华文史论坛》第4期）、张向真《关汉卿〈窦娥冤〉中河东方言口语词汇论析》（《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等。

艺术：林欢《从诗看“龙香”墨在元代的新发展》（《集刊24》）考察了龙香墨在元代的流传及其分期等问题。张丙金《元初三十年杭州收藏圈法书鉴藏探研》(《杭研》)以《云烟过眼录》为主要材料，论述了元初三十年杭州收藏圈的法书鉴藏情况。时俊静《〈中原音韵〉“乐府三百三十五章”辨正》（《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和张玉来《〈中原音韵〉所依据的音系基础问题》（《语言研究》第3期）分别对《中原音韵》进行了研究。

六、 民族与中外关系史

民族：王明荪《元代唐兀人的汉学》（《研究》）对元代唐兀人汉学情形分早、中、晚三个阶段进行考察，指出唐兀汉学家出身以科举、学校和荫袭为多；仕宦以低、高官为多；汉学的情形以研习、倡行居多；学术上以汉学、艺术为多。刘晓《太傅也可那延家族世系的几点补充》（《中国史研究》第1期）利用两则碑文，对耶律阿海、秃花家族世系进行了补充。马明达《〈啰哩回回——元代的吉普赛人〉证补——纪念杨志玖先生归真10周年》（《回族研究》第2期）补充了元代“啰哩回回”的几条相关材料。乌云毕力格《十六世纪蒙古“浑臣”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考证QONcIN 实际上是元代在西藏最高行政长官宣尉使的藏语俗称Dpon-chen（本钦）的安多方言读音的蒙古语转音 Qončin。纳巨峰《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民族研究》第1期）对元代赛典赤家谱修撰情形及赛典赤的圣裔世系问题进行了考证。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分析了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的关系问题。王红梅《元代吐蕃高僧与畏兀儿的关系述论》（《西部蒙古论坛》第2期）考察了河西地区畏兀儿人，特别是文化素养高的畏兀儿人与藏传佛教的互动。朱建路《元代蒙古酎温台家族史事考》（《殷都学刊》第2期）以诺怀墓志为切入点，指出蒙古酎温台家族随军南迁并融入汉族文化圈，但婚姻等方面仍保持明显的族群意识。

中外关系：陈得芝《忽必烈的高丽政策与元丽关系的转折点》（《集刊24》）指出侵害高丽独立地位的事件得以化解的原因，即忽必烈对高丽既定的优惠怀柔政策是高丽能够维持本国自主权的法理基础。乌云高娃《13世纪蒙古征高丽、日本及其影响》（《西部蒙古论坛》第1期）考察了蒙古东征高丽与日本的史实及其影响。朴延华《关于双城总管府的设置与收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2辑）就双城总管府的设置、沿革、统辖范围及其收复等四方面进行了研究。

七、 历史地理与人物研究

历史地理：黄时鉴《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杭研》）通过考察欧洲古

代地图中的元代杭州，揭示出杭州几乎成了中国的标志。陈得芝《伊金霍洛——从“大禁地”到“成陵”》（《西域》）认为成吉思汗落葬后，其葬地置栅垣围绕，由兀良合部守护，被称为大禁地(Yeke quruq)，即霍洛(qoroγa)，内蒙古伊金霍洛应是由其守卫部落带入鄂尔多斯的此名之遗迹，全称为伟大君主的禁地(Yeke Ejen Qoroγa)。张国旺《元代地质灾害论述》（《论丛》）考察了元代山崩地裂等地质灾害，并指出了这些灾害的时空分布特点。邱轶皓《哈拉和林成立史》（《西域》）对哈拉和林成立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丁一《元代监司道区划考——兼论元代政治泛区的划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全面阐述了元代的监司道区划。周运中《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学术月刊》第3期）认为上海设镇的时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并指出上海主要是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其《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南亚研究》第2期）一文则探讨了马八儿苏丹国等问题。阿尔丁夫《“方向的顺时针90°移位”差错与平面四方观念中的B种类型——同日本学者大叶升一先生商榷，兼谈北半球人类方向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认为伊利汗国文献中出现“方向的顺时针90°移位”的例子，是由于确定四方的方式不同所导致的。

人物研究：尚衍斌《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事迹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就鲁明善的名号、出生地、为官经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述。孟繁清《韦轩李公考》（《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指出《元朝名臣事略》中“韦轩李公”就是真定名士李槃。刘晓《高智耀卒年考证产生的相关问题——兼与赵华富先生商榷》（《论丛》）推翻了高智耀卒年是至元元年（1264年）的说法。邱轶皓《合失生母小考》（《中国史研究》第3期）考证昂灰为窝阔台之子合失的母亲。魏曙光《伯颜事迹补证》（《杭研》）在柯立夫的基础上，对伯颜的事迹再作了补充。张建松《元人生平札记二题》利用高丽史料，对述律杰和金元素的事迹进行了考证。牛贵琥《由〈玉山璞稿〉解读顾瑛的雅集情结》指出顾瑛一再坚持雅集是因为这样可以在战乱中实现自身价值。李鸣《刘将孙生平考述》（以上三文均载于《研究》）考证了刘将孙的生平事迹。和谈《元代丞相耶律铸生于北庭考》（《新疆地方志》第3期）考证耶律铸出生于北庭。帅倩《广州元代高丽穆斯林剌马丹墓碑补考》（《回族研究》第4期）论述了剌马丹伊斯兰教信仰的由来、如何进入高丽等问题。

八、 文献研究

目录提要：邱瑞中《高丽末年三十家文集提要（上）》与查洪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元人别集提要十篇》（以上两文均载于《研究》）分别介绍了蒙元时期《东国李相国文集》等16种高丽文集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元人别集10种。余兰兰《〈四库全书〉史部未著录之陶宗仪著述考辨》（《学术论坛》第8期）考证了五种未见于《四库全书》史部的陶宗仪著作。

辨伪辑佚：王媛《郑柏〈续文章正宗〉所在〈全元文〉失收文辑录》（《研究》）从《续文章正宗》中辑录了《全元文》失收的64篇文章。此外，邵丽光《〈全元文〉补遗两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与梁志斌《〈全元文〉未收十二篇辑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分别补辑了《全元文》失收的文章。杜春雷《揭傒斯佚文十七篇及其考证》辑揭傒斯佚文17篇。欧阳光《张观光〈屏岩小稿〉证伪》指出《屏岩小稿》是伪书。王树林《元道士马臻〈霞外诗集〉及拾遗》（以上三文均载于《研究》）考证了马臻的生平及其诗集版本流变并拾辑其多篇诗文。

考订补正：《元典章》校释继续深入。陈高华、张帆、刘晓《〈元典章·户部·差发〉校释》(《研究》)从原文标题、参考文献、校注和题解四个方面对《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差发》进行了校释。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续》（《集刊24》）列举了若干《元典章》点校实例，并说明了点校理由。刘晓《〈析津志辑佚·工局仓廪〉补正》（《研究》）补正了《析津志辑佚》中工局仓廩部分。朱友舟《〈元代笔工考〉校补》（《集刊24》）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得元代笔工九人。李鸣飞《〈庚申外史〉作者再考》（《中国典籍与文化》第2期）指出今日所见权衡《庚申外史》，大体上是刘夏修改补充的《庚申帝大事记》。杨晓春《〈大元通制〉、〈至正条格〉札记三则》（《集刊24》）则对二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订。温海清《〈元史〉标点献疑四则》（《中国史研究》第2期）、李鸣飞《〈元史·选举志〉点校补遗二则》（《中国史研究》第3期）、韩璐《〈元史·张翥传〉辩证二则》（《研究》）分别对《元史》进行了补遗和辩正。

出土文献：黑水城文献研究依然受到关注。考证类论文较多，朱建路《黑水城所出〈亦集乃分省元出放规运官本牒〉考释》（《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考察了黑水城出土的《亦集乃分省元出放规运官本牒》，指出文书中的“总兵官”就是扩廓贴木儿。陈瑞青《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指出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的“朵立只罕翼军人”是安定王在亦集乃路总管府的驻军。刘广瑞《再考黑城所出 F116:W 115 号提调农桑文卷》（《内蒙古农业科技》第3期）认为黑水城编号M1·0093［F116:W 115]的文献是《救荒活民类要》的某一个地方版。邱志诚《黑水城文书中发现又一版本的〈千金要方〉——新刊中国藏黑水城 F14: W 8 号汉文文书考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考证黑水城 F14: W 8 号汉文文书是元刻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残页。杜立晖《黑水城文书与元代钱粮考较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以编号为 F116: W 555 的文书为中心，探讨元代钱粮考较制度。

此外，吴超《〈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的孤老救济初探》（《西夏研究》第1期）证实了元代针对孤老残疾的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其《蒙元时期亦集乃路畜牧业初探》（《农业考古》第1期）一文则考察了亦集乃路畜牧业中的民牧和官牧。张继民、郭兆斌《从黑水城出土文书看元代的肃政廉访司刷案制度》（《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分析了肃政廉访司照刷的依据、范围等问题。张继民《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肃政廉访司“刷尾”工作流程》（《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一文则指出完整的刷尾文书是由结语、批语和印章三大部分构成。

碑刻研究：杨晓春《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开凿过程、开凿者与造像风格问题》（《杭研》）利用飞来峰元代造像题记，分析其开凿过程、开凿者以及汉藏风格并存的原因。葛仁考《元代勒德茂墓志考释》（《中原文物》第1期）对勒德茂墓志中所蕴含的元代医政、选官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考释。朱建路、刘佳《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民族研究》第3期）对大名昔里氏家族人物关系进行了考证。张军梅《从高平开化寺法眷碑看元代显密圆通准提法的流传》（《宗教学研究》第1期）通过对高平开化寺法眷碑的研究，发现显密圆通准提法在南方广为流传前已在上党地区传播。蔡春娟《〈杨振碑〉与蒙元时期的“前进士”》（《论丛》）考察了《蔡振碑》及其中提到的“前进士”，指出元代前期的“前进士”是指前朝进士，仁宗开科后中第的进士在元朝后期也称“前进士”。姚永霞《〈皇子镇南王遣官祭济渎灵应记〉碑记浅析》（《北方文物》第2期）解读了皇子镇南王脱欢降香

祭祀济水的碑刻。高辉、于光建《元 〈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考释》（《西夏研究》第3期）对《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进行了考释。

版本研究：乌云《关于〈元朝秘史〉顾校本的几个问题》（《西域》）和《〈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民族研究》第1期）二文对《元朝秘史》的相关版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施贤明《国家图书馆藏〈说郛〉钞本考述——兼谈〈说郛〉的纂辑与流传》（《研究》）论述了《说郛》的版本流传情况。洪一麟《〈秘书监志〉版本流传及整理略论》（《集刊24》）对《秘书监志》的各个版本进行了研究。刘飞、赵厚均《〈草堂雅集〉与元代文学总集的编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考察了《草堂雅集》的版本、编纂特点及历史价值。

其他：陈得芝《长春真人的〈西游记〉》（《新世纪图书馆》第2期）论述了《长春真人西行记》的学术价值以及小说《西游记》与全真道的联系。方一新《〈元语言词典〉补苴——以〈原本老乞大〉为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利用《原本老乞大》对《元语言词典》进行了补正。哈斯巴根《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的汉语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讨论了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用蒙古文转写汉语借词的情况。曾令香《元代农书中农作物名物词的同实异名现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指出同实异名是元代农书中农作物名物词的一个显著特点。

九、 考古文物与研究综述

考古文物：杜正贤《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层文化内涵的再认识》（《杭研》）指出老虎洞窑址元代层即为传世哥窑瓷器产地。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敦煌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民族语文》第3期）证明莫高窟第464窟是元代回鹘窟。茅惠伟《元代江南暗花缎织物初探》（《杭研》）梳理了元代暗花缎的名称由来、出土及收藏情况和织物纹样。周高亮、栾兆鹏《元青花纹饰题材初探》（《中原文物》第4期）对元青花纹饰题材进行了综合的梳理，并将其归纳总结为四大类。薛磊《浙江博物馆所存元代八思巴字官印考释》（《杭研》）考释了浙江博物馆存的两方管军千户印、一方管军上万户印和一方管军总管印。金泉则《吉林市博物馆馆藏元代三方官印研究》（《博物馆研究》第3期）对吉林市博物馆藏三方元代官印进行了考释。

考古挖掘简报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昌平兴寿镇元代墓葬发掘简报》、《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3期；《文物》第7期）、李育远、钟文良《江西铅山元代纪年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东乌珠穆沁旗文物保护管理所《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哈力雅尔蒙元时期墓葬清理简报》（《草原文物》第1期）。

研究综述：年度性综述有苏力《2011年蒙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3期）、李华瑞《2011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第3期）。会议综述有向珊《“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李春图《“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专题综述较多，有苏力《近年来元代灾害史研究概况》（《农业考古》第6期）、赵阮《本世纪以来（2000—2010年）韩国蒙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刘永海《丘处机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陈烨、宝音《八思巴字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综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苏鹏宇《元代许有壬研究综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艾萌《探马赤军问题研究综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胡文惇《元代邮驿史研究综述》（《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曹学川《元代武宗朝研究综述》（《阴山学刊》第1期）、吴春燕《近三十年元杂剧〈秋胡戏妻〉研究综述》（《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十、 结 语

由以上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出，本年度的蒙元史研究可谓成果丰硕。有相当部分高水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面世，这些专著和论文无论是在选题的创新度，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和提高。总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和保持。

一、 基础性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蒙元史研究领域继2010年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立项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元史会注考证”后，本年度又喜获三项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它们分别是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主持负责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主持负责的“《元典章》校释与研究”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所韩格平教授主持负责的“现存元人著作(汉文部分)总目提要”。这一系列国家课题的取得一方面说明蒙元史研究的前景喜人，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学界对夯实和开拓蒙元史研究基础史料的关注和决心。

二、 优秀团队和团队文化的形成。整体来看,研究者分布于各个年龄段。成名学者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为后学楷模；中年学者奋志向学、硕果累累，渐成学界顶梁；青年学者不甘人后、佳作频出，为学界增添活力。由此可见，国内蒙元史学界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的优秀研究团队，在一种默契合作与教学相长的氛围中，推进蒙元史研究向前发展。

三、 研究主题多元丰富。随着《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1辑出版和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立项，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为本年度的学者着墨最多的领域。如陈高华、张帆、刘晓《〈元典章·户部·差发〉校释》、洪金富《〈元典章〉点校释例续》等便是典型。其他传统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仍然受到相当关注。有些领域如历史地理，尽管文章数量上较少，但不乏精品。

本年度蒙元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使蒙元的历史更为明晰，一些现象也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但是尚有一些问题有待加强和改善。语言问题依然是制约研究水平的重要障碍，正如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西域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的学元史最难之处是译名问题，应当注重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蒙元史研究中的作用。然而学界在这方面的实践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对国外前沿研究关注较少，关注国外最新研究动态一直是中国蒙元史研究的优良传统，然而本年度学界却译文寥寥，专题研究对国外的动态也关注不够，专题综述也仅有赵阮《本世纪以来（2000—2010年）韩国蒙元史研究综述》一文系统的介绍韩国蒙元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方面学界都应该引起重视并力求改善。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