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教育思想述评

何 娟

(重庆市实验中学，重庆 401320)

学衡派因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学衡》杂志而得名。《学衡》杂志从创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刊79期。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主要编撰者，也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因其多从国外留学归来，接受了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归国后在高等院校任教，且多出任教学行政管理职位，对中国教育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不乏真知灼见。梳理总结学衡派诸人的教育思想，对当下中国教育发展不无借鉴意义。

一、学校应为学术之地而非功利之土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风气日益腐化，各种救国思潮此起彼伏。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到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教育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革新措施。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主持的《学衡》杂志也在此时创刊，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并形成“学衡派”。他们认为学校应为人世间一片净土，无论社会如何，都不应受政治的影响，教育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政治之上，“吾国古代圣贤之理想，盖主张由教育发生政治，而不使政治之权凌驾于教育之权之上，固一国之中惟教育之权最高”。[1]

对于中等教育，学衡派指出，“中等教育，上承大学，下接小学，为教育成败之中枢，为学生优劣之关键，为世运隆污之机纽，为文明兴衰之管轮，为国家治乱之权衡”、“中等教育者，全国青少年所经之要路也，青年之生命养育于是，青年之精神培于是，青年之心维护发于是。”[2]由于青少年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之时，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作为学生精神的培育之地，学校应该不受世俗的影响。对于大学，学衡派认为大学主要之务在于治学。《学衡》第1期，刘伯明《论学者应具之精神》中就阐明大学生应该潜心研究学术，不要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以后的教育文章中，学衡派反复强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青年学子心理日趋浮躁，不复知有苦学之事，其学校大抵开会之时多，读书之时少”。[3]虽然政治并未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但是学校教育并不能如此，他们认为“真正的学者仍然是昔之书生，书呆子，埋头于实验室，图书馆中，专供其所学，自赏其心德，于世俗无影响也”。[4]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爱国，只是相对而言对于救国之事有比较冷静的思考，“救国之事全国之人应共负其责，特教育界可为先导，而又必有充分之准备。循序为之，持之以恒，不凭一时含混之热忱”。[5]在当时兵荒马乱的特殊时期，“饭碗”竞争日盛，在教育界“亦有视校长位置为优差，角逐经营，骇人听闻。既得之，复患失之”。[6]很明显，这是对当时浮躁社会的一种批判，同时也是对学校脱离其本质的一种担忧，学校特别是大学应为纯粹研究学问之地。而中学学生比较年幼，学识经验相对于比较浅薄，最应该做的事是治学，不宜受到外部的惊扰，不可以视学校为贩卖证书的机关、贩卖知识之所，应该视为研究学理的机关。

二、学校教育首在育人

上世纪初叶，随着物质文明日益兴盛，教育价值也越来越倾向于功利主义。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兴起了全盘西化的思潮，教育也盲目地跟风迎合世界“功利主义”潮流。面对此种情景，学衡派扛起反对“全盘西化”的大旗，不惜站在新文化派的对立面，指出教育的大病有四端：“模仿之弊、机械之弊、对外惊鸣之弊、浅狭的功利主义之弊”。[7]如今社会是“物质之学大倡，而人生道理遂晦。科学实业日兴盛，而宗教道德之势力衰微，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于是众惟趋于功利一途，而又流于感情作用。忠于诡辩只说，群情激扰，人各自是，社会之中，是非善恶之观念将绝，而各国各族则常以互相残杀为事。科学发达不能增益人内心之真福，反成为桎梏之刀剑，哀哉，此其受病之根。”[8]可见学衡派坚信道德建设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

《学衡》杂志的主编吴宓在《我的人生观》中，认为人生观有三种，“一者以天为本，宗教是也；二者以人为本，道德是也；三者以物为本，所谓物本主义是也。处今之世，以第二种之即人本主义为最适，故吾崇信之。”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即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教人以为人之道。第4期发表的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最能证明。文章强调“教育之陶冶人才，尝有二，一为养成其治事治学之能力，一为养成其修身之志趣与习惯”，“二者缺一，则为畸形之发达”。向绍轩亦指出，“夫教育之目的，不外教人做人”。[9]学衡派认为，立国之本在于立人，中国立国之根基在于道德，中国虽然号称民国，但是名不副实，全国一盘散沙，究其原因是国民大都缺乏应有的人格，要振兴中国就必须使青年养成浩然正气，“今日世界之情形也，所以救治之法奈何?白璧德先生以为但事治标逐末，从事于政治经济之改革，资产权力之分配，必且无济。欲求永久之实效，惟有探源立本之一法。即改善人性，培植道德一法是已。”[10]归之一句，教育中首要之事即注重道德精神。

三、中西汇通，培养通才

学衡派诸人大都曾留学英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特殊的情愫。他们不仅在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中汲取新文化建设的养料，而且还把目光投向西方宗教道德遗产，主张新文化必须融中西文化之精华于一炉。胡稷成指出：“欲挽救中国之隳风，必采取批评的态度，将东西文化思想，筛剔提炼，留其精粹，去其秕糠，然后再以博大深远眼光，探究人生意义，而另立真正价值之标准，以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之指铖。”[11]

学衡派诸人受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在白璧德看来，中国儒家思想和亚里斯多德伦理观才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学衡》杂志从创刊起就对白璧德人文主义进行了热情讴歌，在38期中吴宓特别翻译了《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文中指出：“孔孟之人本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此非旦夕之事，亦非三五人之力，其艰难繁巨，所不待言。今新文化运动，如能补偏趋正，肆力于此途，则吾所凝目伫望，而愿馨香感谢者矣。此吾所拟建设大纲，邦人君子，尚乞有以教之。”[12]

学衡派诸人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们主张大学里应该培养通才，不能限制学生的发展。柳诒徵的《自由教学法》中就有明确的强调，学校的课程“由教育部制定，某种学生必习，若干科目，且学至和程度，颁行国内，使其划一，其某时学某科，某年学某科，不必划定，敏者一年或数目了之可也，钝者积若干年或学完亦可也”。[13]学生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文史哲与社会科学需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也要有文史知识，这样才不至于囿于一隅。学衡派诸人并不是空喊口号的理论家，他们将其教育思想运用于实践当中，吴宓在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就将其“博雅教育”付诸实践，并培养出了季羡林、钱钟书等一批大学者，都是通才。

四、教之有方，因材施教

学衡派诸人非常强调教育的方法，在52期中聂其杰就撰写了《论教有义方》一文，认为教育应该“善立方法”，认为好的教育方法才能培育出优秀的人才，并对于启发式教学法异常推崇：“今之评论学校者，每并其以书中事实灌充儿童之心胸，而不发展其智力。真正的教育家其最有效之方法在启发学生之想象。”[14]真正的好老师不能是呆板地给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应该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想象，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最终学会研习的方法，让学生学会自己钻研而不拘泥于课本。为此柳诒徵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学方法，集中体现在《学衡》1931年第75期上发表的《自由教学法》一文中。柳诒徵认为，“现行的学校教学，限以时间,制以科目,裁以单位,囿以一学期或一学年……”，这样的学制严重限制了人才的培养，同时使学生和教员都感觉到比较痛苦，教员为未教完自己应教之知识而痛苦，学生则为未学习应学之知识而痛苦。“穷则变，变则通”，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学法”的大胆构想：在课程、师资、学生、仪器、图书、考试、职业六方面都有涉及。教育部对总的课程设置可以有所限定，但是学生学习时间则看自己的学习能力而定；教师可以教授什么科目则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并且教育部要颁发相应的资格证；学生修习各门课程则无须限定顺序与时间,学生自小学毕业后,听其自由求师；学堂停办,教师可自由授徒，国家组织严格的考试,各门课程及格者,授予相应的文凭。同时,国家在各省市县设立公共的科学仪器馆、图书馆及各类音乐美术体育设施,适当收费或免费供学生使用。柳诒徵的“自由教学法”,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机械的学校课堂教学,还学生和教员一个自由学习和教学的空间。

学衡派诸人还主张因材施教，在不放弃差生的同时，学校应该有精英教育，以为国家培养真正所需人才。他们指出“夫谓学校为全体人民而设，受全体人民之供给，是以当为全体人民之子弟着想，刺眼固甚合理，谓虽下材亦不当弃，惟当如其资质而培育之，此言亦合乎人道，然若良莠不辨，高下不分……又岂合乎人道耶？”[15]如果教员不能分辨良莠，会导致蠢者愈蠢，慧者也不能很好地施展他们的才华，这样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好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在学生刚入学时，对其进行相应的测定，以便了解他们所需之学，对于低能儿童应该另设学校、另开班级，教给他们所需要的学问，“若牺牲才者依旧不才，弃将来社会之中坚以成就将来社会之赘瘤，此岂所以为义，岂所以为爱国？”[16]学衡派诸人提出要救中国就必须培育出真正的人才，这也是学校教育应该完成的工作。青年学生亦要能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有学识而无技能则坐而不能起行者也，有技能而无学识则从之而不知所以者也。”[17]学校教育中应该有专门的职业教育，为以后的实践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可以不需要学习普通的文理科目，重视实习，国家应为职业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由国家指定若干农场、工场或银行公司，学农者师农，习银行者应该师从银行员。

综上所述，学衡派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应该为最高权力机关，不受政治制约，凌驾于政治之上，国家应该给予学校教育多方面的支持，为培养人才提供良好的条件。学校教育首要在于育人，然后治学，教员应该因材施教，教之有方，为国家培养真正需要的人才。这其中不乏偏颇、激进之处，但是许多教育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如今物质利益日盛的社会，青年道德思想日益缺乏，我们需要实行“人文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学生负担日益加重，学习越来越功利化，我们应该给学生创造出自由的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柳诒徵.教育之最高权[J].学衡，1924，(28).

[2]刘永济.今日中等教育界之紧急问题[J].学衡，1923，(20).

[3][6]向绍轩.学校考试与教育前途[J].学衡，1924，(29).

[4]柳诒徵.学者之术[J].学衡，1924，(33).

[5]刘伯明.论学风[J].学衡，1923，(16).

[7]汪祖.现实我国教育上之弊病与其救治之方略[J].学衡，1923，(22).

[8]吴宓译.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J].学衡，1922，(3).

[9]向绍轩.今日吾国教育之责任[J].学衡，1924，(29).

[10]吴宓译.白璧德论民治与领袖[J].学衡，1923，(32).

[11]胡稷成.批评态度的精神改造运动[J].学衡，1932，(75).

[12]吴宓译.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J].学衡，1925，(38).

[13]柳诒徵.自由教学法[J].学衡，1932，(75).

[14][15][16]张荫麟，葛籣坚.论学校与教育[J].学衡，1925，(42).

[17]杨成能.学识与技能[J].学衡，192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