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晚清的“阅读革命”

郭 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一、引语①

近年来，随着阅读电子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阅读革命”一词频频见于报章。而论者对于“阅读革命”的阐发，也往往限于阅读媒体的变化。笔者认为，“阅读革命”应是阅读各要素呈现的整体变化，即在阅读载体、内容、传播途径以及阅读主体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变化，并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应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阅读载体和印刷方式发生质的变化。人类的阅读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阅读载体的变迁史。在古代中国，阅读载体从夏商到汉唐，先后经历了从甲骨、金石到竹简、丝帛再到纸张的过程。在纸媒发展过程中，又经历了由刻写到抄写，再到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过程。随着阅读载体的变化，知识的积累量和传播范围也不断扩大。因此，阅读载体的变化往往是“阅读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

其次，阅读内容发生深刻变化。阅读内容的变化是阅读革命的重要标志。阅读内容的数量和品质决定了受众群体的规模和构成。因此，阅读内容的深刻变化是“阅读革命”发生的基础。

再次，阅读主体急剧扩大。阅读主体往往是时代潮流的引导者和追随者，因此，短时期内阅读主体的急剧扩大不仅意味着阅读者对知识需求量的扩大，也预示着某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即将或正在发生。

最后，阅读变革与时代巨大变革相呼应。大众阅读的需求和偏好既是时代发展方向的表征，又对时代发展进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革命”应是重大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所以，笔者认为一场“阅读革命”其只要具备阅读媒介的革命性的变化（类似于诸如近2000年前蔡伦的造纸术、约1000年前毕的活字印刷术以及约500年前约翰·古腾堡的现代活字印刷术等的阅读介质变化）、阅读功效的历史性的质的变化（诸如人们普遍受到一次思想的启蒙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等，文化得以大范围普及的新中国建立及改革开放初期的识字、扫盲运动等，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根本性转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单一固化走向多元化的中国等）等的一个条件，就可以被称作是“阅读革命”。而在中国晚清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展开而围绕救亡为主题的阅读风潮不仅具有一定的时代开创性，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启蒙性。

在中国阅读文化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自晚清以来的历次“阅读革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北京作为全国阅读氛围最为浓厚、近代阅读文化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在历次“阅读革命”中不仅表现突出，还辐射影响着全国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其周边省市。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京在晚清“阅读革命”中的表现，探究其对中国近代阅读文化的影响，以便为当前环境下如何从倡导阅读文化入手，推动北京人口素质的提升和文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二、晚清变局与阅读革命

中国近代以来首次“阅读革命”发生于晚清。它的发生，不仅推动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启蒙，也真正开启了中国阅读平民化的历程。晚清“阅读革命”发生的标志就是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它使得中国人的阅读载体开始从线装书籍向便携式的报纸小册子等近代书籍转变。

尽管在唐朝就有确证出现了专门用以传播新闻的媒介，并且在唐人著作和有关唐代的史籍中都出现了“报”、“条报”、“杂报”、“新闻”、“编辑”等名词，②但这时的报纸只是一些传抄材料。到后来虽已约定俗成称其为“邸报”，但它仍囿于刊登朝廷等官方机构的诏令奏章、宫廷动态等内容。至清朝乾隆中期以后，民间报房也有了明显发展，北京来自民间包房的各类抄录、刊印的邸抄，被统称为“京报”③。直到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原名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报刊才真正出现。随后1827年在广州出版了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1828年在澳门出版中国境内第一份中英文合刊的报纸《依泾杂说》，1833年在澳门出版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纸《杂文篇》。但这时的这些报纸还是暂时以宗教报刊为主出现的，“其宗旨在于吸纳中国人入教和普及现代文明知识。但是这些报刊因所处地理位置为边缘地带，再加上办报的传教士也无法进入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无法触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士绅阶层。”④其后《万国公报》、《申报》等有影响力的中文报刊也相继诞生。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前，中国的报业基本上是外报的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报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受西风美雨洗礼的部分中国先进士人开始主张自创国文报纸，如王韬之《上方照轩军门书》云：“一宜设洋文日报以挽回欧洲人之心也。迩来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创设日报馆，其资皆出自西人。其为主笔者，类皆久居中土，念悉内地情形。且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泰西之人，只识洋文，信其所言为确实，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人之言为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哎。今我自为政，备述其颠末，而曲直则自见。彼又何从以再逞其鼓簧哉？”⑤另一有识之士陈炽也指出“国之利器，不可假人”。这些有识之士之所以有强烈的创办国报的愿望，乃基于他们对西方报刊的了解和对外报在中国利弊的透析，这使他们对于报纸的基本功能和重要作用以及对挽救中华之危亡的功效，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他们认为“‘通达’是报纸的基本功能”，而传播知识，广开民智，立言议政，舆论监督，以张国势，以护国利等应是其所达之效。于是提出了各省会设新报馆、专设洋文报馆、官助办报、适当限制外报的发展等建议，虽然这些主张在当时未获清政府采纳，却为国人办报制造了舆论，开启了风气。

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汉口、广州、上海、福州等地先后出现了国人创办的第一批近代化报纸，晚清“阅读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如香港的《中外新报》（1858,黄胜）、《华字日报》（1872，陈蔼廷）、《循环日报》（1873，王韬），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1872，具体情况失载）、《述报》（1884，创办人和编辑人失载）、《广报》（1886，邝其照），汉口的《昭文新报》（1873，艾小梅），上海的《汇报》（1874，容闳）、《新报》（1876，“各口诸帮”）等等。第一批国人自办报纸尽管数量不多，但发为先声，不仅冲击了外报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也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创造了初步条件。

伴随国人自办报纸的出现，各种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流通方式、办报理念也渐渐被国人所接受。报纸的主办者开始采用石印技术和电报传输，并用中文铅字和印刷机仿照外报设立自己的印刷和出版机。“印刷技术的每一个突破必然推动传播出版事业的发展,而中国社会内部救亡图存、求变求新的思想潮流也对传播业提出了宣传启蒙的紧迫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媒话语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利的活动。”⑥除此之外，他们还借鉴外报的发行营销模式，开始在各省设立书局。

出版内容方面，新式报刊而大量刊载西学新知和时政要闻，倡导学习西方，自强革新，为社会变革蓄积能量。

阅读主体方面，新式学堂的出现，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士人、眼光向外、经世致用的新型知识分子，从而为阅读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储备。

甲午一役，泱泱中国在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面前经历前所未有之惨败,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读书人对中日胜败之原因进行深刻反思，从因明治维新而崛起的日本身上，他们看到了西学的强大力量。随之他们的阅读兴趣转向西学新知及与救亡有关的知识上，而不再整天埋首故纸堆。旧时因文字狱禁锢而不过问时政的士人开始关注了时政动态与国际局势，一些陌生的新词如民权、议会、自由、民主、革命等，开始走进他们的视野。阅读的内容发生转型式的置换，阅读的观念趋向经世实用。相应而来的是崇尚偶像由尚古改为崇外，孔孟之道受到冲击，朱子学说不再独尊，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拿破仑等西方名人开始进入国人的日常话语中。就这样一场在甲午战败引爆下的“阅读革命”应时登场，研讨和传播西学的知识共同体（学会、读报会、新式学堂、报社等）突增，思想观念的传播转换在加速，观念的流动与政治行动的间隔在缩小。一群由传统士大夫转型过来的维新派知识人士通过近代传媒比较广泛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因缘际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较之于稍前的办报人对传媒的重要性有更明确的体会,对在变革时代“媒介是社会的先锋”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基于此,维新派一开始便注意创办报刊,力图形成变法维新的舆论场,一个中国人办报的新高潮出现在中国大地上。1898年他们开始利用在这种特殊历史际遇中所获得的书写权力、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力以及接近媒介资源的权力，逐渐成为公共舆论舞台上的主角。从而开始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为号召进行民众的启蒙，由此而产生一波一波的运动式阅读浪潮。

自1895年始，报馆和报刊的作用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力宣扬。如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指出：“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⑦而其任主笔的《时务报》借助梁启超所独具的那种明快而气势磅礴的文笔，议论新颖的文风和其“报章体”平易畅达、语言丰富、笔调自由、条理明晰、笔笔锋常带情感等特征，一出版，就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欢迎。“该报创刊时销售3000多份，半年后增至7000多份，一年后达到12000多份，最高达17000份，是当时报刊中销售量增长最快的。”⑧《时务报》出版后，各地兴起一股办报热潮，各地的维新党人纷纷出动，组织学会、创设学堂、出版报刊等，对维新变法大力宣传，在此浪潮中出现的一大批国人自办报刊和出版印刷机构等，从根本上改变了洋人操纵中国舆论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在1896年至1898间的三年中，国人新办中文报刊105家。尤其是在湖南，由时务学堂、《湘报》、《湘学报》、《湘学新报》、南学会等新式学堂、新式报刊和维新政治团体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综合宣传体系，使维新变法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正如梁启超所说：“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之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也。”⑨也正所谓张之洞所言：“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筐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⑩。除时政报刊外，以上海为中心的小型文艺报刊也参与其中，利用小说作为传声筒，讥讽时弊，惊人觉醒。这些都表明当时社会阅报风气已成，且不断处于发展之态势。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出版印刷业业蓬勃发展。除官办书局外，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也得到可喜的发展；在维新派的倡导之下，一些图书馆得以创办，尽管这时的图书馆还不甚正规，往往是在各处学会、学堂、报馆等兼而有之，“这些地方多注重广购图书和设立藏书楼”⑪。但是，这些图书馆有的已向社会公众开放，并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办法，因而“已经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突出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服务与读者的开放性特点”⑫。

晚清以救亡图存为契机，以读报时代到来为标志，以阅读主体迅速膨胀为特点，以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为主旨的一系列阅读领域发生的变化，标志着一场前所未有“阅读革命”的到来。在这一过程当中所形成的公共领域，因为其救亡的紧迫性，而表现出了与欧洲公共领域的极大不同，“它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跳过欧洲曾经有过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过渡阶段，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急峻。”⑬尽管如此，近代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维新改良运动,就在于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与旧势力抗衡的武器——大众传媒,而这些有识之士们也非常有效地运用了这个武器,通过这个武器,争取到了主宰社会思潮的公共话语权力,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改良维新的主力军。可以这样说,没有大众传媒的发展,就没有维新派在全国上下的影响,就没有宣传改良、推进维新的良好形势,也就没有声势浩大的维新改良运动。因而这一“阅读革命”兴起，不仅有力的传承了中华民族勤学习、爱读书的良好传统，而且为政治和社会变革培养了一批生力军。而最重要的是此次阅读革命的出现，使知识开始走下贵族式的神坛，走进平民生活，开启了知识流在下层社会流动的阀门，从而否定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定向思维模式，使得维新派所倡导的“开民智”成为可能。这样就激发了平民大众对新知的渴望与需求，也就使民众增加了为挣脱封建统治者愚民思想控制的可能性，这些都为日后处于边缘性的中低层革命群体的觉醒与壮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北京在晚清“阅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晚清时的北京成为新旧思想和新旧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的主战场乃势之必然，正如康有为所言：“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大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⑭因此，北京在晚清“阅读革命”中的作用尤其突出。

晚清的北京在“鸦片战争失败的赔累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冲击下，致使这个‘首善之区’的衰败景象更为鲜明”⑮。但是衰败之中往往伴随着新生事物的萌发，北京借助其自有的独特优势，使一大批英杰志士聚集于此，并在这里进行着聚拢发酵。

早在19世纪中期，北京已经出现过开“经世致用”新风的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黄爵滋等人的交往过从活动，他们互相砥砺切磋，针砭时弊，共谋补救之法；到后来一些早期维新人士如陈炽、康有为等居住北京，编书献言，为维新变法开始做准备。

外国人的活动也为“阅读革命”在北京发为风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就有英美传教士的活动，比如英国的雒魏林和美国的丁韪良等，他们不仅传教，而且办医院、建学校等，为了传教的便利，他们逐步使教堂、医院、诊所、学校等如网络般分布于北京各地，这又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北京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某些传统观念造成冲击，为以后中国的变革注入了催化剂，也为晚清“阅读革命”在北京的到来起了一定的孵化作用。比之前两位，英国人赫德对北京近代化的影响则更大更深。再加之外国公使的进驻北京，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先进技术信息，这无疑会对北京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及其对西学知识的吸收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而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西方科学在北京传播提供了基地，这里不仅教授西学和外文，而且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肩负译书的任务，这对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更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懂得近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以及外语和外交人才。这些都为北京地区在晚清“阅读革命”中发挥主体作用奠定了基础。另外尽管北京顽固守旧势力强大，正如所谓的“洋务于京，较之外省为尤难”，⑯但是在奕倡导和推动下的洋务运动在北京还是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开办京师同文馆、支持《万国律例》的翻译并将之分发各通商口岸、派遣首批留学生并使其回国要在北京逗留一段时日。这些都必然增加北京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知识的接触，具有在京师尤其是其上层社会中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激烈争论，更是在北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另外，北京自元朝就有群众自发组织学术性社团的历史传统，这使得近代群众性学术社团的设立发展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1895年，以“布衣上书”未成的康有为借助甲午战败，群情激愤的机会，联名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一千余人上书请愿，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众人签名呈递于都察院。在这封万言书的具体建议当中，康有为首提办报之重要：“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以观物价，琐之可以见上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⑰之后不久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中提了“设报达聪”的建议，并建议购买各种外国报纸，以便通悉敌情，周知四海。在康有为的这种急切呼喊和奔走联络下，维新人士很快投入行动，亲力亲为开展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开办书局等各种活动，北京的“阅读革命”开始成形。

康有为等遂“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事厚蓄其力，以为他日之用”⑱为宗旨，在1895年6月开始着手在京办报，到8月时《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和麦孟华担任编辑，并雇卖京报者随宫门抄免费赠送给京师官绅。这样使得“朝士乃闻日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⑲。期刊发行数量最高时达到3000份。由此可知，报刊已被维新派有效利用，并起到聚合力量和加速运动的作用。之后于9月在京设立第一个学会——强学会。其主要任务是译书办报、开办图书馆、集会宣传演讲等，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和进一步聚拢变法力量。伴随着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来的瓜分狂潮，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又上书皇帝、广组学会，极力宣传维新变法，结果康有为上书终到皇帝之手并得嘉许。在面见皇帝时，康有为特意强调“推广学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⑳的问题。在上书取得成果的同时，创办学会等活动也是成绩斐然，到“百日维新”开始前，北京已先后成立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以保国会的规模为最大，影响力也甚为深远。这些学会的创立及其活动，再借助“圣恩”的光照，逐渐唤醒人们，并引发社会对此的更大关注与投入，从而使得维新变法日益走向高潮，晚清“阅读革命”也与其结伴而行。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之下，北京在阅读内容和阅读主体方面已经有了质的突破，尽管在顽固势力极为强大的北京，新生势力犹如被控之士，四面楚歌。但康有为上清帝书在京城的广传、维新报纸的宣传、学会的集会演讲鼓动等已使新生思想广播于人心，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京人关注时政、关心国事的阅报习气蔚然成风，正所谓“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舍其兔园册子贴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也。”㉑他们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传播权利的种种限止,特别是在京城办报,这是近代传播对禁区的一大突破,是近代传播在封建话语中心取得一席之地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为即将到来的近代传播的大发展拉开了序幕,为改革派们继续利用报纸向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开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为近代大众传媒话语权力的形成提供了一股强大的支撑力。“阅读革命”之势头甚为可观。

正因为众多大小京官的极力帮助和赞助，维新派的变法思想才得以发展成政治运动，并在北京形成高潮。但是正因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及其高潮的到来，才使得北京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并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而正是这一群体，使得京城风气大开，民众对新知的吸纳如饥似渴，“阅读革命”才显嘉绩之效，而且也开了北京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性群众运动的先河，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五四运动的勃发正是受益于此。

从某些方面来说，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所收之效无不与其相伴随的阅读革命紧密相关，可以说是起于北京的维新变法运动为晚清“阅读革命”在北京的华丽展现提供了出场的机会，不过“阅读革命”的播撒新知、启迪民智、鼓动人心等又进一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向前发展。除此之外，北京新兴知识群体的出现也是得益于这场“阅读革命”疾风暴雨般的洗礼，这使得这一群体没有因顽固势力的血腥镇压和戊戌维新的失败而消亡，反而伴随着历史潮流的波动而日趋壮大，并发挥着他们所应有的作用，承担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高尚而重大的使命。另一方面与“阅读革命”相伴随并为“阅读革命”创造条件的报社、出版社、学会、新式学堂等，也从“阅读革命”中深受益处，“阅读革命”为这些新式机构创造了一大批急切吸纳新知的读者群体和学习人群，使得这些机构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正是所谓的需求创造市场。而这一批新式机构的发展，也是后来革新运动所得以借助和承袭的历史遗产。不过晚清“阅读革命”也因救亡的紧迫性而使得政论性文章的狂势崛起压倒了先前以普及知识为目的的报纸阅读，这使得对于西学新知的正常学习受到了影响，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知识的传播上落伍于法政类知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且对当时一直到后来的反智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北京这种政治气氛浓厚而又保守势力甚为强大的地区，晚清“阅读革命”受政治影响，起伏较大，并且救亡压倒求知的取向更甚。不过，总的来说，北京在晚清“阅读革命”中的亮丽表现，还是对北京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有待学界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

注释：

①这一部分作为本文的引语，在作者的其他文章中已经有过相关表述。

②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版，第5页。

③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版，第16页。

④唐小兵：《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37-38页。

⑤转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岳麓书社2012年2月第1版，第89页。

⑥蒋晓丽：《传者与传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9月，第27卷第5期。

⑦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

⑧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版，第63页。

⑨文明国：《梁启超自述.1873—1929》，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50页。

⑩张之洞：《劝学篇.阅报》，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47页。

⑪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67页。

⑫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267页。

⑬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431页。

⑭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四册：《康南海自编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⑮曹子西：《北京通史.第八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⑰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2版，第:86页。

⑱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0页。

⑲梁启超：《发刊词》，《革新报》第1期，1904年6月27日。

⑳曹子西：《北京通史》（第八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页。

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