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创作

王 彬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 273165）

陈淳（1155—1219），字安卿，漳州龙溪人，世称北溪先生。在朱熹的门生当中，陈淳与黄并称，是比较有名的，本传可见《宋史·道学传》。在陈淳的一生中，他捍卫师说，排斥异见，与陆九渊之心学势同水火，四库馆臣用“坚守师承不失尺寸者矣”来形容陈淳。因为与朱熹的关系，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陈淳的理学思想对朱子学的诠释与建构上，换言之，对陈淳哲学成就的关注远胜于对其文学成就的关注。诚然，陈淳作为正统的理学家是不够重视文学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四卷诗歌传世，笼统算来，至少有200余首，在数量上还是相当可观的。

四库馆臣在《北溪大全集提要》中这样评价陈淳：“其生平不以文章名，故其诗文皆如语录。”[1]P501这在某种意义上，实则是否认陈淳诗文的文学性。以实论之，陈淳的诗歌的确造诣不高，艺术性较差，但这种平易浅俗的诗歌又如四库馆臣所说，“儒家实有此一派，不能废也”。毫无疑问，理学家陈淳的诗歌应归入宋代的理学诗派里。本文将陈淳的诗歌放在整个理学诗派的大背景下，具体地总结一下他的诗歌创作。

四库馆臣的评价对陈淳诗文的文学性多少含有贬义，但元人王环翁为《北溪大全集》作的序中却充分肯定了陈淳的诗文创作：“读先生之文，当如菽粟布帛，可以济乎人之饥寒。苟律以古文驰骤，连篇累牍，风形月状，能切于日用否？”[1]P 502陈淳的诗歌，不讲格律，不重辞藻，但“切于日用”。“切于日用”可以说是陈淳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儒学自古就讲求“切于日用”，“切于日用”是整个儒学的特征。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新形态，理学同样注重“切于日用”，这一精神反应到诗歌的创作与鉴赏上，王环翁对陈淳诗文的肯定就极容易理解了。拿“切于日用”来形容陈淳的诗歌，确乎显得宽泛而不精确，若再进一步，陈淳的诗歌是浅俗的，是质实的。但被称为“如语录”的陈淳诗歌，其艺术性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本文不分析陈淳诗歌的艺术特色，而将注意力转移到陈淳诗歌的内容上。

从内容上分析，我们可以窥见陈淳诗歌的创作主题，理学诗派的创作主题很多，如北宋几位理学家的“乐”意主题，天地与我为一主题等等[2]。陈淳的诗歌在内容主题上与邵雍、程颢乃至朱熹都是不尽相同的，从中可以看到陈淳诗歌创作的真正特色与个性。概而言之，陈淳的诗歌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充实的性理内涵

陈淳的诗歌“切于日用”，也就是说，陈淳的诗歌与实用性的目的直接挂钩。那么，陈淳用诗歌具体做了些什么呢？首先，陈淳是个理学家，而且是程朱一系非常正统的道学家，陈淳讲说他的理学，不仅通过解经、注释，还通过诗歌来说“理”。程朱理学是性理之学，陈淳用诗歌来说“理”，因此他的诗歌有了充实的性理内涵。

陈淳上承师说，以“理”作为宇宙的本体，天之“理”降落到人身上为“性”。陈淳为羽翼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阐发师门的性理之学，作有《北溪字义》。在学术史上，陈淳就是以《北溪字义》著名的。《北溪字义》内有对“性”字的诠释，且看：

性即理也。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3]P 6

紧接着这段论述，陈淳又开始具体分析“性”：

其大目只是仁义礼智四者而已。

仁义礼智为“性”之大目，这是宋儒阐发《孟子》的性善说得来的，而这四个大目也是理学中的四个重要的概念范畴。对这四个概念，陈淳分别有吟咏：

仁人之安宅，在心本全德。要常处于中，不可违终食。（《仁》）

义人之正路，中实存羞恶。要常由而行，不可离跬步。（《义》）

礼者人之门，节文自中根。所主一以敬，出入无不存。（《礼》）

智者人之烛，于我非外铄。清明本在躬，无容自昏浊。（《智》）①

其实，陈淳的这些性理诗完全可以与他的《北溪字义》相参照，即以“仁”字为例。《仁》诗中说：“仁人之安宅，在心本全德。”而《北溪字义》在“仁义礼智信”一条中有专门对“仁”的训释，其中有言：“专就仁看，则仁又较大，能兼统四者，故仁者乃心之德。”[3]P18这句话可以与引诗做对比。当然，诗歌限于字数，不可能有详细的论说，《北溪字义》论说得自然更详细，但二者的思想内容却是一致的。

上引的《仁》、《义》、《礼》、《智》四诗出自陈淳的《闲居杂咏三十二首》，这三十二首诗歌皆是对理学重要范畴的吟咏，又如《孝》、《悌》、《忠》、《信》等，其性理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陈淳《闲居杂咏》的写作，有其师承上的渊源，朱熹作有著名的《斋居感兴二十首》，陈淳的《杂咏》与朱熹的《感兴》都是标准的性理诗。关于这一点，王环翁在《北溪大全集》的序中已说：

《字义》，《近思录》也；《杂咏》，《感兴诗》也。[1]P502

王环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陈淳谨守师承，著作皆得朱熹之传。《字义》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北溪字义》，《杂咏》与《感兴诗》正是我们现在说着的《闲居杂咏》与《斋居感兴》。

比较朱熹的《斋居感兴》与陈淳的《闲居杂咏》，二者在吟咏性理上虽然相同，但诗歌达到的艺术水准却大不一样。朱熹是南宋理学诗人中的一大家，他在诗歌创作上的造诣远非陈淳所能比拟，因此他的《感兴诗》更玄远而有“诗味”，现将这师徒二人各自的咏“心”之作拈出，以供观察：

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凝冰亦焦火，渊沦复飞天。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珠藏泽自媚，玉韫山含晖。神光烛九垓，玄思彻万微编今寥落，叹息将安归？（朱熹《斋居感兴·其三》）[4]

心为形之君，所主一身政。持养常清明，百体皆顺令。（陈淳《闲居杂咏·心》）

不难看出，陈淳的诗作的确更像“语录”，在艺术性上比乃师之作差远了。

朱熹存诗一千多首，“他的诗歌创作也为后世留下了两个遗产：一是以诗演绎理学思想的性理诗；另一则是基本属于文人诗歌传统的吟唱”[5]。若分析陈淳与朱熹在诗歌上的继承关系，陈淳显然只继承并发展了朱熹诗歌中的一个方面，在陈淳的诗歌中，绝少看到“文人诗歌传统的吟唱”，纵使有之，它的抒情意味已大大降低，陈淳所抒之情，皆是“性情之正”。朱熹诗歌中的离愁别绪、山水情趣以及对田园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在陈淳诗歌中难以见到。如果说朱熹在努力调和“文”与“道”的矛盾，竭力为诗歌留下独立生存的空间，陈淳则将诗歌基本上视为理学的附庸之物。这是陈淳诗歌远不及朱熹诗歌的原因之一。

陈淳诗歌中的性理成分很浓，不仅仅表现在《闲居杂咏》这类纯粹的性理诗上，举凡酬和、题壁等诗，皆可以看到性理之学的影子，如《寓严陵学和邓学录相留之韵》：“道为贤候讲泮宫，渊源程子及周翁。路开正脉同归极，川障狂澜浪驾空。珍重前廊浑气合，提督后进要心通。圣门相与从容入，矩步规行不用匆。”此诗中提到的“渊源程子及周翁”，是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即“师友渊源”；其他诸句也包含着陈淳的理学思想，从事于圣学，规行矩步，不必匆忙，正是说为学当有次第，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总之，陈淳将诗歌作为其阐述理学思想的一种工具，这种实用性功能，使他的诗歌有着浓重的性理色彩。

二、深刻的自省精神

宋代理学是性理之学，又叫做“内圣之学”，为了成圣，心性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到理学当中的功夫论。朱熹的功夫论渊源自程颐，主张涵养与致知并行。从总体上来说，涵养须用敬，但具体说来，涵养的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其中，内向的自省是一条重要法门。在先秦儒学中，自省就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曾子的名言可以为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②陈淳的诗歌“切于日用”，“日用”之一即是把诗歌当成了自我反省的工具。

自省是个宽泛的概念，主要是指内向的自我检查，在这个内向的自我检查之下，又可以再详细区分不同的心理过程。曾子的三省是反省自己有没有错误，如果有了错误，那就须要“自讼”。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孔子的感叹，使后世学人知道自讼是一项优秀的品质。陈淳把诗歌当成了自讼的工具，请看他的《自讼》诗：

气一志以动，志动气益狂。辗转互攻击，其端何有穷。哲人动知几，清明常在躬。私欲绝微萌，天真湛流通。表里皎如日，一隙无暧日蒙。

陈淳写作此诗自讼，大概是因为他反省到了自己仍有“私欲”，未能达到圣人的清明状态，所以他写作此诗，用圣人气象激励自己。

自讼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完整的心理过程中，自讼只是初始环节。在理学家看来，仅仅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是不够的，认识到之后，必须改正。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孔子的教诲不可不听，因此在自讼之后，紧接着的，是自箴、自戒、自劝。陈淳曾经“失言”，为此，他作了《失言戒》：

言者身枢机，兴戎亦出好。既正且中节，吉祥以类和。正苟发不中，忤物立招祸。不可言而言，父子戒勿道。言轻则招忧，子云亦辨早。龙门有明箴，恳恳岂欺我。尔素重所出，胡兹失太果。策驷非难追，噬脐悔自蹈。从今臭不同，谨谨三缄默。

在此诗中，陈淳先论说了对“言”的认识，并征引了古代贤人的观点，然后反省自己言语失之“太果”；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陈淳发誓，以后再遇到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务必要三缄其口。由此不难发现，这首诗就是一个完整心理过程的体现。

有时候，陈淳没有犯直接的错误，但他想到圣人的境界，并反省自己与圣人的差距，他就如有了过失一般，痛加自警，自己警告自己，自己鞭策自己，自己鼓舞自己。这一特点可集中反映在陈淳的《隆兴书堂自警三十五首》中，试举三例，以见一斑：

二程十四五，即为圣人徒。汝年已蹉跎，得无警觉乎。

古人用功处，步步最缜密。胡尔大阔疏，践履无其实。

器局事宏大，心期勿卑污。俗士不必效，汝为君子儒。

在上面三诗中，陈淳想到前代贤人、圣人的风范，不胜景慕，又联想到自己的不足，于是禁不住写下了这些自警诗。在陈淳的诗歌中，陈淳的自警诗不唯那三十五首，此外还有不少，如《警惰》、《警滞》、《警懦》、《四十》、《存心》等等。也就是说，陈淳以诗歌自省自警，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除了上述的自讼、自戒、自警以为，陈淳内向的心理活动还有一种自广。自广，就是自我安慰。从陈淳的诗歌中可以得知一个趣事，陈淳这位大理学家，知识渊博，却与邻居相处得不好。据陈淳的意思，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邻居太不肖、太霸道，总是欺负他。遇到这种情况，陈淳难免心里郁闷，这时候他需要用诗自广。先看邻舍的横逆：

茫茫薄俗沸蚊蛆，礼义全无一点馀。只得杜门对圣贤，专来教子读诗书。千般横逆休干己，一切是非无问渠。若救乡邻为被发，风波转起挠吾庐。（《邻舍横逆》）

“横逆”一词可见于《孟子》，孟子主张遇横逆则自反。自反即自我反省，陈淳遇到横逆，自反之余，就借古代的贤人自广，如在《遭族人横逆》里，陈淳说：“颜子有犯不之校，胸怀洒落冰雪融。孟轲横逆必自反，律己程度严秋霜。”所以陈淳劝告自己要向颜子、孟子学习，不跟小人一般见识。这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还可见于《横逆自广三绝》，现抄录一首，以见陈淳是如何自广的：

汤文事小岂为迷，物我从来绝町畦，胸次动然天地阔，本无南北与东西。

以上分说了陈淳的自讼、自警、自广等诗，这些内向的心理活动皆可归结为自省，由此可见，陈淳诗歌中的自省精神是非常深刻的。这种自省式的诗歌需要格外注意，文学理论上所说的“潜在读者”就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预期的读者。一般情况下，“潜在读者”都是别人，陈淳这类自省式的诗歌，“潜在读者”则是自己，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汝”、“尔”等称呼的频繁出现，这些“汝”、“尔”指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在诗学史上，汉代诗学提倡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特别是“主文谲谏”[6]P29，“潜在读者”是外在的，甚至就是在上位的帝王。宋学与汉学不同，汉学重“外王”，宋学重“内圣”[6]P7。这种内圣的理学反映到诗歌上，“潜在读者”就应该是自己，诗歌不再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是自我修养的工具。陈淳这些自省精神深刻的诗歌是理学中的功夫伦在诗歌上最直接的体现，陈淳之前的理学诗人，包括周敦颐、邵雍、程颢、朱熹等人，他们的诗歌中并没有陈淳这类自省式的诗歌，因此，关注理学诗派，陈淳的这类诗歌值得重视。

三、饱满的教育热情

从儒家创派之初，教育与政治是并驾齐驱的，二者在儒士的世界中是相当重要的。孔子是彪炳青史的教育家，陈淳的老师朱熹也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陈淳一生仕宦的时间极短。据《宋史》载，淳只于晚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但“未上而卒”，享年六十五岁[7]。因此，陈淳的一生多是闲居乡间，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作为儒士另一个重要方面的教育自然受到重视。这体现到陈淳的文学创作中，就是他的诗歌饱汉着教育热情。

在教育史上，陈淳凭借他的《小学诗礼》而小有名气，此诗与朱熹的《训蒙绝句》一道被视为宋代训蒙诗的代表作，如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就援引陈淳的《小学诗礼》为例：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笔者按：亦即《训蒙绝句》）、陈淳的《小学诗礼》等。[8]

《小学诗礼》是陈淳为训蒙而作，全诗有数十首，皆浅显易懂。朱熹主编有《小学》，以与《大学》相对，陈淳的《小学诗礼》其实是根据朱熹的《小学》加以创作的，与《小学》相为表里。为展现《小学诗礼》的风貌，谨举二例：

凡子事父母，鸡鸣咸盥漱。栉总冠绅履，以适父母所。

及所声气怡，燠寒问其衣。疾痛敬抑搔，出入敬扶持。[9]

须要注意的是，陈淳的蒙学著作远远不止《小学诗礼》，元人熊大年在辑录他的《养蒙大训》时挑选了陈淳的三部著作，其中之一是《小学诗礼》，另两部是《启蒙初诵》（一名《经学启蒙》）与《训蒙雅言》（一名《初学经训》）。《启蒙初诵》是三言的，《训蒙雅言》是四言的，这是根据幼儿学语之能力专门设计的。陈淳为二书作前言，曰：“予得子今三岁，进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此，陈淳自己写书给他的儿子看，这是陈淳蒙学著作的起源。同时，陈淳又说：“同志有愿为庭训之助者，亦所不隐也。”[1]P 624这句话透露出，陈淳写作蒙养读物，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教育，也是为了别人。

陈淳的家庭教育在他的诗歌中最明显的体现是《榘子名字义》，陈淳之子名陈榘。陈淳以《北溪字义》出名，他本就善于解释字义，他借着给儿子讲解“榘”字的意义而进行教育：“小子尔定孙，来前吾语汝。尔今既加冠，盍以成人遇。今尔名以榘，字尔以方叟。告尔名字义，尔其敬听受。榘所以为方，是为法度器。极天下之方，不能外乎是。”由于全诗较长，不便全部征引，承接上面的开头，陈淳接着教训陈榘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一切以礼法为“榘”，不可逾越，最后陈淳又让儿子能够自省，原诗为：“称名惕自省，闻字肃反观。斯义无尔愧，服膺常拳拳。”

陈淳以诗歌教育儿子，除上引《榘子名字义》外，还有《示儿定孙二绝》等。像陈淳撰写《启蒙初诵》《训蒙雅言》原是为了家教，但二书同样志在为他人所用，陈淳的训子之诗，也可以用来训导其他儿童，《训儿童八首》就是如此，既可以家教自用，也可以作为普遍的训蒙读物。《训儿童八首》与《小学诗礼》在风格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多标举古代贤人，以激发儿童的“希圣”之心，如“贤哉颜氏子，陋巷独幽居。箪食与瓢饮，萧然乐有余”（《颜子》）。

除了家教与蒙养教育，陈淳在教育方面最著名的活动当是讲学严陵。嘉定九年，陈淳应邀到严陵讲学，为此作有《严陵讲义》四篇，分别谈论理学的“道学体统”、“师友渊源”、“为学次序”及“读书节目”。在严陵讲学期间，陈淳多有诗作存世，这些诗作也充斥着他的教育热情，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谨所之赠王氏子》。此诗很长，全诗表达了陈淳很多教育思想，现择其尤者之句录于此，以作一斑之窥。“在子则太早，恐非其所宜。去圣嗟已远，名家好相持。师者每异户，友焉亦多歧。志稚未坚定，焉保无转移。”“小学极纤悉，无非固骸肌。洒扫进退间，三千其威仪。”“大学入德门，纲条备无遗。开端在格物，大当致吾知。”……全诗有对王氏子的忧虑，怕他出门游学，反而误入歧途——须知，当时陆学很盛；又有对理学为学之道的全面阐释，这是典型的教育诗。最后，陈淳希望王氏子能听从他的教诲，“於乎王氏子，念我谨所之”。

总观陈淳的一生，从其居家课子，到外出讲学，诗歌成了他施教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在训蒙诗上体现得最明显。也因此，陈淳的诗歌弥漫着教育的气息。

在上述三个大方面以外，陈淳还有一些唱和诗。唱和诗自元、白酬唱之后很流行，在宋代尤其如此。因为是唱和，多是应酬之作，陈淳的唱和诗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所以本文未做介绍。陈淳还有几首咏物诗较有风味，但数量太少，所以也未作特别关注。总而言之，本文主要强调了陈淳诗歌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在“切于日用”这一大原则之下形成的，由于陈淳理学家的身份，既重性理，又重修养，又重教育，所以陈淳的诗歌有着充实的性理内涵、深刻的自省精神与饱满的教育热情。陈淳的诗歌反应了理学诗派的某些共同特点，又有自己的个性，对其略做总结、研究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注释：

①本文所征引的陈淳的诗歌，除《小学诗礼》外，皆据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以下再引《论语》，仅注篇名。

[1]陈淳.北溪大全集[A].四库全书（第1168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王培友.论两宋“理学流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文化研究,2011,（01）:68-80.

[3]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朱熹.朱子全书（第20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360-361.

[5]石明庆.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3

[6]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790.

[8]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22.

[9]熊大年.养蒙大训[A].丛书集成续编（第61册）[C].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8: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