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范式流变与法学教育模式

蒋云贵

(长沙大学 法学系，湖南 长沙 410022)

引 言

当前法学教育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莫过于教育模式的选择，学界观点犹如百花齐放，各执一词，概而观之，主要有职业教育[1]与通识教育[2]之争；①不过也有学者主张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参见霍宪丹：《法律职业的特征与法学教育的二元结构》，《法律适用》，2002年第4期，第9-11页。又见李龙：《我国法学教育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中国高等教育》，2002年第7期，第14-15页。又有经验教育和理性教育之分；[3]更有学者认为法学教育模式定位并非一个重要的问题，它受制于一些宏观因素，并非一个法学院规划决策可以解决的问题。[4]我们认为法学教育模式应该取决于法学研究范式，因为法学范式解决了法律的功能和目的问题，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应适应实现法律功能和目的的需要。

一 由报应主义到规范主义：法学教育萌芽

原始社会时期和奴隶制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人类还处于淳朴的习惯和习惯法时代，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成为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唯一信条，因果报应成为原始习惯和习惯法的基本法律思想和理念根植于人们的意念深处，并以成文形式散见于当时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和制定法之中。基督教义《圣经》（《出埃及记》）首创“同态复仇原则”：假如造成任何伤害，你将“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足还足，焚人者焚之，伤人者伤之，笞人者笞之”[5]。“牛若触死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6]“同态复仇原则”传承下去，在后来的伊斯兰教教义《古兰经》、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摩奴法典》，甚至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和古罗马早期《十二铜表法》规范中，均不乏相类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