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与话语权的选择—— 《莽原》周刊的缘起与莽原社的形成

□张 勇，陈 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因其小说和杂文创作而引人注目，事实上，鲁迅创作的大量杂文得益于他致力于编辑和创办的期刊。“鲁迅一生编辑过的刊物共有十九种之多。”［1］留学日本期间创办的《新生》因各种原因以失败而告终，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参与《新青年》、《语丝》等期刊的编辑出版活动，直到1925年4月24日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正式创刊，作为鲁迅实践编辑思想与办刊方针的第一个刊物，他非常重视《莽原》的编辑与出版，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鲁迅常常提及近来因为编辑刊物的事弄得疲惫不堪，原因在于除了自己要撰稿外，许多来稿还得亲自动笔修改。《莽原》时期，鲁迅发表了《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KS君》等重要杂文，他的小说《弟兄》、《铸剑》和《奔月》以及《朝花夕拾》集子里面的文章都曾发表于《莽原》。《莽原》为鲁迅早期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和杂文文类形成提供了话语空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自叙莽原社及《莽原》周刊的产生的原因时说:“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2］p88。根据鲁迅先生的说法，《莽原》周刊作为对《京报副刊》编辑群的不满而产生的刊物，却仍附《京报》发行，仔细探究个中缘由，其实是关于创办《莽原》周刊，鲁迅先生当时还在计划之中，而《京报》却仓促的刊登了出版广告，并把鲁迅先生编辑的刊物称之为改造青年思想的利器，虽然鲁迅先生后来又亲自撰写了一份《莽原》出版预告进行刊载，《京报》编辑部却妄加案语，更加导致鲁迅对《京报》编辑部的不满。颇为吊诡是，《莽原》周刊对《京报》编辑群的不满的产物，却仍能附《京报》发行，这与《京报》的创办者邵飘萍开放的办刊思想密不可分。邵飘萍独立自主的办刊方针是《莽原》周刊形成的前提条件，聚集在鲁迅周围的一批文学青年提供了人才，鲁迅对改革社会现状的思考与对当时期刊现状的不满都是《莽原》周刊的缘起与莽原社的形成原因。

孙伏园因抽稿风波愤而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一职，当时《京报》的编辑邵飘萍听说这件事后就来找孙伏园，准备在《京报》办一个副刊，“我觉得《京报》的发行量不抵《晨报》，日常不过三四千份(《晨报》近万份)，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先生却竭力主张我去《京报》，他说，一定要出这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3］p35在鲁迅的支持下，孙伏园接手《京报副刊》，果然不负鲁迅期望，由于孙伏园的组织和努力，《京报副刊》有了一个相对稳定，自成一家的作者群，如文学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许钦文、荆有麟等人。随着《京报副刊》的影响与日俱增，发行量也随之扩大，甚至一天出现增加两千户以上的订户，印厂不得不加班赶印，随时增加送报人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邵飘萍及时创办了二十多种副刊，涉及文学艺术、社会问题、经济研究、教育、语言文字等领域，适时扩大了《京报》的影响范围。孙伏园出于对《晨报副刊》的反击而答应编辑《京报副刊》，正是因为他出色的编辑实践使得《京报》能重振旗鼓。在孙伏园的编辑下，《京报副刊》一跃而起与当时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晨报副镌》并称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为了抢占更多的公共空间，掌握主导话语权，邵飘萍邀请当时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或社会贤达如鲁迅等知名人士一起主办刊物。同时他也大肆宣扬其开明自由的办刊宗旨:“邵飘萍办副刊，之所以坚持副刊言论自由，无须与京报一致原则，一方面是他始终持一种新闻观点，即认为报纸是‘社会公共机关’，是国民舆论机构，因此，‘社会各方面之思想言论无一致之必要’。同时也是为了扩展思路，‘乃欲使读者扩其思想眼界，勿为一方意见所囿，故必须发挥各团体思想言论之特色，以供读者之详参。’而最重要的，则是开辟新的阵地，为新文化运动鼓与呼，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鼓与呼，造成进步的舆论声势，以冲击反动的、腐朽的舆论氛围。”［3］p35《莽原》周刊作为《京报》附刊而非《京报副刊》，从而具有相对独立的自由的编辑思想及体例与邵飘萍“各种附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刊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附刊上参加一字”［4］p40的办刊思想密切相关。依附于《京报》发行而不必执行《京报》编辑者的思想的主导，依靠《京报》充足的经济实力支援，鲁迅和高长虹、向培良等能自由的实践着自己的编辑思想。可以说正是邵飘萍这样“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从事启蒙事业的”［5］p133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报人的影响，《莽原》周刊才得以有存在的前提条件。《莽原》除随《京报》附送外，还由《京报》增印了3000份，由北新书局和李少峰代卖，卖的钱即作为撰稿人的稿酬。《京报》为《莽原》周刊提供了实践场域，邵飘萍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之所以要创办《莽原》周刊，鲁迅后来回忆说因为有几位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文章不能在副刊尽量发表“所以另外创立一个周刊，附在《京报》上。”［6］p95鲁迅素来与青年来往密切。不仅对青年的创作进行悉心指导，还在生活方面给予青年有力的帮助。当时团结在鲁迅身边的青年有高长虹、高歌、尚钺、向培良、荆有麟、韦素园、苇丛芜、李霁野等人，高长虹自1925年与鲁迅结识后，深得鲁迅赏识，直到和鲁迅交恶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曾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可见他与鲁迅关系的密切。从生理年龄来看，这群文学青年中高长虹当时27岁、向培良20岁、章依萍25岁、韦素园23岁。他们都是刚刚步入社会的文学爱好者，在当时北京文学传播的公共空间尚无立足之地。高长虹本来有出国的打算，曾经试图求援于孙伏园，迫于窘困只得作罢，而韦素园等人则常被迫卖文和典当衣物以解断炊之虞。这群青年很希望鲁迅出来“做点事”，他们想借鲁迅当时在北京出版界的名望希望获得一席话语空间，使得他们的创作能自由地发表，而就是这些刚踏上社会的纯真富于活力的文学青年，这群对黑暗现状的挑战者成了鲁迅理想中的破坏者。这正符合了鲁迅的想法，鲁迅不仅想自己编辑一个刊物的愿望，他对当时刊物的现状也不满意，他理想中的刊物应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实践为主，而当时的刊物如《京报》的有些周刊多载关于花草或旦角之类，已入于无聊庸俗一流了。于1925年3月间创刊的《猛进周刊》倒不失其勇，而谈论新闻政治的文字却又太多。加之投稿到报馆也很不顺畅，稿子投到报馆，能不能刊发多半要靠运气，鲁迅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糊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7］p471－472北京的出版物，使鲁迅真正满意的很少。因此，他决意自己动手编辑一本刊物，意在践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撕去旧社会的假面，打破“黑染缸”。有了战斗者和办刊的想法。《莽原》周刊就自然顺势而生。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当时被称为“语丝”主将，却仍然另外创办了一个刊物，除了上面提及的原因外，还与鲁迅与当时《语丝》的关系有关，鲁迅多次给许广平的信中表示自己只是作为《语丝》的投稿者而存在，并没有实质上的编辑权利，而且语丝同人每月的聚会鲁迅也一次都未参加，这自然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鲁迅与语丝同人关系的疏远，其实鲁迅与《语丝》关系颇为复杂，鲁迅虽然身为《语丝》的发起人之一，然而鲁迅对于人们给他的“语丝主将”的称号是很反感的，原因之一大概在于此:实质上《语丝》还是“他们的”。鲁迅曾经推荐几篇青年作者的稿件到《语丝》，最终无果而终，可见鲁迅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传媒的关系看，五四时期正因为有了《新青年》、《申报》、《语丝》、《莽原》等等大量报刊，知识分子才有了发言的阵地。“五四”先驱通过报刊杂志宣传自己的自由民主独立观念，鲁迅也正是通过创办《莽原》周刊实践“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编辑思想。《莽原》周刊的成立对于鲁迅来说，意义不仅在于是他编辑思想的完整实践，也是他批评话语空间开创的实践，虽然之前的《新青年》、《语丝》《京报副刊》等都是广泛意义上的鲁迅批评话语实践的实践场域，实际上，鲁迅对这些刊物是不太满意的。他理想中的刊物是专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职事，倡导一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韧性战斗精神，呼吁打破“酷烈的沉默”，让真的愤怒“像火山岩浆般地爆发出来”。“跟着《语丝》《莽原》的出版，鲁迅战斗的姿态，越来越显明起来。”［8］p472从莽原时期开始，鲁迅更深入地实践了关于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

莽原社相伴着《莽原》周刊的产生而形成一个松散的群体，并无统一的集社和宗旨，主要成员是当时团结在鲁迅身边的一群文学青年，这群青年有部分作为积极撰稿人而存在，随着《莽原》周刊的停办莽原社解体也在所难免，《莽原》周刊于1925年11月停刊，1926年1月，鲁迅再办《莽原》半月刊，改由未名社出版，遂与《京报》脱离了关系。同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后，《莽原》交给了韦素园编辑，莽原内部发生了“稿件风波”，向培良的稿子投到《莽原》半月刊未被主编刊发，随后高长虹写了一系列文章责骂鲁迅，导致了“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的交恶，最终《莽原》半月刊于1927年12月终刊。《莽原》周刊创办后，不仅发表本社同人的作品，而且也注重发表一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作品，先后发表了文炳(废名)的《河上柳》、静农(台静农)的《死者》、《铁棚之外》;许钦文的《老妇和少年》;刘梦苇的《竹林深处》、《倚门的女郎》、诗人朱大枏、章衣萍、景宋(许广平)等人的多篇作品。莽原的开放性为青年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话语表达的空间，培养了高长虹、高歌、向培良等有影响的青年作家，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果。《莽原》周刊虽然办刊时间比较短暂，然而《莽原》是新文学青年获取话语权与公共空间的一个典范，现代文学的产生与传媒紧密相关，而文学传媒的实质就是话语权的争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从争取‘公共领域’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角度来看，20年代的鲁迅更愿意通过报刊参与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9］p165值得注意的是，《莽原》是文学青年为了争取话语权而创办的一个刊物，它的解体也是因为莽原社内部成员之间为争夺话语权，这一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与传媒即公共空间与话语权的选择的范本，考察《莽原》周刊成立的原因，使我们对于文学传播的实质—公共空间与话语权有了深刻的认识。

［1］刘增人.论鲁迅系列文学期刊［J］.鲁迅研究月刊，2005，(10).

［2］刘运峰.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3］孙伏园，孙福熙.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孙氏兄弟谈鲁迅［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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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6.

［6］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7］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饶恕—鲁迅和他的论敌［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9］周海波，等.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